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在贵粤桂等省也有少量黎族同胞居住，但绝大部分黎族人口都生活在海南岛，因而黎族作家属于一种“在岛屿写作”，如同汪荣所指出的，这种地缘与地理因素对黎族文学的影响是内在而深远的。黎族书面文学起步很晚，基本上在“新时期”才生发起来，所以回顾它的历程其实也即管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过程。地方性与族群文化、语言的转译性、民族符号与民族志式书写……这些话题既是黎族文学的，也是其他民族文学共有的，提醒着我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问题的提炼与萃取。

——刘大先

南方弦歌：黎族作家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汪荣

黎族是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从人口数量来说是中国第18大民族。黎族的世居地是海南岛，除此之外，黎族还在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区有少量人口分布。海南岛上有着近150万的黎族同胞，这在900余万的海南省人口中其实是较大的比例。黎族是海南的原住民，海南岛的自然山水生养和哺育着黎族人民，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同时，作为地处祖国南方之南的岛屿，海南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有着封闭、边缘、自主的多重属性。这种地缘和空间上的特殊性影响了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黎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因为黎族是一个没有书面文字的民族，所以黎族作家文学的起步较晚。和其他更加具有作家文学传统的人口较多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满族等相比，黎族作家文学可谓是一个蹒跚学步者。按照黎族文学研究者的普遍观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黎族书面文学作家龙敏所发表的少量作品，而第一代作家的出现则是新时期初期的事情。

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却十分迅猛。短短四十余年时间，黎族作家文学和黎族文坛从弱到强，已经出现了好几拨作家群体和好几个浪潮。因此，我们可以把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分成不同的阶段。依据黎族作家文学研究学者王海的观点，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如果按照发展状态来划分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脉络命名为萌芽发轫期、沉寂滞涨期，到多元显现期。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萌芽发轫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思潮激发了黎族作家，由此产生了第一代的黎族作家文学，龙敏、王海、董元培、符玉珍等都在此时登上当代民族文学的舞台。龙敏创作了《年头夜雨》（1983）和《同饮一江水》（1981）等作品，同时还出版黎族第一部中篇小说《黎乡月》（1986）。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饮一江水》，该作品以黎族小伙子阿良和苗族姑娘阿迷的恋爱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黎苗两族从互相对峙到互相和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黎苗两族青年之间互相对话、互相砥砺，两族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生态，体现了劳动之美和社区精神，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跨族群主题的代表作品。王海发表的黎族第一部短篇小说《采访》（1979），是黎族作家文学的开端。王海在新世纪之后收集了他早期的作品结集为《吞挑峒首》，就该小说集的短篇小说作品而言，无疑体现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水平，如《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芭英》《帕格和那鲁》《弯弯月光路》《吞挑峒首》都善用民族风俗和民族符号，将民族志书写编织在情节和结构中，体现了浓郁的热带风情和淳朴的人性人情之美，同时这些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怀旧感和抒情性，书写了被日益受到现代性侵袭的原初黎乡逐渐变化的情状。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沉寂滞涨期。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市场化的冲击，这个阶段的黎族作家文学写作环境并不好，原有的写作队伍逐渐星散，同时作品创作的热情也变得衰退，黎族作家文学陷入低谷。不过黎族的第一批大学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亚根是这个时期的出色写作者，他在大学毕业回海南工作后在省内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与诗歌，后续逐渐转入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作为在现代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亚根关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变迁，他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写实倾向；作为一个学者，亚根还对黎族的传统文化如歌舞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高照清在90年代登上文坛，他以散文作为主要写作文体，他的目光始终凝视在黎乡黎村中，将个体生命与地方历史联系起来，质朴清新的文字中蕴含了黎族民间生活和艺术之美。

第三阶段是新世纪文学的多元显现期。前辈作家如龙敏、亚根等人在这一阶段持续发力，拿出了几个非常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而80后和90后的作家也逐渐登上舞台，他们的创作能量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这凸显了黎族作家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南方意识。龙敏的长篇小说《黎山魂》（2002）是此阶段黎族作家文学的重要收获，该作品篇幅宏大，具有史诗气势，描写了黎族争取翻身解放的经验，也呈现了黎族同胞的强韧和勇敢的精神气质，还对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热带风景进行了细腻的描绘。龙敏作为与黎族作家文学同行和成长的作家，在此时用这部史诗级的作品树立了一块里程碑。80后的李其文不仅创作了以底层书写为主题的小说集《火中取炭》（2017），还组织编纂了诗歌集《出生地》，同时他还是陵水一系列文学与文艺活动的组织者。同为80后的琼中诗人唐鸿南则将主要关注放在散文诗的文体上，他的写作兼具叙事性和抒情性，而黎乡是他抒写的重要对象。

通过前述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整个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的基本轮廓，这个过程其实是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黎族作家文学领域诞生了大量的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这无疑与当时鼓励启蒙、推崇文学的时代风气有关。到了90年代，黎族作家文学出现了滑坡式的发展趋势，甚至整个70年代生的作家群出现断层，这与当时文学生态中市场化的生存环境有关。毕竟当作家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普遍焦虑的时候，不可能产出重量级的作品。在新世纪以后，当社会的环境和生活的困境得以缓解时，黎族作家文学又从低谷中逐渐走出，走向了文学自觉和众声喧哗的新局面。

隔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往回看，黎族作家文学有着“从自在到自觉”的精神历程和创作轨迹。不同时代的黎族作家带着文学的理想投入创作，也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黎族作家群。按照代际划分整个黎族作家群，我们可以看到：50后的有龙敏和王海；60后的有亚根、黄仁轲、高照清；80后的有李其文、唐鸿南、郑朝能、王瑾宇；90后的有李枕威、李星青、刘圣贺、曾祥理。上面列举出的只是一些代表性作家，但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黎族作家文学队伍。黎族作家们用不同文体实践着民族书写和主体发声。与此同时，他们虽然分享着同一族群身份，但是各自书写策略并不相同，所在的具体地域也不同。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黎族文学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当然，在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黎族作家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首先是执拗的地方性。海南是中国少有的热带省份，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黎族作家作为岛屿的原住民，他们热衷于书写在地的风土人情，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也蕴藏了如同百科全书般的“地方性知识”。草木虫鱼和自然万物都进入到了黎族作家的视野，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充满了如同热带雨林的神秘气氛，也带有“万物有灵”的天然的生态主义思维。黎族作家龙敏和王海的小说将自然风景与人物塑造相融合，将地景描写编织在故事的推进之中，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热带情调和文本感性。在诗人李其文、谢来龙和金戈的笔下，黎乡的风物和风土构成了重要的意象来源，这使得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南方气质和抒情氛围。

其次是语言的多重转译性。“转译性”可谓是黎族作家文学最大的特殊之处。所谓“转译性”，主要指的是黎族作家在黎语与闽南话与汉语普通话之间的多重穿越、翻译和转换。对于亚根来说，写作是多重语言壁垒的穿行。海南汉族作家孔见就在《一个人的背后》中指出亚根的写作在语言上的艰难：“他首先要把自己的经验转换为本民族的语言，然后将其转换为闽南语，最后再将闽南语转换为普通话”。无独有偶，在散文作家高照清看来，“用黎语思维，用汉语表达，而两者的语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写作时，确实会面临一个‘思维转换’的问题。”三级的语言转换，必然使原初的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被消耗或者被增加。这种跨语际、跨族际、跨体系的多重转化，展示了黎族作家在使用汉语这一写作工具时的困境和突围的努力，也为汉语书写提供了新的边缘的活力。

最后是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黎族作家文学虽然诞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黎族本身却有着非常漫长的口传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些历史积淀和文化土壤构成了黎族作家文学的背景。当然，不同的黎族作家所使用的民族性和符号性的东西比重不同：有的作家热衷民族历史和民族符号的展演，有的作家却对民族特质和族群身份进行淡化处理，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黎族作家的文字背后的确隐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背景，这些民族根性的东西构成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在研究者曲明鑫的《黎族作家文学研究》中，她就认为黎族作家文学的题材来源中包含了对黎族神话传说的继承、对黎族民间故事的借鉴、对黎族史诗和歌谣的吸取以及对黎族谜语和谚语的运用。可以说，黎族作家们的写作虽然是个人性的，但是背后却有着民族集体无意识和民族心理的支撑，无论他们在写作中是否挪用和征用既有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他们的写作都带有或隐或显的“民族志书写”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黎族作家文学的回顾中，文学与传媒、文学与社区的关系不得不提。例如，在早期黎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个地方性的文学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五指山》。琼中地区是海南黎族同胞的聚居地，而《五指山》杂志是黎族作家文学的摇篮。这个杂志虽然是地方性的小杂志，但是发挥了影响力和集聚效应，为早期黎族作家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也为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当我们谈及新世纪之后的黎族文坛，“陵水”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文学坐标。近年来，陵水县既举办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2014），又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民族文学》杂志社陵水创作基地”（2014），还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文学奖”（2016）。就此而言，陵水可以说变成了一个立足于海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中心，在文学生态建设方面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这种文学体制上的积极举措无疑为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也为繁荣黎族作家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合而论，岛屿有着与大陆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经济生态。虽然地理决定论并不周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地理因素确实对作家的文学感性和情感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海南岛独特的地理空间是黎族作家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前提，黎族作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生命的斑驳光影，也为海南岛书写着故事与传奇。自前辈作家龙敏在七十年代发表作品以来，不同世代的黎族作家追寻着创作上的多样性，也探索自我的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同时还在不断地与海南岛这个地理空间进行对话。黎族作家文学，是黎族作家以文学之名，为自己、地方和民族所吟唱的南方弦歌。在黎族作家坚忍的追寻、探索和对话中，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热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