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怎样描画出自己的认知轨迹，表达出自己独到的思想感情方式，是散文写作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在2019年的散文阅读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印记，作家们运用质地丰富的精神世界，自信、自觉地面对历史文化现场的嬗变和张力，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更新的联系。支撑这些情感和认知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以及随着这些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我们精神世界的全部。2019年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发展态势，我们从中读到如指纹一般质地的记忆与时代，如河流一样宽广的现实与心灵，如前路一样发展的创造与反思，连同所有这些写作本身，也正在创造着属于散文自身的美学。

时代的指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散文创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或从自我出发，将自己的脚步与祖国前进的步伐相联系，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我们民族的精神史相镜照，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担当。樊锦诗的《厮守 一眼千年》、于魁智的《与祖国同行 与京剧同辉》、周令钊的《为新中国而设计》等写自己亲历的生活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奉献给人民，他们的生命与祖国同在，在他们平淡、从容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荡气回肠而又温情似水的珍贵年华，并从中感知到自己的血脉流淌。

贺捷生的《幺姨的灿烂年华》用真切感人的笔调，回望真实而曲折的历史，既饱含崇高、坚定的信念，又宽厚温暖，就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们走过的红色岁月，因他们的赴汤蹈火而光芒灿烂。梁衡的《将军几死却永生》用简洁的笔触描画出张自忠将军的一生，折射出大历史的变幻莫测。金仁顺的《高丽和我》、次仁罗布的《就这样被牵绊》等为悠久的民族传统和广阔的历史画卷提供了真诚、直观的美学镜像。

一般作为写作背景出现的生活环境，在散文写作中，也常常被赋予成为实体性的存在。叶兆言的《南京传》以南京建城为起点，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递进，描绘了南京城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城市的兴废与时代的嬗变之间，在丰厚的文化景观和幽微的历史经验中，南京作为传主的精神魂魄凸显出来，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南京，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变动中的恒常与坚守。彭程的《家住百万庄》用干净、内敛的语言敏锐地观察到百万庄小区在悠长时光中的变与不变，交织在时光中的记忆能唤起人最大的共鸣。韩小蕙的《协和大院》写协和医院的人与事，着力勾画和彰显“协和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

亲人间的经历和遭际最能孕育感悟，常常成为散文写作的丰富源泉，其中有关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命运与苦难的诘问，作为厚重的背景，有力地烘托和映照着这一主题。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中的母亲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由失败拼凑而成，固执地相信贫困与真诚和美德之间有神秘的关系，这个并不是超人的母亲形象却分明让我们读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孙郁的《劳我一生》、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等都执著于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是困惑。只有凭借时间的力量，慢慢积攒起对人的复杂性的更多的体认，才有可能慢慢将宽容、理解编织进爱的纽带。

同样母题的作品中，陆庆屹的《四个春天》让我们看到久违的最简单朴实、最日常生活、但是也最动人的温情。他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9年初上映，记录了四个春节期间他和父母在贵州独山县的生活日常。同名书《四个春天》可看作是电影的补白或是注脚，里面那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多才多艺、幽默达观的《我爸》《我妈》，他们家庭中的诗意，感动之余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心灵的河流

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散文通过看世界、观自我，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和心灵来路的见证，它帮助我们驱散焦虑、澄明信念，所以散文里常常是一面倾诉、一面反思。实际上，在这些追求的背后都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为了了解自己。

贾樟柯在《穿越乡村的时间》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和电影、文学与时代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这是一位电影导演的朴素告白：文学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共情方式和思维方法，也是我们确认真实的自我、保存自我记忆的途径。同样抓住自我与故乡、乡村的关系展开记忆追溯与思考的，还有孙慧芬的《在故乡识别安详》、南帆的“村庄笔记”系列专栏、刘亮程的《月亮在叫》、刘琼的《格桑花姿姿势势》、黑孩的《故乡在路上》、林纾英的《大椿树》等。

刘汀的《东北偏北》则另辟蹊径，写的是他个人“与东北的发生学和交往史”，这样个人化的东北形象写作，与其说是在写作为地域文化的东北，不如说是写出了作者个人对东北的复杂感情。龙仁青的《他乡故知是麻雀》通过留鸟指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和“留乡”。不仅立意新颖写法考究，最终落脚到麻雀是人人的“他乡故知”，令人心生暖意。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关注于留守、随迁、失学、单亲等当下儿童所面临的种种不幸，读完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作者通过冷静的笔触和辽阔的视角，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未来的沉重。

小说家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既是珍贵的第一手文学史料，也常常是耐读的好文章。2019年，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刘醒龙的《文学回忆录》、张翎的《废墟曾经辉煌》、张怡微的《旧日的静定》等，都是很好的范例。它们中有的围绕着祖辈故乡的往事来回探访， 打开一个个时代的褶皱；有的通过细腻的见闻和翔实的回忆，串起百样人生；有的剖开自己经历中感触最深的部分，冷静地反刍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些回望与思考本身就是心灵和生命的闪光，我们从中读到情谊、读到趣味，也读到寂寞和一些难以言喻的人生滋味。

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在《鱼翅与花椒》中认为，饮食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有着超然的中心地位，因此也成为了她观察中国历史、哲学、思想和生活的一扇绝佳窗口。而反过来说，我们熟悉的各式中国菜肴通过她的观察，又成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份特殊的记录。葛亮的《好吃记》开篇就说“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作者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写作经验、阅读经验入手，论及乡情、人情、人性、乡村与城市的角逐等关键性问题，从食物辐射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内容充实的自我辨析。

崔曼莉的《小白传》活色生香地讲述小区里流浪猫的命运。作者喟叹，无论个性如何，命运如何安排，无论是猫还是人，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文章中如笔记小说式的细节更令人难忘，从中也可一见作者的笔力。《苏东坡，你走过多远的路》是我在微信公众号里读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网站上所收录的信息，看到了苏轼的人生行迹，发现苏轼几乎踏遍了宋朝的所有疆域。当我们面对苏轼一生中所走过的地图重读他的诗文，也许同样能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和新鲜的见解。

创造的前路

海纳百川、无所不包本应该是散文的雄心，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在散文中写出广阔的生活本身，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面向。比如《文艺研究》杂志2019年专辟“随笔体”栏目，希望“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评论本身也可以是散文，但这样的思考和语言方式都给散文写作在变化的方向上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现代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来说接续起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此外，《问彼嵩洛》这部定位为“中原访古笔记”的多人合集作品，作者均是文史、考古、美术等专业的青年学者，旨在挖掘从嵩山到洛阳这条路线上的古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展开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和趣味的讨论。这样的尝试也许结果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在写作方向上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此外，以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为代表的基层劳动者作家，他们的散文创作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新鲜记录。文学写作从来都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可以参与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来。他们在劳动之余写作，用自己的感情和经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文学创作让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拥有了一个文学的港湾，与此同时，进城打工这种流动迁徙的生活本身，也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局限于家乡一村一地的封闭环境，而是能够在一个大的坐标系上看清自己的生活境遇，发出植根于自己生活的呼喊。基层劳动者作家的散文创作一方面是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写作者向传统文学、经典文学乃至别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状态靠拢的努力。此外，劳动者作家的散文作品不光具有文学价值，我们都有责任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和个体的经验记录呈现出来。每一个个人的书写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情感轨迹。

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五四之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100年间的散文创作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中前行，但是对时代的关注、对历史的省思、对文化的审视、对世相的洞察，是散文写作者共享的文体意识。无论笔法含蓄或者绮丽、缜密或是劲健，无论形式上繁复跌宕还是儒雅从容，或表现、或批评、或解释，都是从不同的面向与人生对话。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散文的现实主义审美风貌的全部内容。如果散文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它一定拥有丰富的生物物种，其中有进化有更新，也有四季更替。我希望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地良性循环发展，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更多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