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

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文学”是一个逐渐变化的概念。英语中的literature源自拉丁文litteraturae，意义本为“著作”，指一切文字作品。18世纪以来，文学开始用来指代虚构和想象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学的意义一直受到“书写”“传播”等概念的挑战。长久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沿用的是欧洲早期对“文学”的定义，特指具有想象力的作品，且多年来几乎无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的进程。当下，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定义“文学”这个基础概念，使之可以和中国本土传统相融合。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概念比较接近于拉丁文litteraturae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文学”的含义回溯和重构，即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学”或拉丁文意义上，进而扩展话语体系的研究对象并更新其研究模式。

重构“文学”概念的意义在于回归传统理解，拓展研究范围，并为全新的理论话语的出现提供更多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史传文献的重新发现。史传的书写一直是衡量古代文人“文学”才能的主要标尺之一，史传文献也是中国古代存量最大的文学作品种类之一，但绝大多数史传文献在“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位置。然而，就重要程度来说，史传才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且最具特色的叙事文学。如果沿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就会把绝大多数的史传排除在外，这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是很大的损失。如若对史传文献的研究得以全面拓展，那么因其庞大而系统的存世量，对文学理论话语和文献理论话语研究意义重大。可见，以本土传统重构文学概念，史传进入文学研究的范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它可以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乃至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话语或原创性启发。

文学概念的重构本质上是研究的视野下沉；在另一个维度上，这又是文学研究意义的提升。古代文学研究基础概念的重新塑造，不仅丰富了知识资源、理论形态和语词概念，也会促使其话语体系发生系统性蜕变。

引入文学研究的公共性视角

基础概念是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的灵魂，立足于基础概念的研究方法则是它的根基。10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是以“作者—作品”这对共生概念切入文本的。没有“作者”的帮助，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作品”。“作者”是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两个核心的要素：私人性和所有权，这也正是我们秉承的作品分析前提。然而，中国传统的文章学话语体系中，诗文的公共性价值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对文本公共性的忽视。

在研究中引入公共性视角，对话语体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其一，重新认识古代各类作品的功能与意义。公共性思考维度，可以让我们从文本的功能层面重新认识古代文本。大体上，诗文是自我表达的寄托，史传是公共价值的寄托，但个体思考也会深藏其中。古人关于国家、历史和人类的整体性思考，从《春秋》以来一直是史传文献的重要主题。公共性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不同类型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促进话语体系中观念、方法和术语的变革。

其二，增加“情境取义”的文本切入视角，优化话语体系的基础结构。文本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媒介，也是特定历史情境或特定文化传统的回声，它具有双重性。中国古代的作品往往有“情境取义”的特质，即在历史社会或文化传统语境中获得意义。诗文中个人的声音只是表象，背后所代表的公共的声音才是内核。这样的思考角度并不罕见，但尚未形成方法上的自觉。我们不仅要从作者或内容的角度来解读文本，也需要从价值和功能等公共性的角度来呈现文本的意义。

其三，推进文本理解方式的多元化。基于个体视角构成的话语体系是单一的，加入了公共视角之后则显得更加丰富。在旧有“作者—作品”模式下，我们更习惯于沉浸式的文本理解，即在文献细读的基础上，力求在透彻了解文本的细节和意义的基础上去理解“作者”。公共性视角则可以让我们与文本保持距离，进而观察和分析文本的语境。这实际上接近于一种间离式的文本解析方式，为我们以全局眼光理解文本提供了可能。

其四，逐步形成全新的文学史理解方式，为古代文学的话语体系研究提供更多可能。传统的线性文学史观近年来显现出不少弊端，这种文学史的理解方式与“作者—作品”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引入公共性维度的文本分析方法后，我们正在逐步摆脱原本单一的文学史理解方式。

来自本土传统的公共性视角的引入，对整个古代文学话语体系而言，不仅是对个体视角和理论概念的补充，还是一种综合的全面的革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话语体系与本土传统的完美融合。

在比较视野中完善话语体系

我们提倡本土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同时不能固守本土主义，而应该在比较视野中完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有关联的比较；二是无关联的比较。所谓有关联的比较，指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层面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已取得很高的成就。所谓无关联的比较，则是比较古典学视野，即在埃及、希腊、罗马、印度等古代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特质。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滋生出一系列具备公共性或理论统摄力的议题，并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话语，但是封闭的、自我的研究难以达到上述目的。只有在古典文明之间的比较中，才能发现中国的特殊性；只有在全球古文明研究体系之内，汉语文献资料才能焕发其内在生命力。

比较视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而言，最切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对整个概念体系的校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少概念来自海外，但是用以翻译海外学术概念的汉语词汇，多数不是新造词汇，而是旧有词汇的移用。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容易使用这些旧有词汇的本土含义去理解外来概念，有时外来概念也会影响对本土词汇的理解，这样就造成了整个话语体系的混乱。其结果就是，整个话语体系既不能和传统对话，也不能和世界对话。我们需要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为参照，逐个校准古代文学话语体系中重要概念的含义。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严谨性，同时也更能有效地发现其真正的特性与灵魂。

近期，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的比较古典研究趋势已经出现。中国学者对印度、古地中海地区及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热度也正在增强。写本研究、语文学、书籍史及文本的物质性等新兴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研究方向，这些新的研究趋势正在改变整个古典文明研究的格局。中国古典研究和西方古典研究相互作为研究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样的视野或背景下，理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一种适应全球化对话的全新话语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