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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舞台照

今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同时也是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首演80周年。1937年8月至12月，曹禺随国立戏剧学校向后方撤退中滞留长沙。《蜕变》的材料就是曹禺在长沙调查伤兵医院取得的。据曹禺的老师顾毓琇记述：“中秋在长沙。长沙被日机轰炸。国立戏剧学院（校）余上沅、曹禺均滞留长沙。我与曹禺畅谈。当时曾告曹禺云：‘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也未必得胜；但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冬，我写《古城烽火》。曹禺写《蜕变》。后二剧皆在重庆公演。”

《蜕变》的酝酿时间长达两年，直到1939年冬，曹禺才开始动笔。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曹禺便写出了17万字的《蜕变》，很多台词写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

梁公仰 （怒目）怎么叫不可能？（像一只鸷鸟逼视一个无力的鸡雏，雷滚似地一气说下）你从上面一时领不来，你该找省内医药管理处；省内医药管理处要不来，你该找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弄不来，你要找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捐不来，你该求殷实商家；殷实商家借不来，你再托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喊。要！要！要！要我们的蚊帐！卡车！金鸡纳霜！哪怕这三件东西你要从地里面挖出来，你得完全办到，你才算完！

1940年初，《蜕变》定稿于四川江安。4月15日，四幕话剧《蜕变》由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从1940年至1945年，《蜕变》先后在重庆、上海、延安、北平上演，受到热烈欢迎。1940年12月16日，巴金为即将出版的《蜕变》作《后记》：

“我摊开油印稿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雷雨》是这样的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文革”前，曹禺六大名剧中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相继恢复上演，即使受冷落的《原野》在1957年5月也有过一次公演，唯独《蜕变》没有任何演出记录。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曾经建组排演《蜕变》，但中途夭折。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记载，1962年9月6日，《蜕变》剧组建组，9月22日，《蜕变》剧组听曹禺作报告。9月30日，《蜕变》剧组对词。10月8日，院长会议决定《蜕变》在1963年春节前公演。但后来有人提出这个戏是“为国民党宣传”。在10月31日的党委会和11月7日的干部会议上，讨论《蜕变》修改问题，最后决定由曹禺对剧本作较大的修改，排练暂停。针对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曹禺考虑作较大修改。1963年1月5日，北京人艺召开院务会、艺委会联席会议。会上，欧阳山尊转达周恩来总理不同意修改《蜕变》的意见。欧阳山尊说：“总理的意见不是随便提出的，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欧阳山尊向曹禺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请曹禺定夺。

周总理为何不同意修改《蜕变》，笔者查阅史料，找到了《蜕变》1940年公演时，周恩来对这个戏做出的评价。《蜕变》在重庆公演后，《新华日报》搞文化工作的同志对《蜕变》展开了争论。肯定的一方认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是爱国的，是对抗战的歌颂。否定的一方认为这个戏不应该赞扬，而应该批评，因为它歌颂了国民党。理由是主人公之一的梁公仰是国民党的视察专员，他一来整个医院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周恩来说：曹禺是个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他从抨击封建大家庭的题材一跃为及时反映沸腾的抗战现实，这反映了作者生活视野的日渐开阔。《蜕变》这个戏就具体地体现了作者政治上的进步。这个戏总体上是歌颂抗战的，作者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不错，剧中出现的梁公仰是一个国民党的专员，但这也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在实际生活中，国民党官员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坚持抗战的爱国志士。像冯玉祥、蔡廷锴、张自忠他们不是坚持要与敌寇血战到底的爱国将领吗？《蜕变》中歌颂了梁公仰这样的爱国志士，这对我们争取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积极投入抗战是有益的，对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有利的。

当年，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新华日报》多次发表了推荐《蜕变》的文章。但时过境迁，1962年的政治气候，周恩来不便于明确表态支持北京人艺原汁原味上演《蜕变》，只能提出不同意曹禺修改剧本。曹禺听了周总理的意见，未对剧本作修改。曹禺不改剧本，《蜕变》的排演因此被搁置，演出计划中途夭折。笔者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周恩来不同意修改《蜕变》，曹禺很有可能让剧本里的视察专员梁公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医院进行整顿，让丁大夫的儿子丁昌去投奔解放区。因为曹禺自称梁公仰的原型是共产党，丁大夫的材料大体取自白求恩。但这些都是1949年以后曹禺的解释。曹禺在江安写作《蜕变》的时候，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1939年冬，在剧本里出现共产党和解放区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尽管曹禺当时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心存敬意，对共产党人有好感，而且在剧中出现了贺绿汀词曲的《游击队之歌》，但曹禺创作《蜕变》主要来自内心深处朴素的民族感情，并没有明确的革命目的。1950年以后，曹禺主动修改过自己的剧本，让《雷雨》中的四凤没有死，鲁大海领导的工人罢工胜利。让《日出》中小东西也没有死，被救出妓院。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阻止，《蜕变》一定会被加上一条大大的“红线”。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重庆市话剧团排演《蜕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恢复上演《蜕变》。一年后，1986年11月1日，北京人艺《蜕变》剧组建组。1987年1月23日，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公演《蜕变》,导演方琯德。方琯德是曹禺的学生，曾参加1940年《蜕变》的首演，在剧中饰演丁大夫的儿子丁昌。《蜕变》是方琯德在北京人艺导演的最后一个戏。笔者观看了1987年北京人艺版的《蜕变》，印象深刻的是狄辛饰演的丁大夫：

丁大夫 （温和地申斥，一半笑容）不要说了。（走到书桌，由抽屉里取出一沓钞票）这是九十块钱，昌，放在身上。

丁昌 （不肯接，似笑非笑地望着母亲）我不是跟你要钱来的。

丁大夫 （温和地瞪了他一眼）知道，你总是有理由的。（又走回丁昌身旁）这次我给你放在里面的口袋里，（手伸进他的棉袄里面，仰头望着他）万万不要再掉了。（摸着，眨眨眼）咦，这——是什么？（慢慢由里面口袋里掏出来）

丁昌 （不好意思，立刻抢过去）糖，——花生。

丁大夫 你几岁了，口袋里还放这些东西？

丁昌 （笑嘻嘻）这是前天下乡，我们跟老百姓开联欢会吃了剩下的。（不觉 坐在诊床上，把一粒花生丢在嘴里，其余的放在大衣口袋里）

丁大夫 昌，坐好。（仍将钱一沓一沓放入他的衣内）昌，钱在里面口袋。记着，左口袋放了一半，右口袋放了一半。

丁昌 （憨态）嗯，知道，知道。

丁大夫（把他衣服整一整）好了，昌，站起来让我看你一下。（丁昌立起，雄赳赳地）居然也像个小兵了。

曹禺的《蜕变》写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主人公之一的丁大夫刻画得尤为成功。狄辛的表演朴实无华，真挚感人。

演员顾威在《蜕变》中饰演梁公仰。梁公仰是曹禺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顾威的表演把人物朴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了，表现了人物朴实公道的品格。顾威回忆说：“我记得清楚的是，曹禺说我在剧中饰演的梁公仰，他当年创作的人物原型是董必武董老，方琯德也要求我以董必武为原型去塑造人物。”

《蜕变》

为何曾受冷落

在新中国戏剧史上，《蜕变》是个受冷落的剧目。笔者查阅史料，只找到了三条演出记录：1985年重庆话剧团版《蜕变》、1987年北京人艺版《蜕变》和1990年哈尔滨求索剧院版《蜕变》。北京人艺六十八年演出史上，1987年版的《蜕变》是唯一的一次演出。为什么《蜕变》没有成为保留剧目？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蜕变》作为抗战剧，它的时事性特点非常突出。二是我们过多解释剧中梁公仰的身份问题，影响了我们对于剧中人物和剧本的理解。1987年北京人艺排演《蜕变》时，依然有人在梁公仰的国民党身份问题上纠缠，关于梁公仰的身份，笔者赞同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的看法。童道明说：“像梁专员这样的人物，用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已经概括成了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人的形象。”

2020年3月3日，笔者通过微信采访顾威老师。谈到《蜕变》，顾威老师说：“《蜕变》并非演了就会丢了的戏，经历了这么多年，它依然有生命力。尤其在今天，它更有现实意义，彰显出现实主义戏剧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蜕变》的主题，八十年前曹禺在《关于<蜕变>二字》一文中写道：“戏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笔者认为，用现在的观点看，《蜕变》的现实意义就是它的爱国主义。正如全剧结尾的台词“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曹禺剧作演出史》

曹树钧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

2.《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