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翟妍，本名翟景华，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代表。曾在《十月》《中国作家》《作家》《青年作家》《鸭绿江》《长江文艺》《芒种》等刊发表小说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想，就《守清口》而言，我是在写一种孤独吧。

也不只是孤独的，如果单单是孤独能说得清楚，我又对它一定是不满意的。它应该有更多的东西隐在孤独后面，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只有碰到那个对的人去读它，正好又触动了人家的某根心弦，那些若隐若现的可能性，才能浮出来吧。

试着闭上眼睛，试着去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一马平川的科尔沁大草原上，一条名为霍林河的河流穿腹而过，村庄在河流的南岸，小镇在河流的北岸，庄稼在村庄的东边，坟场在村庄的东北面。而西面，只有无尽的草原。无尽到一眼就能望见天边。

小说里的榆村，应该就定位在这里。

那村庄太小了，一如一只麻雀，经常被茂密的蒿草和庄稼淹没，要不是每天定时定点有白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那村庄，该是和坟场一样，是死寂的。

那村庄也曾有过欣欣向荣的样子。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几十年过去，和我一般年纪的人都从村庄里辗转离开，我们这样的人，变成了村庄里最后一批年轻人。我的父辈们，没有随子女离开的，依然守在那个村庄里，迎接一日又一日的老去，等待进入东北方向的那片坟场。

我常常想，有一天，这村庄或许就只剩下那片坟场了。

人与人为伴，能维持一生之长久的情谊，多少是有些奢侈的，人的思想变故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一个不称心，前面的百般好，就都尽弃了。而我父亲，真有个“老磕头的”，他们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从小玩到老。我写《守清口》那天，给我母亲发视频，我父亲那老磕头的，正坐在我家炕头上喝茶。那是个夏天，因为我父母冬天在城里过，夏天在村庄过。冬天楼里暖和，夏天回去，可以侍弄园子，种些蔬菜。

那天电话里，我父亲的老磕头的，也冲着电话喊我，他和我父母一样，叫我闺女。我突然特别感动我父亲能有个老磕头的为伴，人这一辈子，除了必备的婚姻伴侣，还有另有他人同心同德地陪着，是多大的福气呀。

我父亲是幸福的。我相信，我父亲那老磕头的，也是幸福的。

可村庄的孤独和落寞，不会因为个人的幸福而奏响欢愉的曲子，她每天照样会唱哀歌，又有人病倒，又有人死去，又有新碑竖起，黄土下又多了一具尸骸。

村庄和那些剩下的老人一样，迈不开步子了。一旦白雪茫茫便更是可怜，更有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阔和辽远，而独独剩下杨有四和杜青山，身着羊皮袄，腰扎浸麻绳，追随在几头牛的后面，斗寒风顶暴雪了。

幸亏有牛在，那些站在死亡边际的村子里的老人，牲口，家禽，是他们最后的慰籍。

或者可以说，大多数人，年纪还小时，对情感这东西，是不那么挑剔的，也是不那么珍视的，只有上了年纪，才再不会那么口不择食，再看不得生死，再不忍身边的人离去，再不舍曾经付出过的，草草收场。一切，都有头有尾，是最好。

可在《守清口》里，我残忍地撕裂了两个老磕头的之间一生的友谊，也残忍地卖掉了牛，然后，人与人的情感可薄可厚，可轻可重。但情感这东西，放在牛面前，却只有义无反顾。牛不知道舍下什么，牛知道那些曾经的好，不能忘却。

牛在拼尽全力回到过去，而人，却在朝前奔，老眉咔嚓眼了，还想求个将来。尽管那些奔到手的，也许根本不是己需。杜青山走了，一进城便分不清黑夜白昼，杨有四却还和牛一样固执，想找回情感的依托。

牛最终是死了的，在大雪覆盖的清口下丧命，和杨有四的死去一样， 带着对彼此深深的眷恋。

有的人不能辜负。那些牲口和家禽，对人产生情感的所有动物，则万万不能辜负。

那叫黄小辫儿的母牛之所以叫了一夜，才唤来榆村的人寻找杨有四，我只是想说，这个村子，真的太老了，老得连耳朵都不灵光了。

这大地上，还有多少老得连耳朵都不灵光了的村庄？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