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个俗人，这一点从我对待窗外的风景可以知道。和女友马黛一起选房子时，她要选湖景房——“多好呀，可以一边做饭一边眺望湖景。”她无限憧憬地说。我不以为然，湖景有什么好眺望的呢？不就是一大池子的水。“水也好看呀，你想想，你煮着饭呢，煮着煮着，一抬头，哇，窗外就是‘滟滟随波千万里’吔！不美？你出着恭呢，出着出着，一转头，哇，窗外就是‘江流宛转绕芳甸’吔！不美？美得冒泡呢。”天哪！还绕芳甸！哪里有芳甸？楼盘一个连着一个，密密麻麻，除了狭窄的必要车道人行道，和用来区间的低矮灌木丛，中间连一个像样的草坪都没一个，还芳甸呢！“湖里还有凫呢！”“什么凫？”“呶！”马黛指了画册上的几只蓝绿羽毛相间的野鸭子给我看，我忍住笑，这个女人，连开发商做的宣传画册都信。她这是天真呢？还是其他？

果然，在我们住进来后，我们在湖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凫，别说凫，凫毛也没见过，倒是经常看见一两个矿泉水瓶子，或蓝色红色塑料袋，在湖面上一荡一荡地漂浮着。

当然，这是在马黛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眺望”到的风景，在我家是看不见的。那时无论马黛如何劝说，我都不肯买湖景房。湖景房要比其他房子贵上一千多一平米呢，一百二十平米，就要多出十几万，我觉得犯不上。而且我也不像马黛那样热爱看湖景。比起一成不变的湖景，我更情愿看对面人家的起居室，看起居室有点儿像看电视连续剧。当然，你不能指望看到《后窗》那样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希区柯克的惊悚电影，不是我们太平盛世的小区。起居室的画面，一般波澜不惊，和看湖水也差不多，十分单调。不过没关系，我把它当作纪录片看，像看《北方的纳努克》或《楚门的世界》那样。或者像看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那样。不过，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有时也是会有故事发生的。比如某天我就看到对面房子里的男人突然扇了女人一耳光。我激动得差点儿要把禹博士从书房里叫出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住满了文化人的小区，扇女人耳光这类事情，几乎和日食月食一样少见，差不多算奇观了。尤其那男人看起来还衣冠楚楚，那女人看起来还体面文雅，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是那种扇耳光和被扇耳光的人。他们发生什么了呢？我既激动兴奋又迷惑不解，恨不得马上和禹博士讨论分析一番。但我忍住了。他不是个能和我一起讨论这种事情的男人。我可以和他讨论对面人家阳台上的猫，也可以和他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恋爱时为了和他有共同语言，我是狠读过《理想国》和《对话录》的，这是他娶我的主要原因——“找一个可以谈柏拉图的女人，几乎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他说。但婚后我就不和他谈柏拉图了，什么“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什么“洞穴”和“影子”，远不如邻居起居室的一个耳光有意思。但他不这么认为。对他来说，看和谈论邻居家的事情这有违他做人的道德修养，也低级趣味——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看和谈论邻居家的猫就有修养，就不是低级趣味，但看和谈论邻居却没修养和低级趣味——对面人家养了只肥了吧唧的黑猫，特别懒惰，经常趴在阳台上一动不动，以至于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个黑垫子——我近视，不戴眼镜的话，是看不太清五十米之外的东西的。但有一天黑垫子突然活动了起来，我吓一跳，赶紧进屋拿眼镜戴上，原来是只猫呀！它围着一朵刚开的粉紫色绣球花转呀转呀，转个不停，我大叫书房里的禹博士：“嘿，嘿，快出来！”“干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皱了眉出来，但出来后也看得兴趣盎然，并且很愿意和我讨论“喜欢绣球花是这只黑猫的个性，还是所有猫的共性”这种问题。但他不肯和我讨论邻居，“这性质完全不同”，他一副“不可与语”的轻蔑表情。我批评他没有庄子的齐物思想——“既然可以看猫，为什么不可以看人？既然可以谈论邻居家猫的生活习性？为什么不可以谈论邻居的生活习性？你这是歧视猫，还是歧视人？”他一向受不了排比句的，认为那种语言风格太咄咄逼人，没教养，不文明，于是转身进屋懒得搭理我了。不过，虽然我在禹博士面前强词夺理，其实我也知道我这个爱好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在外人面前——即使这个外人是马黛，我也不想坦白。当她极力劝说我买她家门对门或楼上楼下的湖景房时，我只说“太贵了太贵了！”然后坚持选了小区西边离她家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非湖景房，那边最偏僻，也最便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耸耸肩。马黛没办法，只好悻悻然说，“也行，你可以到我家来看湖景。”

后来我确实隔三岔五地会坐到马黛家看一回湖景，倒不是我想看，而是马黛非要我去看，或者说是她家老蠹非要我去看。隔些日子老蠹就会怂恿马黛请我去她家吃饭——与其说是请吃饭，不如说是请做饭。老蠹喜欢吃我做的菜，特别是法式干煎鳎目鱼，还有芝士焗南瓜，还有酥皮洋葱汤。这几个菜本来是马黛的拿手菜，她喜欢买一些稀奇古怪的昂贵食材，且总是贵远贱近。比如猪肉，她不买本土猪肉，非要买西班牙猪肉，那种猪肉不论公斤卖而论克卖，像黄金一样。“有必要吗？”我问她。“当然有必要。一想到这些猪，曾经行走过西班牙，我就不禁心旌摇荡！”“天哪！你这个女人疯了吗？为一只猪心旌摇荡！”“你才为一只猪心旌摇荡！我这叫起兴你懂不懂？起兴！《诗经》里的文学手法。看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到西班牙的猪就想到三毛，想到《万水千山走遍》。你不觉得，吃一回这种猪肉，就好像读一回三毛？”“我不觉得，吃猪肉就吃猪肉，和读三毛有什么关系？”可马黛就是会把猪肉和三毛混为一谈的女人。按老蠹的说法，是“善于升华”的女人。马黛总能把吃喝拉撒升华到诗意的境界。吃喝好升华——可以买西班牙猪肉，可以用日本古色古香的“濑户烧”食器盛菜盛饭，还可以和《美国丽人》里的资产阶级女人卡罗琳那样，一边吃东西一边听古典音乐。拉撒怎么升华呢？马黛也有办法——住进湖景房后一边出恭一边看“滟滟随波千万里”的高级升华就不用说了，即便之前，我们住在桂苑的时候——桂苑是我们学校教工旧宿舍，简陋得很，这家和那家差不多，但马黛家就不一样，特别是卫生间。她家卫生间不像卫生间，而像别人家客厅，不仅摆放了花瓶，还铺了小方块有墨绿色藤蔓图案的土耳其地毯，还挂了古铜色金属框的油画。禹博士有一回饭后在她家用卫生间，回来后皱了眉问我，“为什么他们家卫生间要挂那样的画？”我大笑。这是马黛的幽默，或促狭。她在卫生间挂了一幅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禹博士后来再也没在马黛家拉撒。即使憋得再辛苦，他也要憋回我们自家的卫生间。

“我没法对着面包和苹果拉撒。”

我把这话说给马黛听，马黛笑得几乎岔过气去。

这是我喜欢马黛的地方，不论笑，还是哭，都奔放恣肆，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酣畅和气势。

我是个放不太开的人，“笑起来像紫甘蓝” ——甘蓝也就罢了，还紫甘蓝，马黛这么比喻，什么意思？她没说，我也不问。大概是说我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这是抱怨了。因为她在我这儿一向是畅所欲言的，包括她那些近乎羞耻的秘密。而我呢，即使两人处于袒裼裸裎的状态——偶尔会有那样的时候，比如一起在箱根泡温泉——我也是“尔为尔，我为我”的，这一点让马黛颇不满，她认为我对我们的友谊远没有她那么坦白和看重。

她这么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受伤，然后有意疏远我。我不解释，也不主动去找她。我一般任其自然。总是她先憋不住，隔不了几天，又来找我了。

不是我不看重和马黛的友谊，而是我知道，过于亲密的关系——不论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总是长远不了。

人是奇怪的生物，总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其实怎么可能呢？别说朋友，就是夫妇，到后来还不是各鸣各的，或者干脆不鸣了，像迪莉亚·戴维斯《伊尔恩太太的沉默》里的伊尔恩太太：刚结婚时“或许她太能说了一些”，到后来“她的句子越说越短”，到最后“慢慢的她什么也不说了”。

我不认为马黛比我更看重我们的友谊，我们只是个性不同罢了，她是那种喜欢“嘤其鸣矣”的女人，而我呢，正好反过来，不怎么喜欢鸣，更喜欢听别人鸣。

或许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朋友吧。

不然，两个人都鸣，鸣个不亦乐乎，最后肯定会鸣出问题来的。

法式干煎鳎目鱼以前我都没有烹庖过——别说烹庖，我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鳎鱼呢，我家经常吃的是翘嘴白和草鱼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鱼。但马黛对普通鱼没兴趣。她从不买草鱼什么的。“那是老戴爱吃的鱼” ——老戴是桂苑的门房，我们以前出出进进小区时，经常看到老戴低了头撅了肥臀在水池那儿洗草鱼。有一次我还和老戴切磋过红烧草鱼的作料问题，我一般习惯放生姜香葱小米椒，但老戴说放芫荽花椒味道更足。我后来试了一次，果然不错。这种时候如果马黛在，她脸上的表情就不太好看。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和这些人搭腔。“这些人”还包括小区裁缝铺的姚师傅，还包括生鲜店的陈姐。“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马黛说。这倒不是马黛势利，而是她天真，是林黛玉看不上刘姥姥那样的不通世故。也是，写“花谢花飞飞满天”的黛玉，和“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的刘姥姥有什么好说的？但我还挺喜欢和“这些人”说话的。从他们那儿，不单可以学到芫荽花椒烧草鱼更好吃，还能听到一些小区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生物系苏教授的女儿嫁了个新西兰人，那个新西兰女婿回国时不要苏教授精心挑选的有中国文化符号意味的檀木折扇之类的礼物，而非要扛个在婺源买的旧樟木箱子回新西兰。比如庄教授家又换保姆了。因为她家前一个保姆，故意把庄教授精心养的墨兰弄死了。兰花喜阴，庄教授明明交代了的。但保姆等庄教授一离开家，就故意把兰花搬到太阳底下去。大夏天的，几个大日头就把庄教授的宝贝墨兰晒死了。比起听教授们夸夸其谈学术或伪学术，我更喜欢听“这些人”说家长里短。

再说，怎么能不搭腔呢？“这些人”一看见我，总是“周老师周老师”叫得亲热。“路过小区门口时，你要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这样他们就不敢和你搭讪了。”马黛教我。她自己就这样，走起路来，笔直得像《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夫人。但我做不来。我从来不是个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走路的女人。

马黛烹庖鳎目鱼时我只在边上看过一回，看过一回之后我做的鳎目鱼就让老蠹叹为吃止了。“上邪！上邪！”他一边夸张地吃，一边看着马黛说。这是在揶揄马黛呢，他不是说马黛“善于升华”吗？所以故意把“天哪！天哪！”升华成“上邪！上邪！”马黛不理他。老蠹又去看禹博士——禹博士也在呢，我们聚会总是这样，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是四个人。只要老蠹在家，马黛就会说“让你家拓扑学也来”。她总是把禹博士叫拓扑学。因为他开了一门《哲学拓扑学》的公选课——说“开了”其实不准确，应该说“打算开”，因为那课一直没开出来，我们学校研究生院对老师开选修课有规定：那就是一门课如果没有三个以上的学生选，就不能开。可《哲学拓扑学》经常只有一到两个学生选，有时甚至是零个学生。对此他十分恼火，尤其在我的《文学与电影》课成为热门课后——热到什么程度呢？学生选课时要眼急手快，不然就选不上，因为我在选课人数一项里有上限要求，不能超过三十个，超过三十个以上的课堂，我认为差不多就是妙玉嘴里的“饮牛饮骡”了。“现在的学生，实在——实在——”实在什么呢？他生气不说了，不说我也知道，无非是说现在的学生不怎么样，良莠不分，妍媸不分。只想看看电影，混个学分，不想学习真正的学问。这些话他虽然在我面前没有说出来，但在其他场合比如马黛家，他还是说过的。我不和他争论。莠就莠，媸就媸，反正学生喜欢我的课不喜欢他的课。对此我还帮他支过招，谁叫我们是夫妇呢。“又是拓扑学又是哲学，学生怕要吃了豹子胆才敢选这门课吧？你改动一下课程名字如何？改通俗易懂一点儿的，到时换汤不换药，你该讲什么讲什么，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他们选了也不能去教务处退选，等到听了之后，发现是门好课，然后口口相传，你这门课就算开起来了。”他冷笑了问我，“改成什么？《拓扑学与电影》？还是《电影与拓扑学》？”我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好心被当成驴肝肺，我也懒得替他出谋划策了，就让他的《哲学拓扑学》一直保持一到两个甚至零个学生选的纪录吧。这也好，省得他太傲慢。他这个人，一直有点傲慢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不少人的看法。包括马黛和老蠹。当然，老蠹不说“傲慢”而说“严肃”——“禹博士就是有些严肃。”也因为这个“严肃”，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平日也不爱出门。所以每次当我转述马黛的邀请时，他都要作“to be or not to be”纠结状，也是略微纠结一下，之后还是会“嗯”的。毕竟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即使再孤僻的人，也不能总是在家“我与我周旋”。何况他还想和老蠹下棋，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在马黛和我在厨房烹庖时，或者在饭后，他们总会下上一两盘围棋。“老蠹的棋艺还是不错的。”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他忍不住说。我就知道他又赢老蠹了。他输了的时候是不说话的，板了脸疾走，把我落下一大段路。而一赢，就爱说话了，走路的节奏也慢了下来，有散步的意思了。他平时不怎么愿意和我散步的。我有时心情好，会很配合地问一句，“你们今天下棋谁赢了？”然后他会尽量不喜形于色地说起下棋的事：一开始老蠹如何如何占上风，后来他又如何如何反败为胜。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虚了耳听他。这是我练就的本事，一虚耳，近处的声音就模糊起来，而远处的声音反而清晰了。他和我谈柏拉图时我就这样，我两眼虚看着他作倾听状，其实他说什么我压根听不见，倒是对门孟师母在楼道里和保姆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记得十点左右带妞妞去楼下。”“晓得嘞。”妞妞是孟师母养的小母狗，天天要下楼的，不下楼就使坏，故意在他们家书房的沙发上撒尿。那沙发是孟教授的根据地，所以我经常听到孟教授气急败坏教训妞妞的声音：“你是不是淑女？你是不是淑女？”不过，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不太好，当禹博士说“老蠹的棋艺还是不错的”，我就故意什么也不问。

在老蠹说“上邪！上邪！”的时候，禹博士一向严肃的表情会有一点点改变。“从紫甘蓝变成西兰花了！”马黛说。紫甘蓝本来是马黛用来描写我的，后来也顺带着用来描写禹博士了。她把我们叫作“紫甘蓝夫妇”。我不介意，紫甘蓝就紫甘蓝吧，挺好的。总比牛头梗好吧？马黛把我们小区的李博士夫妇叫作“牛头梗夫妇”呢——在她这么叫之后，我每次碰到那对夫妇都会忍俊不禁，实在太神似了！他们从三角眼，到长脸，到莫测高深的神情，无一不和牛头梗有得一比。马黛这家伙，给人取绰号这方面真是有才华的。不过禹博士很不喜欢“紫甘蓝夫妇”这个说法，“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不高兴地说。我不置可否。每回他对马黛有意见时，我内心都莫名地有些喜欢。马黛虽然是我的朋友，但她也是个美人，而我的长相，只是个“及格”——“及格”是禹博士给我打的分数，在我们热恋的短暂阶段，我们一边谈柏拉图，也一边儿女情长。我那时有些忘乎所以，于是竟没有自知之明起来。“你也给我打个分如何？”有一次在他阅卷时，我恬不知耻地问。“给你打什么分，你又不是卷子。”“打一个。”“哪方面？”“长相呗。”“这个不重要。”他正色道。“那也打一个。”我纠缠起来，那时在他面前我也会纠缠的，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及格吧。”他一副皇恩浩荡的神情。那意思，如果不是他开恩，我恐怕要得个“不及格”的。

所以我和美人马黛的友谊，其实是有一个小bug的——也不单是我和马黛吧，这是天下的美人和非美人之间永远的恩怨，了结不了的。于是当禹博士对马黛有意见时，我不但不会为马黛出头，还会在一边不仗义地窃喜着。

偶尔马黛又心旌摇荡了——马黛不仅会对西班牙猪心旌摇荡，更会时不时地对某个男人心旌摇荡。每回一摇荡，她就会激动万分地把我叫到她家里——她不怎么到我家里来说这事的，一方面是因为禹博士总宅在家，不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嫌我家凌乱，不适合抒情。她认为还是对着她家窗外的“滟滟随波千万里”说她的心旌摇荡比较能情景交融。我无所谓。她家也好我家也好，不影响我听这事的心情。每回一听到她在电话里软软地对我说：“周，怎么办呀？”我就招之即去。这是马黛的信号，只要她说“周，怎么办呀？”就意味着她又对某个男人心旌摇荡了，或者是某个男人又对她心旌摇荡了。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某个男人对她心旌摇荡了。这种事情一发生，她总要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而我呢，之后就会不经意地告诉禹博士。

不是我邪恶，而是人性如此。萨特不是说过吗？“人人都只为自己。”我不过在用这种方式含蓄地向禹博士表忠贞而已。

反正，禹博士也不是马黛的老公，在他面前说说马黛的摇荡，只关系到我，不关系到马黛。这种不损人而利己的抑扬手法，用一用也不算不道德吧？

不过，我从来不在老蠹面前诋毁马黛，相反，只要有机会，我就在老蠹那儿夸马黛，也算将功折罪。

出于礼尚往来吧，老蠹也喜欢在禹博士面前夸我，夸我什么呢？“上邪！上邪！”地夸我菜做得好吃。

我听了倒不怎么高兴。比起被男人夸“入得厨房”，女人还是喜欢被夸“上得厅堂”吧。女人这种生物，在有些方面是不进化的。不论读多少书，也没用。

但禹博士似乎很受用，看表情就知道——“从紫甘蓝变成西兰花了”，马黛这么说。

在我不和他讨论柏拉图之后，有一段时间禹博士对我应该是颇失望的——买了某东西，本来以为有某种功能的，结果却没有，当然会懊恼，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我倒是也理解的，理解也爱莫能助。毕竟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不能为了迁就他，一辈子对我的生活弄虚作假。

好在后来他发现我有庖厨的天赋，那种懊恼的神情才慢慢有所收敛，代之以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外喜悦。

我这方面真是有天赋的，比如做法国干煎鳎目鱼，马黛又是理论研究，又是实践练习，鼓捣了无数次，做出来的味道也就尔尔。而我只在边上看了一次，做出来的鳎目鱼就让老蠹“上邪！上邪！”个不停。

这是老蠹为什么总怂恿马黛请我们过去吃饭的原因，尤其在马黛买了昂贵食材的时候。“她会暴殄天物。”趁马黛不在时，老蠹会低声对我说。老蠹这个男人，和禹博士不同，他们两个下棋时，禹博士下得专心致志，而老蠹一会儿就要站起来一下，到阳台上抽几口烟，或者溜到厨房来瞄一眼，看我们菜做得怎么样了。如果正好马黛有事走开了，他就会趁机损两句马黛。

我笑笑。老蠹这个男人，很会来事的，不然以他温八叉般的长相，当年也追不到马黛这个大美人。说老实话，当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喝酒吃饭时，我左看看鸦鬓粉腮的马黛，右看看蔚然深秀的禹博士，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他们更像夫妇，有一种郎才女貌的登对和美好。

不过，以禹博士那种“儃儃然不趋”之个性，他是不可能和马黛成一对的，只能和我成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