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问，网络文学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中，不仅是体量最为庞大的，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对于与网络一起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年轻人来说，网络文学更是构成了他们“文学生活”的重要方面。面对当下浩瀚的网络文学“现实”，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都不能对之视若无睹。网络文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读者，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在当今纯文学、网络文学和以青春文学为代表的类型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网络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内地出现，网络文学迄今已经走过20余载。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不仅是巨大的增量，也是文学“生力军”。以当下的网络文学作为参照，重返20世纪末的“历史现场”，回顾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回到网络文学的源流，对于重新认识网络文学不无意义。

一

这里所说的网络文学的“发生期”，指的是1997—1999年。这是网络文学在中国大陆从开始出现到逐渐引起关注的时期，尽管网络以及第一部网络作品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这一时期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97年12月“榕树下”网站的建立；二是1998年台湾写手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受到追捧。无论是对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历史”，还是对今天已成“庞然大物”的网络文学“现实”，我们都会一以贯之、毫无差别地以“网络文学”来加以指称，但其实今天的网络文学已经与发生期的网络文学有了质的区别。换言之，当下的网络文学具有发生期的网络文学所不具备的新的质素。以前者作为参照，返观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阎真在《网络文学价值论省思》一文中认为，“网络文学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论存在”。[1]邵燕君更是明确指出，“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其‘网络性’”。[2]可以说，“网络性”不仅是当前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分水岭，也体现了前者与发生期网络文学之间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题材、叙事策略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别，依然可以看作传统文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无质的区别，“文学性”并非衡量二者差异的标准。

尽管如此，网络文学所得以发生的网络空间相比传统文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邵燕君所言，“网络不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而同时是一个生产空间”[3]。网络所开启的全新空间对于文学生产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或者说，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这些作品具体写了什么，而是体现在其写作本身宣告了“网络”作为“文学空间”的这一事实。这一空间首先是“新”的。在理论上，网络这一新的“空间”不仅可以容纳无数人——创作主体以及网络读者，也可以囊括无数作品——作品数量及篇幅都没有限制。这样将“人”与“物”（作品）“一网打尽”的巨大的文学空间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出现，是“空前”的现象。这种“新”空间的意义，以网络文学的出现（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作为表征。

其次，网络也是“心”的空间。对于网络作家来说，网络写作的自由度让他们可以放飞自我，随性写作。这一点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传统文学创作有一套严格的生产体系，作家创作的作品一般由文学期刊发表或者出版社出版。发表或出版都由编辑把关，发表和出版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编辑对作品的甄别、筛选过程的严格性。文学期刊与出版社对文学作品有相应的录用标准，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发表或出版，而哪些作品又会被淘汰。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作家写什么及怎么写都被规定，这一“精挑细选”的过程显得有些严苛，足以使对文学写作抱有兴趣但缺乏信心的普通大众望而却步。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网络文学完全没有这样的门槛和限制。相比传统文学，网络文学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一定程度上随“心”所欲，无须受传统文学中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不仅“谁都可以写”，而且“可以随便写”。从这个意义上，网络文学中的“网络”打开了“心”的空间，这也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

二

如果说当下的网络文学正值“年富力强”的“壮年”，那么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可以说是处于“婴幼儿”时期。后者尽管“弱小”，但一方面它是“新生命”，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它处于成长和上升的过程之中，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新世纪网络文学迅速发展壮大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天的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其受众极其广泛，影响巨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仅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就达到4.55亿。相比之下，截至1999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台数仅为350万台，上网用户仅为890万。将近20年的时间，网络用户数量增长了近100倍，而20年间全国人口基数增长幅度并不大。

分析CNNIC提供的第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可以发现，20世纪末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络使用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网络用户绝大多数在城市，网络在农村相当罕见；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网络使用率越高（“北上广”名列前茅）；大学生是网络用户主力军；网络的使用成本超出很多人的心理期待。在这样的结论基础之上，再回过头来看1990年代的网络文学，可以说，相比当下的网络文学，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在受众数量上少得可怜，连其零头都不到，故可以把它看作相对“小众”的文学。正因为“小众”，所以在其还未真正走向“大众”之前，甚至还会带有一些“小资”情调，这一点在安妮宝贝等人的早期创作中可以窥见端倪。

除了接受范围的相对“小众”，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作品在篇幅上也短得多，一般为中短篇小说或者更短的散文和诗歌，戏剧相当少见。台湾写手痞子蔡凭借《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举成名，这是其代表作，也是早期网络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大陆网络写手中，影响较大的有邢育森、李寻欢、宁财神，以及安妮宝贝等人。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与李寻欢的《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宁财神的《缘分的天空》，以及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等作品，写的都是发生在网络上的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仅从内容和写作手法来看，这些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并无明显差异。所不同的是，这些网络小说的故事所发生的空间—网络—是传统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因此可以说，对于发生期的网络文学而言，网络这一空间不仅为网络写手提供了展现文学创作才能的舞台，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理，拓展了他们的心理空间，并且成为其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场域。

李寻欢的代表作《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都市男女生活在三张网中，一是网络，二是情网，三是生活之网，前两张网时刻被后一张更大的网笼罩，这几乎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宿命。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呈现了青春的苦闷和迷茫。宁财神的笔调则相对“油滑”，《缘分的天空》《第二次亲密接触》等作品都能看出其字里行间的调侃。安妮宝贝是早期成名的网络写手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她的小说大多充满孤独和阴郁的情感基调。无论是其成名作《告别薇安》，还是《七年》《暖暖》《最后约期》《八月未央》等小说，可以说，意义的匮乏、生活和感情的不确定性、挥之不去的孤独，以及安全感的缺失，是安妮宝贝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状态。

在点评李寻欢时，“老枪”顺便对世纪末的网络文学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事实上今天的网络文学，犀利、黑幽默、短小和酣畅，继承的就是鲁迅杂文的衣钵。”[4]这一评价相当贴切。安妮宝贝在《暖暖》中提及鲁迅的《伤逝》，很显然从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身上，也能看到鲁迅小说中“孤独者”的影子。在宁财神的小说中，也能窥见王朔小说人物话语方式的印迹。这也正如张颐武所指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其实不过是一些对于传统文学有着复杂情感的青年人的写作”[5]。

三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6]有论者指出，“这种‘中间物’意识是理解90年代和90年代小说的关键所在”。[7]对于90年代文学而言，尽管确实呈现出一些与80年代文学不同的质素，但也并非截然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文学是8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中间物”，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作为90年代文学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这“中间物”的一部分。

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开启了网络这一与传统文学截然迥异的新空间，但其在“文学性”上与传统文学并无本质不同，发生期的网络文学依然是对传统文学的延续。如前所述，当下网络文学所具有的“网络性”是其与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要差异，而发生期的网络文学并不具备这种“网络性”，因此，发生期的网络文学正是传统文学与当下网络文学的“中间物”。当下网络文学以其浩瀚的规模成为新世纪文学中巨大的增量。与浩如烟海的当下网络文学相比，发生期的网络文学无论在作品数量还是单个作品的篇幅、长度上，都几乎可以忽略。然而，这一“小体积”的文学样式对于90年代文学而言依然具有“增量”的意义。发生期的网络文学这一相对“小众”的文学存在，短小精悍、幽默灵动，尽管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但其照亮了“网络”这一新的空间，为之后的文学发展指引了方向，为“后来者”大展拳脚提供了舞台，作为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中间物”应该被铭记。

参考文献：

[1]阎真：《网络文学价值论省思》，《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2]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老枪：《点评水泊互联网文坛108将》，《网络与信息》2001年第5期。

[5]张颐武：《当下文学的转变与精神发展—以“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崛起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8期。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302页。

[7]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课题号17GZYB6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