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妹妹小红从国内打微信电话来说，上海拍卖公司想为父亲出个专辑，隆重推出他们所谓的一位“不知名老藏家”。据说是因为在最近几次的拍卖中，父亲生前收藏的钱币火了，不仅拍出了离谱的价格，而且件件都证明是真品——在赝品充斥、劣币全面驱逐良币的今天，这几乎成了奇迹。拍卖会上已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举牌者，只冲着父亲这“不知名老藏家”而来。拍卖公司编这本专辑的目的，显然是想让父亲正儿八经地“知名”一回，拍卖业绩也得以更上一层楼。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要向在艰难岁月中保存了国家文物的父亲致敬——“莫愁身后无知己”，出一本专辑的计划似也无可厚非。

但小红有点忐忑不安。拍卖公司的人对父亲的生平一无所知，除了家里所提供的几张泛黄的旧照片外，专辑又能凭空编出些什么呢？“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虚构是一回事，涉及到父亲得另作别论。在家里，小红其实要比我传统得多。

于是她要我也考虑一下。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曾给《上海文学》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不久前去世的敏姨。可现在要我配合拍卖公司去写点什么，感到触及了自己“有所不为”的底线。尽管如此，这倒是又一次提醒了我，真该为父亲写一篇文章了。

父亲还健在时，我曾在私底下写过几行关于他的诗，又过了些年，我在美国用英文改写了这首诗，发表后还收入了圣马丁出版社出版的《父亲》诗集。随着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诗集在欧美也已长销了多年。一位美国读者读完后，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惊讶诗竟从这样缺乏同情的角度去刻画父亲，虽然他说他能理解诗所蕴含的反讽。也确实，短短的几行英文诗很难交代得清楚中国这些年历史的前因后果（这或许也是我后来改而写起了小说的原因之一）。诗只是故意从不懂事的童年视角看出去的一小片截图，可截图难免会给人带来片面的感觉。这让我感到不安，还隐隐成了一个心结，尽管多年前，诗中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可真是这么想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拍卖公司尽可以去构思、揣摩他们想像中的“不知名老藏家”，在这个物质主义泛滥的年代，他们至少能在藏品价格上，对他留下的铜板“如数家珍”。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应该为父亲另外写一篇——距写《父亲》那首诗也已有许多年了。

决定要写了，却又不知从何写起。惘然间在记忆中打捞起的只是一堆片段，支离破碎，杂乱而不关联，更掺杂着长段长段的空白。确实，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间像河水般不停地流逝，再一次踏入时已不可能是原来的流水，也不可能是原来的自己，甚至回忆中的人与事都呈现了不同的意义。

但这样一堆零乱的碎片呈现在我的眼前，却并非因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严父，在家里我们未能有太多亲近、沟通的机会，或因为他成年累月在外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人，而仅仅是因为他的资本家成分。

1950年代中，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后，他就背上了剥削阶级成分的包袱。紧接着，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把他划入了“黑六类”。他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敌我矛盾）的范围。政治运动一来，他无可避免地会被列入最先整肃的名单，属于必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敌人。他白天在厂里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改造，头都抬不起来，晚上回到家身心俱疲，再不想对我们多说什么。记忆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他仿佛带有一丝愧疚、压抑的笑容，苍白无力，沉默着。关于1949年前的经历，他更不会在家里提，那段历史不宜暴露在新社会的阳光下，他担心会因此沾上向下一代灌输剥削阶级思想之嫌。我有时甚至感觉到，他似刻意保持着与我们的距离。

那些日子里，母亲也很少跟我们聊他的往事。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她说父亲年轻时曾一心想读大学，但经营一家帽子铺的祖父供他读完高中后，就不得不让他出门学生意了。他好不容易在一家洋行找了份会计工作，没几年，洋行偏偏又倒闭了，甚至都付不出遣散费，仅给了他仓库中残剩的一箱香精作为补偿。失业后，他只能自己鼓捣着给香精兑水、兑酒精、兑他所能想像的一切——结果还真兑出了一个花露水品牌，阴错阳差地办起了一家香水厂（母亲可能的潜台词其实是：父亲根本不想当什么资本家）。

在家里，不管父母说什么还是不说，我在小学课堂里却早已学到了“坚决划清阶级界线”诸如此类的政治术语和口号。小学生不懂什么高深的政策理论，但日复一日的灌输不可能是徒劳的。我私底下对他也抱了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涉及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同时我更切身体会、意识到：因为他，我作为“狗崽子”，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于是，关于父亲的回忆就无可奈何地碎片化、片断化了。如果说记忆中还有一些例外的段落相对完整、清晰，隐隐中似蕴含着什么特殊意义，在这些年压抑的空间中仿佛还多少有着些关联，总共也就四五段吧。

这让我想到了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中所讲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是著名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最早提出的一个理论。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用一种虚构的同时性替代了传统叙事的时序，其支离破碎的片断不能按通常的时间排列顺序来读，而要在“空间形式”中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延续性的整体。另外一位诗人批评家罗森塔尔（M. L. Rosenthal），在他的一本很有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著作《现代延续性诗歌》（The Modern Poetic Sequence）中，也进一步发挥、探讨了空间形式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观点，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因为其他艺术形式的兴起，诗要保持住必须的抒情强度，往往只能是片断性的，可这些片断间还是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一个独特的空间形式中，形成一个既带有“留白”，又带有内在延续性的整体。罗森塔尔批评理论的应用其实不局限于诗歌写作。几年前，我曾做过一次尝试，把它用到我的一本延续性短篇小说集子《红尘岁月》的写作中去，在法国《世界报》上，一天一个片断，连载了一个夏天。

那么，我不妨也再尝试一下，就把这些关于父亲的片段汇集在这里，放在或许不是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形式中。像李商隐的《锦瑟》那样（顺提一句，《锦瑟》也是一首充分体现了“空间形式”的诗），弦已无端断了，只能一弦一柱地去加以追忆，尽管彼时彼地，许多细节都显得如此惘然、破碎，一些意象的片断间甚至很难找到线性的连接。

第一次例外的片断，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经历的。平时除了上下班，很少出门的父亲像是心血来潮，悄悄带着我和小红连续去了几次饭店。我当时才六七岁，饿得懵懵懂懂的，只记得有一次独自走在街上，手里啃了半个的大饼眨眼间给人从背后一把抢走了。蓦然间，能走在父亲身边上馆子，难免欢呼雀跃，印象深刻。按现时的标准，那些日子上饭店的次数其实不算频繁，至多也就一两个月一次，在当时却是破天荒了。有一家是在城隍庙前门的“老饭店”，够老的，还记得在楼梯的吱喳声中，我第一次尝到了八宝鸭，虽说一直没搞清楚到底什么算是八宝。还有一件不明白的，“老饭店”竟然不用收粮票。另一家是在金陵东路上的“鸿运楼”，这大约是父亲的偏爱。全家人围着喝一大砂锅三鲜汤，好像还不算太贵，父亲每次去“鸿运楼”必点。他不停地从砂锅中给母亲捞起她喜欢的油氽肉皮。我和小红随便捞起什么都是美味，加上白饭，加上油晃晃的汤，吃得直打饱嗝（“鸿运楼”后来改成了民办金陵东路中学，接着又改成了一个临时法庭，再后来拆了）。

没想到，跟父亲上饭馆的经历戛然而止。报纸上套红刊登出新的社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家里，父亲的话讲得越来越少了，常一个人呆坐着出神，在窗边看阴霾一次又一次地掠过黯淡的天际。只是到了周末，他才会偶尔会打起精神，独自折腾着几张用过的旧邮票——从亲友们寄来的或从邻居那里要来的信封上撕下这些邮票，放入水盆里慢慢脱胶，再反贴在窗玻璃上晾干，小心翼翼地用钳子钳进邮票本……他不可知的思绪仿佛也被寄到了不可知的远方。

“一从大地起风雷”，“破四旧”的风声猛然间刮得越来越紧，父亲连夜把他的邮票本取了出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又是撕又是烧的。我不禁好奇地凑过身子，他气急败坏地将我一把推开——唯恐我看到他正在销毁蒋中正的纪念邮票。这让红卫兵看到了，本身就算得上是绝对的罪证——不思悔改的资本家在这么一小方纸上还怀念着老蒋，梦想着国民党的反攻倒算。

第二天夜里，父亲单位里的工人造反队果然浩浩荡荡挥舞着红旗、高呼着口号上我们家来“破四旧”了。他们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甚至把箱底的旧毛线球都一个个拆开，看其中是否藏有美金或钻戒，抄家抄了整整两天两夜。父亲被喝令一直在旁边挨斗，“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造反队临走时，还不忘给家里的大衣柜镜子刷糨糊，贴上不能自行撕去的革命标语，“坚决打倒反动资本家裘仁甫！”这一下，父亲在家里更抬不起头来。那两晚的批斗会中，他脖子上一块挂着写了他名字、又给打了叉的黑板，似乎从此就再也未能取下过。

当载满抄家物资的卡车驶离我们家时，父亲听到我在背后嘀咕着：真应该把家里的书在造反队来抄家之前就转移出去。他猛地转过身，立刻就盯上了我。我从小就喜欢看课本之外的“闲书”，他开始紧紧防着我，像一颗残剩下来随时都会引爆的炸弹。一只吓破了胆的老鼠哆嗦着，猛一下子从造反队刚抄完的废墟中蹿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有好几次都让父亲给当场逮住，把手中的“非红书”一把夺走。好几个星期后一个阴雨的下午，红卫兵的语录歌隐约还盘旋在街头，我独自躲在阳台角落里，读一本《唐诗一百首》，不料又给父亲发现了。这次倒很例外，他并未像往常那样发火，或把书收走，只是要我回到屋子里读。夜里，我在闪烁的灯光中醒来，意外地看到他在灯下抄那些唐诗——他自己的书都在“破四旧”中给抄走了。

好在没过太多的日子，父亲就再也管不住我了。他因患视网膜脱落，得住院手术，治疗期间，还得给那里的红卫兵组织写认罪书。眼睛上蒙着纱布，他怎么都写不好，通不过，只能由我赶去医院，代他写认罪书，必须要毫不留情地触及他黑暗灵魂深处。在他供认的罪状中，有一条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曾一度伪装进步，放弃公私合营后政府规定给私方的定息，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又重新领取定息，用这笔钱带着全家上餐厅吃不需粮票的高价饭。也算是无巧不成“认罪”书吧，我那时刚进中学，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就因收听“美国之音”被揪了出来，成了“大黑手”，更是个写检讨的高手，洋洋洒洒，一手遒劲的魏体，不断地在学校墙上贴出更新、更深刻的自我批判。我算是模仿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医院里的认罪书中也依样画葫芦，给父亲无限上纲上线，狠批他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全国人民的困难时期，却依旧不知羞耻地在饭馆里大吃大喝（自然，只字未提我当时在他身边，其实都已饿昏了）。

医院中的认罪书总算通过了，但手术却不成功，父亲的视力未能得到多少恢复。厂里的造反队/革委会嫌他是可能的累赘，拒不让他回去上班，但作为“黑六类”的资本家，他又无权享受劳保。他的医疗费以及全家的生活费，只能从“破四旧”时抄走的存单中去扣。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段很难、很长的时期。

我那时中学毕业了，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患有气管炎，留在城里，成了病休待分配的知识青年。父亲也同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按说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应该相当多了，但我为他写了这许多篇认罪书，也就真信了认罪书中的内容（父亲大约也深信自己是有罪的）。与许多成分不好的青年一样，我确实觉得自己必须划清阶级界线，坚定立场，努力争取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成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只是“知识青年病休待分配”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暗黑隧道，我待不了太久，就在几个朋友的建议下，一起去外滩公园打太极拳，起初仅仅也为了散散心，接着却在公园里学起了外语。这样一来，倒不至于待在家里，成天对着父亲犯愁。但从公园回来，一家子人都挤在一间半房间里，依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后间，父亲偶尔也会自己摸索着，比画出一两个太极拳姿势，嘴里还低低念着，“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到公园或其他公众场合中去学、去交流，这一点我明白。家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他几乎都转不过身子，招式也特别笨拙无力，让我想到动物园笼子里徒劳的挣扎。于是，我白天待在公园里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可父亲还常失眠。夜里，越来越差的视力再无法让他看书，邮票也让他自己烧了一大半，但他依然会枯坐灯下——紧靠着我的床。有时候，一阵灯光刺眼，我醒来会看到他还伏在桌子上，整理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收藏——全国粮票、香烟壳子、公交车月票、样板戏年历片、毛主席像章……他似乎对这一切收藏都感兴趣，却无视在一旁的我。我早已习惯自己是没什么人理睬的“狗崽子”，但在照耀着他藏品的灯光下辗转难眠时，我内心不免还是增添了怨尤。

不过，这里也终于连上了另一片段，与拍卖公司要推出介绍父亲收藏的专辑有关。

近“文革”后期，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新的政策，开始处理“文革”初期“破四旧”抄家物资的退赔。因为父亲的健康原因，我无可推卸地成了家里的“全权代表”，出面接洽退赔事宜，也了解到先前不知道的许多情况。

对大多数受冲击的家庭来说，当时上门来“破四旧”的都是本单位的红卫兵或造反队，抄个天翻地覆，抄出来的“四旧”或“罪证”就一窝蜂地被运到单位里堆放封存。这个过程混乱不堪，往往还在半途中，不少戴红袖章的抄家者就把抄家物资直接运进了自己家里。父亲单位里的造反队后来分裂成了两派，内战打得火热，互相贴大字报揭底、披露说对方私吞了许多抄家物资。只是大字报上的线索追查不下去，没多久，两派造反组织又革命大联合了，留下了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不过，也有一部分抄家物资却由于另一个原因，在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往单位里运。

据说，市里主管文物保护的某部门在“破四旧”运动的前夕，向各单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开出了一张文物保护清单，上面列出那些可能藏有文物的家庭，“革命群众组织”在抄家时需把其中的文物分送到政府指定的仓库，加以集中妥善保管。那些日子里，“破四旧”运动进行得如此轰轰烈烈，大部分政府机构都瘫痪了，居然还会有这样一张名单在暗中有效地起着作用，我对此是相当存疑的（不过，我后来曾应意大利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在北京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住在竹园宾馆——一度是康生的寓所，再早是盛宣怀的，在那里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康生在“文革”中把抄家物资里的许多古老珍贵文物，从仓库里直接调到了自己家里，独自在竹林中，像古代的名士那样翻来覆去地欣赏，有些文物就再也没有还回去过）。不管怎么说吧，全市抄家物资中的文物确确实实地得以汇总、集中到了几个仓库。

从我们家抄走的“文物”也就这样被运到了九江路外滩拐角上的一个临时仓库。抄家的时候，我对此一丁点儿都不知情，也从未听说家里居然有“文物”，而且还上了政府的秘密名单。父亲所收藏的据说是清末民初的一批铜板——铜币中有方孔的习称铜钱，又称“孔方兄”；铜币中无孔的则称铜板，地方政府可自行铸造、发行、流通，不同的年份、省份、设计，以及黄铜或紫铜的成分，一些年后因此都有了不同的收藏价值。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收集了好几大箱子铜板。至少在铜板数量上，他可能算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藏家了。我后来也曾问过母亲，怎么我在家里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母亲苦笑着，要我动脑筋想一想钱币上的“袁大头”、“孙小头”以及其他旧政府首脑的头像，更不要说清末皇帝的年号或字样。父亲又怎样敢在家里，把这么大的一批铜板取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家的视线中，一枚枚细细加以整理呢？

那些抄到单位里存放的物资处理起来可能还相对简单——只要没有半途中消失的话。我们家其实还算不幸中之小幸，造反派离去时毕竟给了父亲一张“抄家清单”，虽然实物归还不可能，早就处理掉了，只能全部折价退赔。如珠宝首饰，造反队队长抄家时，手中抓起一把两把金首饰，大致估计出总重量，退赔时按当时九十元一两的官方金价，得出赔偿的数额。举个例子来说，敏姨在我家被抄走的三套银台面，就是按那些日子的官方银价折算成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国家牌价，不存在商量或怀疑的空间。

可那部分被抄了后运到单位外仓库中保管的物资，处理过程就复杂多了。按政府的政策，一切都应该归还，但现实是无法归还。九江路外滩仓库中负责抄家物资处理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好像是从某中学临时抽调过来的，我叫她方老师。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些抄家物资是在极度混乱中，几经辗转，才运进了临时改建的仓库。在充满无产阶级激情的造反队群众看来，所谓的“文物”只是封资修的渣滓，“破四旧”革命行动的第一破就是“封”字，因此根本不值得、也没有加以任何保护。有些文物运过来时都没有装箱；装了，也无封条或可供辨认的标记；即使有，半途中又撕掉或丢失了。运来后急匆匆地扔入仓库，堆得乱七八糟，层层叠叠像一座座小山，根本无从找起。方老师特意让我自己也进入仓库去看了一眼，情况确实如此，仓库地板上到处散落着破碎的瓷器、损坏的字画，以及各种各样我都叫不出名字的古董，还弥漫着一片霉烂的气味。她把外围所能察看到的物资都已翻看了一遍，没找到父亲的藏品。现在只能希望，她摇着头说，这几箱子铜板是堆在小山似的物资底部，等外围的一切都清理完毕，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这样又开始了我另一番为父亲写材料的经历。这次倒不需要作太多的检讨或认罪，主要是描述父亲当年怎样收集铜板的经历，也包括他还记得起来的一些收藏品特征。他相信这样做或能有助仓库管理人员的搜寻，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我在一旁记录。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刚开始在洋行做会计，经济条件不宽裕，无法像那些正经玩古董的大款那样一掷千金，但他遇到、并抓住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上海电车公司最初在车上是收铜板的，但要改革了，售票时只收纸币或其他硬币。父亲听到消息，便毛遂自荐地找上门去，花了他所能筹到的一笔钱，把电车公司中还留存的铜板按面值一股脑儿收购了下来。于电车公司而言，这给经理人员省去了很多麻烦；于父亲而言，经过挑选，一下子获得了不少稀有品种，让他在这领域中有了知名度。由于他另类的收藏方式，某一特定的省份或年份或铜的成分所铸造的铜板，他会一下子收进数百枚。为此他还去定制了一批小铁皮桶，有点像车辆上售票员的分币桶，但更长一些，很容易地就把同样年份、产地、质地的铜板全都放入桶中。坐在父亲身边，我尽力把所有可能有助的细节都一一写上了，方老师看了后却还是说她找不到。

我自己也进仓库看过，能理解方老师的实际困难。不过，那时已近“文革”的尾声，我对父亲早先“剥削有罪，罪该万死”的认罪陈述，多少也有了些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对他在三年困难时期，重新领取定息，带着我们上餐馆吃高价饭的那一段，我曾在他的认罪书中大批特批，现在却有点懂了，他当初这样做其实更多是为了我们。“孩子们还在长身体，饿不起的。”他曾跟母亲说过，尽管他很可能想到过重新领取定息的后果。于是，我希望能按照政府的政策，帮他把这批铜板取回，纵然他没对我施加任何压力，除了一遍又一遍给我补充着那些有关藏品特征的资料。

也许又是无巧不成书吧。九江路仓库隔壁是一家国营电子仪表元件厂，我的朋友寅昌（也是最初一起去外滩公园学打太极拳中的一个）就在这家厂里上班。他是能力和精力都十分旺盛的人，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头子活络，路道也粗。我跟他强调说了，我还真想为父亲做成这件事，他立刻拍胸脯说他来想办法通路子搞定。

我不清楚他到底怎样打通了路子。好像九江路那个临时仓库没有自己的食堂，附近也没有小吃店或盒饭铺（那时甚至都没有盒饭铺这一概念），这对方老师与她的同事是很大的不便。寅昌把方老师从后门拉进了电子仪表元件厂的食堂，为她买好了就餐必须的内部职工餐券。食堂里有一位大厨是寅昌的小兄弟，这一切都不成问题，给方老师加菜时还会多上一勺，她自然也心知肚明。回想起来，那些年的关系其实要比现在的单纯、简朴得多。

果然，大约一星期后就有了方老师的好消息。她通过关系调动来了一辆小吊车，把整个仓库里翻了个遍，终于根据残剩的封条编号，挖掘出了藏有父亲钱币的那几个箱子，总重量有两三百公斤。据方老师说，铜板实在太重，搬来时箱子破了，难免有些散失，还有一个箱子始终没找到。谁都说不上来究竟有多少损失。她从另一只完全散了架、也找不到任何编号的箱子中随手抓了一把纸币，说是聊表赔偿之意。这也是在政府政策许可范围之内的。接着，又多亏了寅昌，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了一辆黄鱼车。铜板箱子实在太重，只能由寅昌在前面骑，我在后面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回了家。

父亲自然是喜出望外，纵使他自己也说不上仓库里到底丢失了多少。当天他就吩咐我去买了好几本不同规格的本子，一个放大镜，还定制了一批半硬的小塑料封套，尺寸正好可以套那些他认为较有价值的铜板。他要开始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出一番头绪，第一步自然是要先编出一个目录。既然这些铜板现在都是根据国家政策取回的文物，再也不用担心钱币上的头像与字样，他把铜版摊满了整张桌子，到了用餐时才暂时收到一旁。偶尔，他也会要我把铜板上特别小的字读给他听，他抄在一张小纸片上，再与一枚枚铜板一起放进小塑料封套……

可惜，我对这一切怎么都提不起兴趣。在外滩公园，我已开始生吞活剥地看一本本英文原版小说，仿佛踩进了另一个更激动人心的新世界。父亲的身体已垮了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开始频繁进出医院，再没有精力继续把他的收藏系统地整理下去。他甚至对铜板上的铜锈产生了过敏，坐在他珍爱的收藏前，他会不停地打喷嚏。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不知道是因为铜板在仓库里沾上了霉菌，还是因为他的身体已彻底不行了。

我也考虑过是否要帮着把父亲的收藏继续下去，至少先在他身边编出一个藏品目录，就像当年在他医院的病床边那样，由他口授，我记录。然而，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先是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接着又去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研究生。1980年代中国所迸发出来的理想主义激情，让我实在沉不下心来，埋头去整理锈迹斑驳的铜板，虽然父亲的身体愈加衰落，虽然母亲一再对我说他已顾不上收藏了，虽然在愧疚中，我越来越感到了自己对他负有的责任……

父亲在1980年代初去世后，我发现自己更忙了，忙着翻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翻译艾略特、叶芝、意象派，自己还写诗、写批评。有时也还会想到父亲留下的铜板，但又觉得等将来不那么忙时，自己会抽出时间来看一看，为他的收藏做些整理。毕竟，我在抄家物资处理的过程中为父亲写了不少材料，多少了解了一些藏品的细节，不算全盘外行。接着，我却意外地申请到了福特基金会的一笔研究基金，在1980年代末匆匆去了美国。接着，又阴错阳差地在那里滞留、定居了下来。

为了保持在美国的身份，我选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课程，却又修了一大堆创意写作课，试着用英文进行创作。为养家糊口，同时还得兼职在一家化学试剂公司打工，单调地输入客户的中文资料信息。这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用另外一种语言重新开始，很难，也经常令人很沮丧。在大学的写作课中，我还写过另一首题为《父亲》的诗，与多年前在中国写的那首其实很不一样了。诗中的说话者“我”（persona，不一定非得是真实生活中的“我”），在“文革”中还年幼，不满被打倒的父亲只顾着稀奇古怪的收藏，如邮票、香烟壳子、年历卡、香烟牌子、粮票等等，因此与他有了距离；多年后一场大雪，“我”的车抛锚了，在白皑皑的无望中，孤零零地等着几乎不可能来到的救援，却意外地在车垫下翻出一枚老铜板，便琢磨起钱币上罕见的花纹，于是忘却了烦恼，直到探出身子，蓦然在后视镜中发现父亲正笑嘻嘻瞪着自己……

那些给创意写作课写的诗大多属于急就章，但《父亲》一诗还是用心写的，试图通过戏剧化的场景转换来展示，当父亲的困顿折射在儿子身上时，后者也终于意识到，父亲当年耽于莫名其妙的收藏，恰恰是因为他对自己存在的一筹莫展；可活着，总得找些自认为有意义的事做，哪怕这一切都是西西弗斯式的虚空、徒劳、自欺欺人。在这一点上，诗中的父亲与生活中的父亲重叠了。也许，在父亲年轻时读书的梦想破灭后，在他后来日复一日地为稻粱谋中，他还一直像唐·吉诃德一样，想寻找着他自己所认可的意义，哪怕是在一枚邮票、一张年历片、一个铜板中……这首诗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因为是自己对父亲有了新的理解，虽然说父子间的和解只是到了太晚的时刻才姗姗来迟。

美国大学创意写作课的作业相当多，一篇接着一篇。对一首有较长时间跨度的叙事诗，要保持住期望中的抒情强度并不容易，我自己对这首新的《父亲》也感到不甚满意。那些日子里，我还不会使用电脑来保存初稿、二稿，三稿供以后反复修改，诗写完后往往随手扔在一旁的稿纸堆中，时间一长，就再也难以找到。多年后，我曾努力找过，依然不见任何踪迹。我大致上仍记得这首诗，还是因为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歉疚。

远在异国，不仅仅会在课堂上写成的诗中想到父亲，在报刊上读到国内这些年种种难以想像的变化时，也会想到他身上“本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尽管像艾略特说的那样，“终结永远是现在”），更不禁想到早些年我对他的不理解和偏见。自责只是什么都不能改变的自责。譬如“年幼无知”这类让人们说了又说的话，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安慰或解脱。偶尔，也会想到父亲留下的钱币，却几乎从未想到要对此做些什么。父母去世后，小红搬了出去，山东路的老房子这些年一直都空关着，那些铜板也肯定新增了铜锈。“蜘蛛会做什么呢——暂停其作业”，在蛛网尘封的阁楼里？

“匆匆，匆匆，梦里又过了关山几重？”

可是，几乎都快让蛛网埋没了的老宅子进了小偷，甚至都不知道家里到底被偷走了什么。按小红的说法，失窃的东西中肯定可以包括：父亲裹在几条毛巾中的红色收藏——大小形状质地不一的毛主席像章，有一枚像拳头一般大；一把铜做的蟹榔头，黄灿灿的，大约被当成了金子；可能还有一套父亲为我们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一共六十本，在现今集体怀旧的古玩市场中，听拍卖公司的人说，收藏价高达六十万。倒是那些铜板竟然没被发现——放在阁楼的床柜中，上面铺着已无法睡人的破棕绷，小偷可能都懒得弯下身去翻看一下。接着，楼下原来曾是祖父帽子铺的工场间，公私合营收归国有后，改成了仓库，改成了住宅，在改革开放中，几经周折，又改成了一家盒饭店，整天烟熏火燎，终于起火了，还上了电视新闻。幸亏消防队员及时赶到，控制住了火势，可小红饱受惊吓后，觉得一定要做些什么，来妥善处理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再过几年她自己也没有精力了，她说，与其让铜板给偷掉、烧掉，或锈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毁掉，还不如通过拍卖公司，转手到那些真正欣赏其价值的人手里，传下去，算是对父亲的一种纪念，也多少有点意义。我赞同她的做法，这些年，老家一直是她在照看。至于意义的有无，却是一件说不到底的事；但如果小红觉得有，也就算有了吧。我要比她“犬儒”得多。

拍卖行里，一个老法师在一场成功的拍卖会后，对此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父亲能收藏到这样一个规模，实属不易；父亲生前听上去也不像是特别有钱的大款，“一定是他从自己的牙齿缝中一点点省下来的，一点点集起来的（老法师不知道父亲当年怎样与电车公司做的那笔交易），这实实在在是积德，今天留下来给你们儿女。”从物质主义的角度看，这也在理，或者说是积德式的投资。每个人毕竟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其他人所做的事，什么也都可以成为要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的理由或借口。

2019年初回上海参加“M文学节”活动，讲座完了后，我与妻子信步走出外滩的君悦酒店。我们走过消融在霏霏阴雨中的依依柳色，走过先前记忆中不存在的外滩源，走过正在全面升级改造、再不可能恢复到原样的中央商场，走过已搬走了的德大西餐社原址，这曾是那么熟悉的城市似乎缥缈了。

鬼使神差地在南京路步行街一转，又在四川路一转，我发现自己转到了九江路外滩的拐角，不由停住了脚步。在一旁，妻子的目光中带着疑问，也抬起了头。不远处，外滩海关大楼上的钟敲响了，随之传来的是曾经天天都能听到，后来一度换掉，接着又恢复了的曲子，在绵绵的阴雨中回响在这几乎都认不出来的拐角上。

那正是当年堆放抄家物资的临时仓库所在地，旁边是寅昌工作过的仪表电子元件厂。现今耸立着两栋气宇轩昂、身价非凡的大楼，压根儿都辨认不出过去的痕迹。但也许，大楼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已是那么遥远了的一个下午，我与寅昌一起进仓库去找方老师，在抄家物资退赔清单上签完字，推着堆满铜板的黄鱼车拐上九江路——那个下午，我们根本不会去注意身后那些建筑的风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下的老建筑用作仓库来存放六七十年代“破四旧”抄出的文物，似乎也顺理成章。当然，改革开放以来，靠近外滩的哪一个角落都身价百倍，再也不可能见到仓库或工厂了。

其实，那些曾在这仓库中霉烂、腐朽的文物，在今天市场上的价格不也翻了上百倍、上千倍？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 云雨荒台岂梦思。”

“这是当年堆放抄家物资的仓库？”妻子在雨中问，手指着，难以相信。我曾告诉过她那些年像梦一样的故事。“一旁就是寅昌工作过的电子仪表元件厂？”

好几年前，寅昌已因病去世。他后来离开了那家电子仪表元件厂，下海经商比一般人都要早得多，不过，按一种迷信的说法，他所有的运气可能都耗在其他人身上了——包括我父亲，也包括我，结果他自己却一路走得不顺。他生病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美国，忙着写“陈探长”系列小说，忙着在欧美各国宣传打书，过了几年后回国时才知道。寅昌走的时候，还没任何人提到过“不知名老藏家”；现在，也不会有人在这本关于“不知名老藏家”的专辑中提到寅昌。

待到拍卖公司的那本专辑印出来时，我想我会带一本到寅昌的墓前去。这说不上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季子挂剑，充其量也只是可怜的自我安慰。我不信寅昌真能知道他离开后所发生的一切，尤其父亲后来怎样成了“不知名老藏家”，而这“变形记”中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那个下午，我们一起走出九江路外滩的仓库，推着那辆沉甸甸堆满了铜板的黄鱼车。细雨中，一颗叫不上名字的小树果落在我脚边，好像还有一只虫子低鸣的声音。我还是想告诉寅昌，我实在应该早点回上海来看他的。

但若逝者有灵，父亲真能看到拍卖公司隆重推出的“不知名老藏家”专辑，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他或许会抗议说，称他为“不知名老藏家”名不副实，好多年前，还在那月黑风高的“破四旧”抄家之夜，已有人悄悄地把他列上了政府的一份内控名单；他或许还会像在写认罪书的日子中那样，诚惶诚恐地真认为自己罪不可赦，拒不承认是什么收藏家，相反，甚至会狠批他当初收这批铜板，只是出自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觉得有利可图而已；他或许会对他生前、身后所经历的历史嘲讽，切身感到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荒谬、恶心；他或许会选择什么都不说，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凡是不能说的就不说……

我“陈探长”系列中的第三本小说，《当红是黑的时候》的最初创作冲动，也正是来自这样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那还是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站在父亲的苏州墓前，一阵对他身世的感伤突然袭来，让我决定动笔写这部小说。父亲生前作为私营企业家——资本家——是“黑”的，因此遭受了种种难以想像的磨难。这不仅仅局限于父亲一个人，整个“黑六类”、“黑九类”都是如此。然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大叙事背景变了，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这一词现在已很少在报刊中看到）不再是“黑”了。反过来，又有多少人在父亲的年代是“红”的，但到了流行的物质主义价值标准的体系中，却一无所有，不再“红”了。所有这一切就像魔术师手中抛起的彩球，在不停地变幻着颜色。记得毛主席好像也这样说过，颠倒的还要再颠倒过来。那么，在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中，新旧意识形态的颠覆与困惑又是怎样把人们放到了身不由己的悲剧或喜剧中？

就像我们常在报刊中读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中还是一个年轻的制度，经历一些曲折并非不能理解。如果说1950年代中的公私合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后来种种的政治运动也能作如是说，那么，在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的重新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有其合理性。拍卖公司“不知名老藏家”的专辑因此也合情合理。或许，历史本来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解释中的历史，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生命的悲剧却只能有一次。父亲在这段历史中失去了许多他不应该失去的——包括他的收藏。更确切地说，当寅昌与我把抄家后残存的铜板从九江路外滩的仓库给他运回家时，他已不可能再继续收藏了。

然而，随着《当红是黑的时候》的故事情节一路虚构开去，父亲的影子却像《哈姆雷特》中的鬼魂那样，只能慢慢地淡出了。那毕竟是一本关于陈探长探案的虚构小说，不能仅仅围绕着父亲回忆的杂乱片段打转。我只能在小说的前面写了这样一段题词：“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母亲，像这本书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只是因为他们在阶级成分的政治划分中是‘黑’的。”

而在这里我能做的，却也只是勉力把回忆中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断“非虚构地”收集起来，放在并不连贯的、取代了传统叙事的时序的“空间形式”中，就像艾略特在《荒原》这一最能体现空间形式特点的作品中所写的那样，“我坐在岸上/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用这些片断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

这些片断是关于父亲记忆中的断垣残壁，同样也在今天还依然支撑着我的。其中还包括最早的那一断片——当父亲还在世时，我私底下写的那首关于他的诗，后来用英文改写，接着被收在圣马丁出版社出版的那本《父亲》诗集中，最近自己又再把它翻成中文，收在一本题为《舞蹈与舞者》的中文集子中。或许，今天在解释着昨天，昨天也仍在解释着今天；过去的每一种解释都可能是误解，而且还可能在现在产生新的误解。但我还是想把诗放在文章的结尾，把中文与英文放在一起，作为这许多年对父亲回忆中的一个小注；而且，在这许多年后，这首诗在再读时还觉得悲哀，为父亲、也为自己，也更觉得必须提笔为父亲写这篇已欠了太久的文章。

父亲*

父亲集邮，把黑夜和白天

剪成一小块、一小片，

浸入水盆，映着一朵朵

灿烂的云彩，再捞起晾干

在门上、窗玻璃上、镜子上。

他的眼睛，两张邮票，

一只白信封，他的脸，

整个世界，收藏的理念——

于是，把我也扔进邮箱，

寄往一个遥远、虚构的地址，

为了退回时盖的首日戳。

时值寒冬，雪花翩翩着

神秘的信息，鸿雁的

足迹消逝了，在白皑皑的

茫然中，邮差冻僵的手，

没按原址把信退回——

我产生于错误的偶然。

Stamp

My father collected stamps, cutting

days and nights to small squares,

soaking a sky full of them

in a wash basin, and drying them

on the doors, windows, and mirrors:

two stamps in his eyes,

the face an unfamiliar envelope,

the world an unfolding album.

I, too, was glued onto the white

immaculate background.The snow wasfalling,

a message in each fleeting flake; acrane's

footprint disappeared overnight. Mailed

to a non-existentaddress for the sake

of possessing a postmark, I was not

returned, by mistake, as occasionally

happens, at the post office.

*诗的中文初稿已找不到了，原先发在哪个杂志上，也再难查阅，但最初的创作冲动，肯定是出现在“文革”的中后期。诗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改，接着还从英文又翻回了中文。录在这里的，是收在2019年出版的《舞蹈与舞者》集子中的文本。英文文本的翻译、改写日期同样很难确定，能查到的是先收入了《密苏里州艺术委员会94年双年度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然后再收入了圣马丁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那本集子。

中英文文本间的差距不大。中文的第二段多了一行，增加了这些细节，“于是，把我也扔进邮箱”（英文中是“我被粘上洁白、毫无瑕疵的背景”）……“在白皑皑的 / 茫然中，邮差冻僵的手，/ 没按原址把信退回—— / 我产生于错误的偶然。”（英文中是“因为邮局中偶然的/错误，我没有被退回。”）另外，英文诗的标题是“邮票”，或许是因为在1970年代构思的中文诗，在1990年代改写成英文时，出于对父亲的变化的理解，潜意识中也想把诗改得更“非个人化”一些。

还提一句，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读者对这首英文诗的惊讶、批评是对的。诗可以分两个层面去读。一个是在抽象或非个人化层面上的父子关系，儿子成长为不同于父亲的人，往往是因为对父亲的不满、反叛，其中还会有些可能的偶然因素。另一个是在具体或个人化的层面上，诗中的“我”对父亲不理解，也“缺乏同情”，以至于后来成长为不同的人（“没按原址把信退回”），恰恰是因为在那些年里，儿子所接受的教育是决不能对“黑六类”的父亲抱有任何同情，同时，受家庭成分之累，作为“狗崽子”的儿子的前途也显得一片漆黑，难免心中怨恨。诗的描写因此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时代特征，也显示了政治历史背景是可以怎样扭曲、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