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平（1954~），山西新绛人。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姐姐》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祭妻》获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18年，张平的新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这是继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其出版的又一重量级现实主义力作。而早在2000年，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就已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受众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某种程度上，张平被看作一个反腐作家，他的小说被认为是反腐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但是，仅仅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张平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张平的文学创作是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其作品内涵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在精神上有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品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平的创作还主要集中在家庭悲情叙事。他的处女作《祭妻》一经发表即被各大刊物转载并获奖。之后张平创作了一系列的“家庭悲情”小说，从日常生活出发书写个体生命在生活中复杂的情感变迁，通过撼人心灵的悲情生活故事表现人的感情和命运，呈现出一种哀婉悲切的抒情风格，也即张平最早的创作风格。随着作家生活阅历的丰富，张平开始对现实题材有了更多关注，如后来发表的小说《孤儿泪》等，就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思考与书写。《天网》《凶犯》《抉择》等对现实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密切关注的作品，使他成为这类题材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深刻的境界，写出了诸多具有很强人民性、现实感的作品。小说《凶犯》探讨了护林员如何维护公共财产的现实问题，在作品中我们看到集体财产被周围的人作为无主体的财产窃取，以及护林员同这种侵犯集体财产的行为所做的斗争。作品提出的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这种现实问题与精神深度透视的叙述方式也为张平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0世纪90年代，张平的创作进入了繁盛期。这一时期，作家激情爆发、思维活跃、追求深度精神叙述。维护最广大的底层群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成为其写作的终极指向和思想内核；塑造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英雄”形象，成为其作品的应然内容。在长篇小说《抉择》中，作者聚焦于一个更开阔、集中与更深刻的现实问题，即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问题。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现实性。作品一开始就写，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门口聚集的三四千人要到市里去上访，面对这庞大的群体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新的市长李高成和请愿代表谈判，矛盾一触即发。谈判暴露出老厂和新厂企业领导集体腐败的问题，国有资产被新的利益集团瓜分，而一些下岗工人，特别是一批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老工人生活无以为继，成为最困难的一个群体。小说揭露的现实是触目惊心的。面对腐败分子以及滋生腐败的土壤和上层关系的复杂性，李高成宁可玉石俱焚也要铲除社会主义肌体里的毒瘤，是当之无愧的反腐英雄。小说对腐败现象的书写力度之大，也使其成为了反腐文学中很具代表性的作品。

实际上，张平的思考已穿透了腐败问题的表面，而从政治理念、体制机制、文化心理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比如他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就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国有企业资产流失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对如何维护人民利益、如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恶性肌瘤等问题，作品也进行了深刻的审美思考。在《国家干部》里，张平从对腐败现象的描写开始转向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机制的关注。小说探讨了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干部如何被选出来？在中国，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是与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张平以对夏中民的干部选拔任用为矛盾斗争焦点，展现了政治场域里的“殊死”搏斗，从而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命运进行书写。可以说，张平以“国家干部”为审美视点，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对反腐败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显示出了作者巨大的勇气、胆识和创新。这也恰恰是张平的小说创作在不断深入的一种体现。《国家干部》详细描绘了澄江市政治地图的双层结构。在表面之下存在着另一个更深层的政治结构。以老书记刘石贝为核心，以现任的市委副书记为“代理人”，由刘石贝的儿女、亲戚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组成的庞大权力网络，攫取了澄江市的大部分权力。刘石贝也由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变为一个压榨、剥削人民的新利益共同体的“教父”，因此澄江市市委书记陈正祥的权力被架空。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网络中，新来的市委副书记夏中民受到排挤、打压和伤害，尽管他一直在维护和捍卫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但在具体的干部选拔特别是新市委书记的选拔中，他依然遭遇了失败。小说最后通过当地群众得知真相后的抗议来扭转了局面。

通过小说，张平在思考如何在国家干部这个中国政治结构的核心理念层，特别是在领导干部的选拔机制中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考核中更多地呈现群众的权利和声音。这恰恰也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张平提出，必须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群体，尽可能照顾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在财富的分配中倾向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场“战争”，是“血”与“火”的较量，必须让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张平以一种铁血丹心的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改革中发出人民的声音。这是一部具有很强人民性的艺术作品。可以说已超越了一般的反腐败、揭露黑暗、批判权力异化等，而是直指权力运行的核心机制问题。

可贵的是，2018年张平出版的新小说《重新生活》，又有了新的更宽阔也更接地气的思考。以往这类小说更多地集中描写反腐败斗争如何惊心动魄，但在《重新生活》中，张平却改变了通常的“反腐”思路，不直接表现腐败官员的堕落心路，也不揭露令人发指的腐败黑幕，更不和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贪官们“比拼”贪腐的程度，而是把笔力集中在一个厚道朴实的家庭里，将普通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结合在一起，贴紧现实、贴紧生活去写，写普通人在这场斗争中的遭遇，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从而更巧妙地折射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更深刻地触及时代的痛点并展开对现实的思考。

《重新生活》讲述的是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被纪委带走，因而给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生活带来剧烈变迁的故事。弟弟被带走后，魏宏枝才发现，原来他们过的并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而是作为市委书记的姐姐，有着特殊待遇。更加荒谬的是，不仅市委书记的姐姐、姐夫、外甥女被照顾，甚至他们生活的区域也因此而得到了特殊对待。作品体现出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更深广的腐败文化乃至“官本位”文化心理的负面效应。由于这场变故，魏宏枝发现自己为女儿在饭店包餐桌吃饭，本来应付500块钱，而实际她才交了200元，被店主大大打了折扣。小说向我们昭示了“他们”已十分习惯的但与老百姓却天壤有别的生活，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艰辛困苦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黑洞”，难以体会。正如张平所说的，“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这部小说里，张平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当贪贿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更持久的岁月，更惨痛的努力”。小说有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即包括腐败分子亲属在内的周围人对腐败文化的容忍，这种特权思想、特权意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侵害，对社会而言可能是一种更大的内伤。特权机制、特权措施是中国改革的障碍，而特权思想即是造成障碍的根源之一。所以在《重新生活》里，张平呈现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如何去重建我们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如何真正落实、实践群众路线，从机制、制度、心理和具体的举措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张平从更宏阔、更深刻的文化心理基础上来思考中国当代问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和精神批判的高度。这恰恰是其小说独特的精神价值所在，是区别于这一时期很多反腐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

《重新生活》让我想起沈从文提出的，“我们要重新想，重新做，重新爱，重新生活”。这也是张平这部小说里重要的文化心理指向。领导干部真的要重新思考，和民众一样接地气地重新生活，要寻找具有真正意义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虚假的、想象的、被制造的、被包裹的、脱离民众的生活。这是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面对危机的出路之所在。

从最早的家庭悲情小说，到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描述分析和对权力核心机制的思考，再到今天《重新生活》里所呈现的文化心理，张平的思考越来越开阔、深刻和扎实。他用现实主义精神开拓了新的道路，其文学创作显示了无限的生机和生命力。正如上世纪50年代秦兆阳所说，“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张平实现了这一点，创作出了广阔、丰富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这就是其创作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19ZWB1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