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一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的女读者曾经说到，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沉重的、让人疲惫不堪的劳动。此种感觉虽然特异，却又不无一定理由。大概由于陀氏的作品并非精致地描述什么有趣味的生活故事，却畸重于对各类人物内心隐微的透视和穿凿，如同医生在暗室里的x 光下观察同类者鲜活搏跳的五脏六腑，

而读者也要跟随他去跋涉那穿越同类者心灵的沟壑丛林的艰辛旅途。或许因为陀氏擅长对人的心理分析和摹写，不少人称赞他为心理学家，但陀氏却不以为然。在人生的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直接表白过自己的价值取向：“人们说我是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我描绘人的灵魂的最深处。”他还阐明自己的创作宗旨，是“以充分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这番自白，道出了其全部创作主要的和基本的艺术特征与独创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将自己划入由普希金、果戈理所开创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根系，他一生崇敬普希金，尊仰果戈理，珍视普希金创造的艺术典范。但陀氏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与众不同，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们的老一套看法，不能算是现实主义，而被人们视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奇怪的和反常的事实，有时却构成了现实的本质。陀氏便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去观察并书写他所面对的俄国社会现实，尤其在进入1860年代以后，陀氏小说的此种趋向愈加显著。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之后，俄国社会正处于一种“破坏”和“纷乱”的时代，贵族世界的旧秩序已在崩解，资本世界新秩序在建立中即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冲突和分裂。这个“纷乱”时代的特征，必然在俄罗斯社会各类人群的道德和心理上反映出来。陀氏的小说则是对于这种特殊的时代现实的艺术记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苦境及其悲欢命运作为书写的重心，他的小说里也写贵族社会的人物，而常常只是作为前者的命运攸关方和给予前者的映衬与比照。陀氏的小说人物，多是各类小市民和下层知识分子，也多是写这些人物在改革前后那种特殊时代的生存样态和心理样态。他对这些人物心灵深处的审视和发掘，有如剥皮剔骨，鲜血淋漓，呈现为一种毫无遮掩、近乎残酷的真实。

且看《地下室手记》。这是陀氏从流放地回归文坛3年多以后的作品，似乎成为开启陀氏创作鼎盛期的一个转折。这部小说由独白和自述作为叙事手段的并列的两章组成，写一个穷困潦倒的退休公务员在城市“地下室”中的生存样态。前一章纯用呓语般的独白，由人物自己解剖自己的内心隐秘，直戳其心灵深处的病态与黑暗。这个离群索居的“地下室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毫无出路的，便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在感觉上与“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相悖，堕落进丑恶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以至生出绝望的乐趣。后一章则以夹着情节描写的自述，将人物屈辱的人生，卑微的尊严，生存的挣扎和低贱的怯懦，毫无遮掩地抖落出来。这个看不到生活的方向，只一味在精神上自虐的人，是被陀氏创造出来的一种反英雄式的人物。他想做虫豸而不能，想做个真正的有自己血肉的人又感到吃力，只得浑浑噩噩地存活于世上。陀氏由刻画这个人物悲苦而卑怯的灵魂，力图概括现实生活中不少卑贱者扭曲心灵的特征，直逼人性的残障。陀氏以为，这类人物乃是其所处的那个“纷乱”时代的俄罗斯社会必然产生的胎儿，要比靠幻想编造出来的“当代英雄”更为“活生生些”。

自《地下室手记》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或许在形式结构及叙事手段上更为严整和丰富，但以独白和自述揭示人物的心理动态，披露人物的灵魂隐秘，仍然作为重要的艺术特征被保持着，并与其他表达方式相融汇，以深度实现“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宗旨。《罪与罚》是陀氏创作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最能体现陀氏创作独具的艺术特点和卓异才能。这部小说只写了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且犯罪事实简单明了，犯罪行动在开场不久便已完成，没有什么离奇故事和悬念，而犯罪者在施暴前后骚动不宁的心理样态及其命运悲剧，竟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肌体和灵肉。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许是陀氏属意创造的一个“纷乱”时代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出身微贱，生计艰难，辍学后在彼得堡的生活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然而，他并不像那个甘做“地下室人”的退休公务员，不愿做“虱子”一般的“平凡之人”，却自作聪明地生出某种超凡理念，认定只须做成伟人便可以主掌和改变俗众的命运，为此而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也算是伸张正义。他预谋并冷酷地实施其杀人计划，不仅杀死了那个老太婆，还累及她的无辜的妹妹。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实非杀人越货、心硬如铁的顽劣凶犯，竟是一个天性善良、不乏爱心与世俗亲情的知识青年。他深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不忍心再让她们为供养自己而承受更多辛劳和牺牲，他同情陷入生存绝境的小官吏马美拉多夫，在后者不幸夭亡时，又对死者的妻子儿女施以援手。就在他犯罪之前犹豫彷徨、心神不定的漫步中，还救助了一个几乎受到恶徒凌辱的姑娘。对亲人的挚爱和对贫弱者的同情扶助，与在某种理念操控下的行凶作恶，这样两种极端和全然悖反的心性品行，集于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身。陀氏在小说的开场部分，便画出了这个人物善良品性与恶念兼有并存的心灵特征，为整部小说奠定了进入灵魂探索与演示命运悲剧的总基调。

从第二部起直至第六部和尾声，小说展开了犯罪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动荡不宁的心灵隐曲的深度描写。这个孤傲落寞的青年独行者，在杀人之后立即陷入失魂落魄的精神崩解中，他热病缠身，噩梦连连，喜怒无常，时而歇斯底里发作，在精神恍惚中甚至重返杀人现场，重温“那种又痛苦又可怕的丑恶感觉”。他厌恶一切，包括他的亲人，也包括他曾经生出的那种超人式理念，而道德与良心的惩罚使他无法摆脱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在命运悲苦的索尼娅的真情感召下，共读《圣经》故事，接受上帝慈悲为怀的抚慰而寻求精神的复活，终于决定去自首以解除深重的精神痛苦。陀氏固然以其宗教理想，为小说主人公觅得了一条摆脱精神痛苦而走上新生之路。可是他又无法回避，即便拉斯柯尔尼科夫认罪，令他厌恶的那些骗子和流氓肆行的肮脏世界仍然存在，那种使索尼娅一家和许多同类家庭承受悲苦命运的不公正秩序也不会改变。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虽为自视不凡的平民知识分子，亦有普通人一样的性灵，自尊与自卑，善心与恶念，高贵与低俗，融入一体，构成繁复驳杂的人性内蕴。小说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前后的精神变态和心理波动曲线的反复描画，仿如使人物作为审问者和犯人，自己拷问自己的灵魂，不但举劾其恶，也陈述其善，不但在灵魂中揭发污秽，也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陀氏正是透过对这个自称“不是虱子，而是人”的青年孤独者灵魂的深度揭示，剥离出其天性中善与美的东西，以实现“在人身上发现人”的艺术宗旨。在后期创作中所撰写的《作家日记》里，陀氏曾对此作过明确的阐释；“我们应该学会在俄罗斯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中剥离出他们的美。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民众沾染上恶习，受到腐蚀和诱惑，经常遭受折磨，他们还能生存下去，并且保持了包括好人的形象，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我们真正是人民的朋友，因人民受难而感动，就会谅解他们身上的污浊，因为这是他们无可避免、偶而沾染的，并且从这污垢中发现闪光的东西。”显然，《罪与罚》便是充分体现陀氏这种对待俄罗斯民众的基本态度和艺术主张的典型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朋友，为俄罗斯民众的受难而感动。他的“在人身上发现人”的艺术理念，固然使他的创作显示出与其他俄罗斯作家迥异的独特性，而就这种理念生成的缘由来看，陀氏与许多俄罗斯作家在文学的人民性方面又是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现代的作家和批评家激赏陀氏擅长写人心隐秘的小说艺术，以至认定他在心理分析和精神解构方面适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如果比照陀氏自己的表白和艺术实践，这类说法和认定或许便是一种误读。陀氏毕竟属于19世纪的俄国作家，他只是在探索人的心灵隐微，揭示人的精神活动奥秘方面，为后世的文学开辟了某些艺术创造的新领域，而他在本性上还是一个关注社会、亲近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氏小说的苦难叙事和对下层人物心灵中卑琐、丑陋及阴暗角落的揭发，乃是要忠实地表达俄罗斯民众蒙受折磨的历史处境与命运，同时也要从这些东西中剥离出他们的美。其实，陀氏的小说虽重在描写带着尘世污浊的受难者形象，同时也写了一些正面的和完美的好人形象，作为对于前者的映衬和补充。《罪与罚》中的拉祖米欣，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同学、好友和后来的妹夫，就是一个善良正直、颇重友情和亲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白痴》中的梅希金公爵，则是一个按照作家的理想和愿望而塑造的正面、美好的形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三阿廖沙，也是一个体现着作家的道德和宗教理念的青年修道士的美好形象。他真诚善良的品性和宽厚仁爱的宗教精神，同大哥米沙那种被狂热欲念所操控的伦理观念失常的粗鄙野性，同二哥伊凡那种对俗世的冷漠和由怀疑主义的理性推导的精神分裂，恰成鲜明对照，亦演绎着陀氏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的理想。此种理想不仅寄寓在阿廖沙身上，也寄寓在比阿廖沙更小的一群少年身上。《大男孩和小男孩》一章及该书结尾处对于伊柳沙葬礼的描写，便是陀氏这种关于真正的“人”的美好愿望的最后显现。或许，这一类描写在陀氏的小说中并非居于主要位置，同其重在叙说的阴沉暗淡的苦难生活和畸零人的悲情故事相比，多少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及某种虚浮之态。但却分明显露了陀氏作为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时代性特征，体现出那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在现实的批判中即包含着生活的理想，在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这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重要的时代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