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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小冰出版诗集给诸多领域带来新挑战：法律上的版权问题、社会学层面的伦理问题、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写作学上的主体独创与结构化写作问题。随着微软宣布对版权的放弃，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可以部分地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并不意味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人工智能写作对“文学是人学”的挑战之一，就是将“作者是什么”的困惑再次带到文学理论面前，使之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小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验证了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作者不过是一个现代神话，他/她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文学批评中，一劳永逸的思维懈怠就是将文学的意义、价值与作者的生平、感情、心理和趣味关联起来，这就不再需要思考文学的复杂性。然而，作者却从来都是一个疑问。

作者作为文本的过去，并非文学价值的根源所在。这并非源自于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亡，写作开始”后结构理论，巴特只是在理论上再次发现了这一现象。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能发现，《俄狄浦斯王》的价值、意义、美感并非根源于那个叫索福克勒斯的作者，也并非根源于作者和解释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而是源自作品自身结构、语言和各种辅助手法。亚里士多德认定：“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就切断了文学与过去的关联，也切断了文学和作者生涯的关联，宣布了具有普遍性的构成性要素和规则才是文学研究的要点。亚里士多德并没带着我们去追述索福克勒斯的生平经历、内部心理，也没有详细描述一个时期的历史样貌，而是借助文本自身就发掘了文学的意义。文学面向未来，那里作者已死，文本的意义犹在。

即使在面向现实的写作中，作者的意义也是可疑的。巴尔扎克被誉为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他只不过是历史的书记。文学就是记录现实、模写现实，文学的意义就是现实的意义，巴尔扎克越过了他自己，越过了作者，将文学的意义与现实勾连起来。作为书记员的作者，也就只剩下诚恳、忠实的美德。

罗兰·巴特借助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宣布作者已死，这显然并非随机的选择。恰恰是巴尔扎克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而非那些前卫的现代与后现代作家证明了，“写作是中性、组合和间接的空间，我们的主体已经从中溜走；写作也是一个否定性的空间，那里以身体书写的确定身份开始，却又以所有身份的消失告终”。读者、批评家只是在书本的符号交织物中寻找写作安放于其中又在其中被不断否定的意义。作者作为文本意义的终极指定者，在书写的始发处就是存疑的。回到文学的原始出发点，从来就不是回到作者动笔写下文本第一字符的时刻。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恰如其分地举出了两个例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当我们借助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文本时，我们回到了比作者更加久远、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我们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窥探文本的内在心理时，我们追述的是作者不能自我主宰的无意识童年。批评的目的也就不在于重建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作者的内心经验也渺不可寻，剩下的只是一个功能性存在，将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观照。在“作者之死”留下的巨大空间中，话语才在这个空间中敞开它的不确定意义。文本只是话语表演的舞台，而不是作者留下的痕迹。

巴特和福柯在理论结构上杀死了作者作为文本创始者的意义。正是“作者之死”，留给了人工智能展开其创作的可能。文本的书写不再是作者的专有特权，而是话语结构方式的无穷可能。尽管微软宣布放弃小冰的作者版权，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版权也并非原初就有的。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巴特和福柯之后，在最后的生物学意义上给了作者最为致命的一击。罗兰·巴特的躯体书写也不再成为必要，作者不再是一个将一系列相关文本聚集在一起的名字，而是一个代码：AI。

也许，只要AI愿意，它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学习，写出各种风格的文本。虽然这些文本的文学性也遭到一些作家的质疑，但无论是古代无名氏留下的各类文本，还是现代形式批评开拓出来的文学性研究，抑或是今日在网络上流行的作品，似乎都在证明文本的“文学性”并非由作者决定，而是呈现在文本的语言、手法和结构之中。各类写作课程的开设，也说明了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可以后天习得的。人工智能比起作为生物的人而言，正在于它超强的、不眠不休的信息接收能力、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虽然，人工智能写作短期内还不会替代作者写作，甚至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关闭人工智能写作；但人工智能写作的可能性，却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认识文学文本。

福柯在他的理论中，区分了作为独特个人的实际作者和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性符号作者，依然保有了作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主体存在。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使得作者的生物学价值也受到巨大冲击。对于人工智能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读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需要追寻作者是谁，出生于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社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情感遭遇，有什么样的趣味；甚至更不需要去追寻它的童年经历和无意识创伤。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身份彻底消解之后，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去重新认识那些作者渺不可寻、时空不甚清晰的文本的另一种可能。诗可以言，诗即言。无论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我们的孔子，都没有借助作者来说诗，但诗依然有它的价值。

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远古时代起，文本就被认为是中性的。它的意义就不是由作者认定的。试图靠作者使文本的内部结构在价值、意义上同一，将文本锚定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点上，本就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符合文本自身的辩证运动的规律。

文本自被创生起，就在时空中拥有了自己的生涯，伴随着围绕它的阐释，成了一本“永远不会被耗尽的”文本。正是文本的中性，这个不完全依赖于作者的话语空间，让罗兰·巴特的“写作的中性”成为可能。福柯曾发出的中立低语——“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在人工智能写作、作者主体消散的今天，也许将成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