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年来，在中国文学领域中，乡土文学蔚为大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面临启蒙、救亡、改革的严峻历史大问题，还是面对有关个人生活的小问题，乡土文学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中国文学的实践和社会生活变革。……到了新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的全球化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北京与上海已然成为两个庞大的都市怪物，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逐渐形成，城市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空间。

更重要的当然并不是城市作为一个物质空间的扩张和乡土的逐渐衰退，而是城市化这一进程对中国人生存哲学、生活方式、自我认知的改变，正如路易·沃斯所论：“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最后，它指人群中明显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的变化。”城市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对世界、中国、自我的全新想象的基点。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叙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在即时性上与现实生活几乎同步，另一方面还具有可以借助想象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性，因此有关城市的文学叙事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类型的中国历史。

在漫长而庞杂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对城市的书写虽一直未成主流，却始终有着一条时隐时现的脉络。随着八〇后以及更年轻作家的成长，城市文学俨然已经开始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这个过程当然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崩塌和乡土文学逐渐式微。中国文学到了一个“改乡土换城市”的节点，对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叙事做一整体性研究，既有必要，亦有价值。

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叙事大体呈现为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两种路向和风格。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谈论中国的城市便只有北京和上海；检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北京和上海在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纠葛，已然超出了单纯的城市的意义，而成了两个包含诸多隐喻和内涵的象征物。不管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们的阐释，它们并行呈现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同时也当然是两种面对现代世界、构筑现代生活的方式。这两座城市，作为两个巨大的复杂文本，为整个中国提供着阅读漫长现代转型的可能，而这可能性中的一个，正存在于文学叙事之中。

基于以上双城带群城的城市现状，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叙事的研究，引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就成为一种必然选项。斯达尔夫人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论德国》等文章中，明确提出社会习俗、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形态的影响，并以此区分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丹纳也曾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些论断都是针对前现代社会的叙事作品而言，在这一时期，文学与地理学之关系，主要建立在文学与自然环境和文化习俗的联系上，而到了现代社会，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文学与城市之关系上了。对于现代人来说，城市不仅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环境，是第二自然，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乡村相比，城市对人具有更为明显和强烈的塑造功能，甚至有学者把城市看作是“锻造人的工厂”。

如果说，在本雅明的时代，城市的特性还表现为它与乡村的某种对立，并通过这种对立才确立了自己的形象，到了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城市似乎已经完全和乡村世界脱离，自成一体，并成为构成世界的主要物质空间。通过飞机、高速铁路等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各大城市之间的界限被消弭，它们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在文化层面，北京与上海的距离比北京与其郊区的距离更近。全球化最明显表征是城市的无缝连接，并由此实现了多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彼此流通互渗。这一点，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已经日益明显，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都市，和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大城市一起构成第一城市集群。而在中国内部，更多的城市又围绕着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形成第二层级的城市群落，乡土社会更多地作为城市的对应物而被提及。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现实，而且城市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其自身就是迈克尔·基思所定义的特别文本：“城市同时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所以是各种再现技术的产物；统计学建筑的积累，全景视野和地点占有，管理的客体以及迷恋与恐惧的时刻，所有这些都被以资本主义童话为重点的一个叙事凝聚在一起。”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展开，也就是中国的城市不断发展漫延、乡土逐渐收缩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基本路径，与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文学是这一转型的双向互动的结果。“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参见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城市叙事研究，就是把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做一定的对应，并且相信文学中的城市对于市民生活的重要性，二者形成了一种文学与地理的特殊关系。考察城市文学，在本质上是考察城市的一种特殊途径，它比其他方式更具优势。奈格尔·J．斯里夫特说：“考察城市就是要控制并维持其矛盾的方面：约束与可能性、和平与暴力、聚会与独处、相聚与分离、单调与诗意、蛮横的基本性与惊人的即兴创作。”这与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几乎一致，因为作家的目的就是通过书写，把城市塑造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实体，“它能控制许多形形色色且不断进行的处于紧张关系的规划，能包含无数不断变化的空间和时间，能容纳其他的可能性特征”。

因此，讨论城市文学不能单纯地采用传统的分析方式，而是有必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立足于文本，却能将触角伸向现实的城市，实现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的城市的同构。这是一种借鉴文化地理学而来的文学地理学，即城市文学地理学，它是由文学建构而形成的一种地理学，其本质是对文学文本与城市地理进行综合分析，而不是把文学作品仅仅视为一种“调查报告”或者“地理数据”，像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所论及的:

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一种社会媒体,本世纪人们的意识和信仰创造了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们所影响。它们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作品之间相互影响,阅读时要遵循它的常规,有时也可以打破这些常规。作品是在向读者诉说,因此也要涉及读者的期望和关注。……因此,文学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这些复杂意义的一部分。

需要引入“城市文学地理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城市空间被彻底改变，网络所设立的另一空间维度“是后地理的和后历史的，而且也创造出与我们日常生活之几乎所有方面的种种的杂交关系。这就是说，不仅人类事务被部分地转移进虚拟场景，而且我们的日常世界也将与虚拟的空间和时间发生难分难解的纠葛”（参见约西·德·穆尔：《赛博空间：后地理与后历史的新体验》）。

城市文学地理学本质上是对现代世界的空间的概括，有关城市空间的问题，诸多理论家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分析指出，城市/乡村这两个概念其实处于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所谓的城市（或乡村）的空间分野，不过是多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列斐伏尔则把空间看作是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随时面临着不断重组和改变的可能，它不是一种静止的事物或产品，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结果，等等。如果将这些空间理论引入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即会遭遇一个困境：如何进入文本中的城市？对这一点，米歇尔·德索托的认识可作为借鉴，他的《日常生活实践》正是建立在对都市中普通人的日常行为的分析之上的，特别是普通人的行走——这恰好可以在所有的城市文学中寻找到类似的人（无论是否本雅明意义上的漫游者），文本中的人物就此成了现实中市民的符号，他们的故事发展成了纸面上的行走。米歇尔·德索托说：

城市的普通实践者生活在“摩天大楼”下面，生活在可见性开始的门槛。他们的行走是城市经验的最基本形式。他们是行走者……他们的身体跟随着城市“文本”的肌理，在其中书写但无法阅读之。这些实践者时刻在利用不可见的空间；他们对这些空间的知晓正如手拉手的恋人一般茫然——好像他们组成一个喧闹城市的实践以茫然性为特征。他们移动并相互交织的写作网络创造出一个多方面的故事。这一由轨道的散碎成分与空间的改变构成的故事没有作者，没有观众。

德索托不但把城市看作是一个行走的实践者组成的文本，还揭示出这一文本组成的故事“没有作者，没有观众”，这正如文学人物对自己所存在的“文学之城”的茫然，但又因为文学文本的特性，我们恰恰可以站在这种“茫然”之外来理解文学和城市的问题。

在讨论城市叙事时引入“城市文学地理学”，并非要按图索骥般把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进行一一对照，而是想打通实在的和虚拟的地理空间，把二者统纳入“文本”的层面，从而能借助文学对城市的叙述，征兆性地发现和梳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及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嬗变。“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现代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引发的后果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的探究，对文化机体的灵魂的探究，必须寻求解答像大都会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的均等化问题。这样的探究必须回答在适应外部压力的过程中个体如何调节自身的问题。”（参见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也就是说，在现代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有关城市的叙事，其根本都是人在现代生活秩序中有关自我的疑问和回答，即文学对城市的表现，以及中国人在时空观念、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和建构等方面的体验及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