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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的精神原型 

来源:北京日报 | 冯新平  2020年04月10日09:37

如何让普通事物具有持久的哲理意义和充分的精神价值?天才如詹姆斯·乔伊斯的探索也并非一蹴而就。在他的早年手稿《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路过伊克利斯大街一所房子时,听到台阶上一对情侣模糊不清的对话,虽然引发了他“看来正是代表着爱尔兰瘫痪症的那些棕色砖房子里的一座”的感慨,但没有下文作进一步解释,对于读者来说依然毫无意义。这样的记叙既缺乏形式又没有实质内容,要窥见房子里的秘密,需要比实录更多的东西。十年之后,乔伊斯以独创的意识流叙事方式,使得住在门牌为七号的棕色砖房子里的布鲁姆夫妇的内心世界完全裸露出来。只是在这之前,他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发现自我的旅程。

作为事实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斯蒂芬英雄》标志着乔伊斯写作生涯的一个新开端,是他对自己早期经历的一次总结性尝试。这部洋洋洒洒的作品中有关主人公学生时期的篇幅,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与之相对应部分的五倍。在后者中只是暗示出来的事件,在前者中又获得了充分的描写,即便是斯蒂芬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依据自身的价值而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此不经选择而铺展开来的叙述,于对乔伊斯个人生活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自是多多益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解读乔伊斯后面两部著作的契机。与精雕细琢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相比,天然无饰的《斯蒂芬英雄》自有其魅力所在,但这并不能让斯蒂芬免于成为作者态度和想法的木偶,更不能使得《斯蒂芬英雄》成为一部成功的小说。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却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处理,乔伊斯干脆把斯蒂芬抛开,转而去集中表现他所反抗的那种环境,从而完成了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创作。我们在其中读到的是小街陋巷的故事与浑浑噩噩的人们,散发霉味的房间与囿于其中的生活,自然主义的写实底下是象征主义的潜在暗流,甚至还能发现《尤利西斯》中那种诙谐戏谑的叙述手法、暗含寓言目的的故事以及晦涩难懂的神话典故。乔伊斯独特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在这部作品中初露端倪,“爱尔兰作文天才”的文字才华也自是可圈可点,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的大师其时的叙事艺术还乏善可陈。叙述虽然巧妙却也不免趋于平淡,人物造型尽管丰富却难掩其苍白无力,诸多短制大都是人物速写和场景片段,难有完整的叙事架构和饱满的情节铺陈。

出现在全书之末的《死者》是被普遍认为超越了这些局限的一篇佳构。集中的叙述场景中是血肉丰满的人物,层次分明的故事包含于完整的叙事结构中。前面铺张的晚会描述和繁琐的人物刻画所渲染出来的热闹和虚荣,与后面主人公的孤寂和真切以及因死者而来的朴素和隐喻死亡的雪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死者》之前的所有篇什,也都在这个叙事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杰作中,汇聚成一部激荡回响的壮丽终曲。更为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将一位才智水平非常接近乔伊斯本人的主人公介绍给读者。

失意的大学讲师和文学杂志撰稿人加布里埃尔,不但在《都柏林人》中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即便比之后来出现在《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也毫不逊色。叙事在精心的戏剧性和声与细致的心理洞察之下,将加布里埃尔自负而任性的防线逐步崩溃的过程展示得异常复杂而痛苦,还有他意识到妻子的泪水是为一位早逝情人而流时所受到的冲击,以及起初表示孤立和离异而后又表现为英雄式的孤独,乃至最后表现生命和死亡相互依赖的雪的意象,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乔伊斯小说叙事艺术的操练终于在《死者》中得以完成,整部《都柏林人》因此有了立足的根基,而乔伊斯作为小说家的事实也同时获得确证。

乔伊斯在写作《死者》时要比加布里埃尔年轻而且激烈得多,还没有成熟到摒弃他高傲而不妥协的态度。如果说这种态度在《都柏林人》中还是以他的冷眼旁观都柏林城的芸芸众生,那么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则决定牺牲客观地呈现一个又一个情节或人物的方法,将笔墨尽可能多地泼洒在主人公的意识里,广泛的现实生活由一个视点来控制和安排。发生的一切依据他的敏感程度记录下来,事件也只是在有助于他的内心发展时才有意义。其余人物也相应地只存在于斯蒂芬的脑海中,犹如他笔下的人物,除了名字和说话方式,无需更多阐释。

这样的叙述方式使得阅读的过程犹如通过钥匙孔,而不是一扇敞开的门来观看房间里的情形。我们有限的视觉所能感知的东西无形中又增添了几许不祥的预兆或一些希望的遐想。《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也因为可控的焦点而比《斯蒂芬英雄》具备更多的叙事强度和聚焦性。与此相应的是,外部的戏剧退居于后,内心的独白突显在前,事件的呈现也不是通过事无巨细的描述,而是借以貌似不经心的暗示。如果说叙事方式的转变使得从《斯蒂芬英雄》的原矿石中提炼出来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更具艺术价值,那么两部作品名称的不同却也是乔伊斯做出的一个明智而不可忽略的变更。

我们在《画像》前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看到的斯蒂芬是一个处于迷惘之中的孩子,是一个受到青春期风暴冲击的中学生。圣诞节晚餐上与人激烈争吵显露他的独持己见;遭到教鞭屈打之后去院长那里讨公道是为倔强的表现;好胜心强的他非常在意学业成绩是否超过别人。但同时他也是柔弱的,时常被同学捉弄欺负;是循规蹈矩的,上床睡觉前要做完一整套祈祷;吃不得苦的他在学校冰冷的床上想着家里的种种温馨。错综复杂的象征手法和缜密安排的叙述变化,丝毫没有削弱我们进入他感情世界的力量。叙事如果仅止于此的话,我们或许会指责乔伊斯为何花这么长的篇幅描写一个微不足道的外在环境的受害者,而且还是用如此细腻抒情的笔触。他完全可以写一个像《都柏林人》中那样的短篇来打发掉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斯蒂芬形象的准确定位就跟其真身乔伊斯一样,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青年艺术家。混迹于都柏林小市民堆里的斯蒂芬,其最为英雄的行为乃是违抗母命拒绝成为斯蒂芬神父。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的内疚心情和对上帝赦免的渴求,还有阿奈尔神父地火一样的布道力量,都反衬出对教会进行尖锐批判的斯蒂芬是极具勇气的,其最后与家庭、祖国和教会的分道扬镳,更是孤注一掷的。远走异乡的他如乔伊斯一样,要以特定的艺术形式“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表达自己”。小说叙事结束时,义无反顾的青年艺术家大步向前、旁若无人地去拥抱他的命运,而他用于“自卫”的三种武器是沉默、流亡和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