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又在后弄里跺脚，鞋跟撞击地面，发出“咚、咚、咚”的顿挫声。老张直起身，朝窗外看了一眼。

大冷天，在屋外蹦，她这算取暖还是乘凉？老张对床上的母亲说。老张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张嘴，也没有发出声音，他在心里完成了与母亲的对话。

老张刚喂母亲吃过午饭，准确地说，那不叫“饭”，也不叫“吃”。母亲已经不会吞咽，命还在，一根细细的橡胶管子，从鼻孔插进去，流质食物通过细管直接灌进胃里，这叫鼻饲。

母亲这间房，玻璃窗已经很久没擦，油腻和灰尘凝结在一起，不知道经过多少次雨水的冲刷，划出一缕缕带冰渣的乳白色道痕。老张在玻璃窗里面，红衣女人在外面，他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米。

没有太阳，阴沉沉的天。红衣女人手上戴着半截绒线套，挺着厚实的胸，在晦暗的天色下转着圈子蹦跳。羽绒服大约是尼龙材质，随着身躯的颠簸，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老房子是单壁，形同虚设的墙，让老张感觉自己正和门外的女人共处一室，他几乎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地摊香水的浓烈气味。她蹦跳了三圈，圆脸盘三次正面朝向老张，红嘴唇微微张开，湿漉漉的艳丽，口里呼出的白汽都要被染红了。老张站在离窗户大约一尺的地方，他没有躲闪，他确定，她的视线无法穿越肮脏的玻璃落到自己身上。他却可以看见窗外的她，很清晰，清晰到细节。

一如既往的红衣，一如既往的浑圆，后脑勺上吊一把油黑肥沃的马尾辫，脸上覆着厚厚的粉，像一只白刷刷的大磁盘，两轮眼圈又分外浓黑，显然画了太深的眼线，眉毛亦是粗肥，茁壮的两条，让老张想到营养过剩的毛毛虫。然后，老张的注意力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她脸上移至胸口，真是非同一般的丰厚，符合微胖女性的普遍特征，并且，是紧绷绷的，体态不松懈，说明还年轻。

老张是男人，他不知道别的男人在注意一个女人的时候，是先注意到她的脸，还是她的胸？当然，红衣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老张一直这么认为。看她的身形和脸蛋，里里外外透出一股强壮的无聊感，仿佛，浑身充满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却又无处施展的精力。

年纪轻轻的，也不出去上班？老张对着墙外的女人问了一句话。红衣女人是听不见的，因为老张依旧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嘴巴已经闭了一上午。

红衣女人在弄堂里蹦跳到第四圈的时候，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她身后滑过来，链条“嗒嗒嗒”一路响到老张窗前。男人单脚撑地，对红衣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她回答，语速有些快，老张能听见她说的每一个音节，嗓音脆亮甚至尖锐，可是，一个字都没听懂。老张无数次听过她说话，隔着墙听得也清楚，可是每次都这样，听清了，却没听懂。老张断定，那是一种他无法懂得的方言，来自比上海更北，比北京更南的某个不怎么发达的省区。

红衣女人和男人一来一回，三言两语，男人把自行车靠在老张这边的墙上，跟着她进了对面的屋。老木门“咔嗒”一声关上时，老张的心脏跟着揪了一下。

对面的房子也有玻璃窗，与老张这边的玻璃窗面面相觑，大概也是许久未擦了，斑驳、模糊，全没了透明度，却可以看见始终闭拢的土黄色窗帘。窗内的把手上挂着一条三角型内裤，也是红色，宽大、松弛，显然被一个壮实的臀部撑大了，又洗过很多次，失去了弹性。

她喜欢红色，没错，什么都是红色的，老张想。她总是把她的红内裤晾在窗帘与玻璃之间，窗帘闭着，她自己在屋里是看不见的，外面的人却一目了然，仿佛，她把内裤挂在那里，就是为了给窗外的人观瞻。老张是固定的观瞻者，或者叫“回头客”。

其实老张完全可以回避，不去看对面窗户，但他做不到。每次给母亲喂饭、擦身、换纸尿裤……忙活完，直起腰，老张就会站到窗前，看一看后弄的景致。

弄堂很窄，老张从小在这里长大，推开自家的门，跨一大步，就是对面大毛家的门槛。大毛和老张同岁，小时候，他俩就是窗户对着窗户闪镜子发暗号，约好的，闪两下是抄作业，闪三下是溜出去玩。后来他们同一年去了安徽插队，又是同一年回的城……那时候，弄堂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从早到晚穿梭着忙碌的街坊，炸油条的、倒马桶的、生煤炉的、打儿子的、骂娘的，一早一晚最是热闹。后来，一家家都搬走了，买了商品房，住进了设施齐全的公寓楼。老房子空关着，等拆迁，或者像大毛那样，租给外来打工的短期住户，一两千元租金，权作零花钱。

老张没有大毛命好，老张走不了，母亲还活着，他不能把一个瘫了好几年的89岁老太太搬去公寓里住，送护理院又太贵。好在老张退休了，有大把时间，就常年住在老房子里照顾母亲。

现在的后弄，完全不能和早年比了，荒凉、凋敝，没几个门里有人住。老张常常站在窗前往外看，有时候，半天也没一个人走过。一眼看见的，就是对窗的红内裤，隔着玻璃，端正而又壮阔地挂着。

老张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只能看看后弄里的风景，如果红衣女人和她的红内裤也算风景的话。看得多了，老张都能区分红内裤与红内裤的区别。今天这一条，显然与昨天晾的不是同一条，昨天的裤腰更紧致一些，颜色更鲜艳一些，说明今天这条更旧，穿的时间更久。这么想着，老张觉得下腹有些燥热，大冷天的，怎么会呢？

老张去了一趟厕所，并没有多少积尿，只放了几滴，淅淅沥沥，不干不净。回到母亲房间，视线首先抵达的还是窗外的后弄。对面的屋门正好被打开，只开了半扇，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从里面闪出来，带上屋门，跨过弄堂，推起靠在老张家墙上的自行车，骗腿上车，一蹬脚，骑走了。

老张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自言自语：20分钟，也太快了。

红衣女人没有跟着男人出来，每次有人来，她总会在弄堂里把人家迎进门。人家走，她却不送出来。

二

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老张日渐像个医生了，插胃管的手法，比护士还熟练。年轻的时候，还是小张的老张在安徽农村做过几年赤脚医生，会打针，会包扎伤口。后来回城，进街道工厂，做的是纽扣加工的活，赤脚医生那两手，荒废了。直到母亲发病，又重新捡了起来。

老张要给母亲插胃管了，一根胃管顶多用六天，今天已经是第七天，该换新的了。老张看不见母亲身体内部的骨骼和器官，他只能看见一层纸片样的皮肤，灰白色，薄得几近透明，却并不柔韧，而是坚脆的，一碰就破的样子。就是这层薄脆的皮肤，包裹着一副依然存活的躯体，每个星期，老张都要通过一根胃管进入躯体内部探视一次。母亲的体内构造，老张太熟悉了，闭着眼睛，他都知道她的鼻咽腔、食道、气管口、会厌处长什么样。

母亲是个矮小的女人，在床上躺了几年，愈发萎缩得像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少女。橡胶管插入的长度，以身体外部距离估算，从鼻尖，到耳垂，再到胸膈剑突，45厘米足够。老张抽掉母亲脑后的枕头，头颅呈后仰状态，然后，他想象中探险的脚步，随着橡胶细管，从鼻孔进入，一点点深入母亲的身体。

那是一条狭窄而又幽暗的隧道，道壁上排布着阡陌纵横的血管，缓慢的脉动带着红色的微光，波纹一样流经，对，就像照片洗印房里的那种红光。老张在红色的微光中小心前行，13厘米，会厌部到了。这是一个关键部位，气管和食管的分界点，活瓣样的会厌阻隔了胃管的继续探入，老张的脚步紧随着暂停。走到这里，是万万要小心的，倘若把胃管插进气管，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

幸好母亲已经昏迷，昏迷的人不会有咳嗽和恶心反射，当然也不会有吞咽反射，所以，老张必须托起母亲的头，让她的下颌靠近胸骨柄，然后，躯体弧度显然，活瓣挡住气管，食道随之展露。老张跟随着胃管，得以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地穿过会厌、食道，最终到达胃部。

老张直起身，松了一口气。吸气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闻到那股气味，来自一副持续进行着缓慢的新陈代谢的躯体。这是专属母亲的气味，蛋白质和汗腺分泌物混合而成，老张从小闻着长大的，他不喜欢，但习惯了。

老张倒了一碗水，把母亲体外的胃管开口端插入水碗，没有冒气泡，很顺利。老张很少会把胃管插入气管，失误率比医院里的护士还要小。因为他只护理一个人，每星期一次，一年53次，三年就是159次。一条走了159次的路，能走错吗？但他每次还是要测试一下。

老张撕了块胶布，把胃管固定在母亲的鼻翼上，随后按程序，用针筒往胃管里注10毫升温开水，接着，再慢慢注入牛奶、苹果泥、菠菜汁、蛋白粉和融化的药混合的流质食物。母亲瘦弱，饭量小，一般人需要200毫升，老张给母亲喂了150毫升流质。喂完饭，老张又注了10毫升温开水清洗胃管，最后用一把止血钳夹住管口，以免空气流入胃里。一顿饭算是完成了，现在，轮到老张自己吃饭了。

老张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捣烂的菠菜，菜汁喂了母亲，留下的筋筋脉脉，加了盐和胡椒粉，拌在面条里，毕竟，筋筋脉脉也有营养。老张吸面条的时候，好像故意要弄出很大的声响，一阵“哧溜、哧溜”，一阵“呼噜、呼噜”，忽而激烈，忽而悠长，居然有回声，仿佛，他是在一间空旷的大厅里吃面条。

这一间房，其实只有15平米，两张单人床，一横一竖，母亲日日夜夜躺在竖的单人床上，老张入夜睡在横的单人床上。三只樟木箱按大小叠成宝塔，墙角的五斗橱上堆着十来包纸尿裤，窗下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铺排着各种医药用品：搪瓷盘、纱布卷、没拆封的新胃管、止血钳、压舌板、50毫升注射器、棉签盒、胶布、听诊器……窗户左边，是通往后弄的门。

老张很少打开门，他更愿意隔着玻璃窗往外看，看看足够了。现在，老张端着面条站在窗前吃，臀部靠着八仙桌。他不想坐着吃饭，就一碗面条，一个人，有什么必要坐下来吃呢？坐着吃饭，是必须要一家人围在一起，有饭有菜，那才像样。

后弄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走过，跺脚的女人也没出现，对面的门户紧闭着，土黄色窗帘照旧没撩开，居然，也没有红内裤，黑色塑料衣架倒是挂在窗把手上。老张看着光秃秃的衣架吃面条，肚子几近饱胀，心里却空空的，好像，没有了红内裤，窗外的风景，整个都失色了。

老张喝掉碗里的最后一口面汤，脑门上泌出一层细汗，这表示他的生命力还很旺盛。老张其实还不太老，才63岁，虽是退休了，可他时常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还会涌动着某些不明所以的情绪。比如，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有种冲动，想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出去逛一圈，看看街上闲逛的女人。就好像，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背着药箱走在田埂上，那些插秧的女人，双脚踩在水田里，露出小腿肚子，污泥斑驳的，像刚从河里捞起来的一段段莲藕，肥瘦色泽，也能比出个优劣。

这么想的时候，老张会忽然眼眶潮红，心里却并无怨愤。老张是17岁那年去的安徽插队，照理他是独子，可以留在上海，但他瞒着母亲报了名。出发那天，母亲追到火车站去送他，瘦小的女人在月台上号哭，呼天抢地，甩手跺脚，眼看着要哭晕了，却始终屹立着，只倔强地把身体扭曲、拉直，反反复复，不倒翁似的。父亲死得早，也没有别的亲戚一起来送，号哭的女人没人劝，只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演绎着一场生离死别的独角戏。

还是小张的老张没哭，对母亲的哭戏，他甚至有种不忍卒视的尴尬。他的座位靠走道，和车窗之间隔着两个女同学。两个女生扑出窗口和家里人拉着手说话，堵住了一大半车窗。那简直成了他的庇护，他躲在她们身后，正襟危坐，目视前方，任凭母亲在月台上对着车窗上蹿下跳。火车启动时，哭声轰然响成一片，送行戏到达高潮，他终于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火车在移动，瘦小的母亲早已淹没在人群中，他没有搜寻到她，如释重负。

那时候，他想，他总算可以不用闻着家里的气味过日子了。家里的气味，就是封住的煤球炉溢出的煤气味，隔夜剩粥的半馊味，刚晾的衣服滴下的肥皂水味，杀蚊子的DDT药水味……还有，母亲身上那种专有的、令他每每闻到就莫名抗拒的气味。他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父亲，没人与他一起分担母亲充沛到满溢的爱，也没人和他共同消受母亲身上时刻散逸的气味。他过腻了那样的日子，像一只困兽，只想逃离。

火车在移动，车窗外的人群在闪退，他感觉到家里的气味正离他越来越远，火车驶出站台的瞬间，他听见邻座有人带着哭腔轻喊：再见了，上海！

他居然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然后，他也大喊了一声：再见上海，我自由了！他没喊出声，他是在心里喊的。

他没想到，自由的日子，也是很容易过腻的。

现在的老张，与母亲几乎是寸步不离了，老太太用自己的身体绑架了63岁的儿子。老张的自由，只剩下窗口的一方天地，自由这东西，再一次变得有悬念起来。

面条吃完了，老张准备去厨房洗他那只空碗，转身，听见窗外有“轰隆隆”的声响，由远而近，是摩托车的引擎。后弄里很少有这么大动静，老张把空碗放在八仙桌上，他决定等一会儿再去洗，现在，他要等着摩托车开入他一方窗户的视野。这个声音他认得，自从红衣女人住进大毛的房子，他听到过三次。

轰隆隆的引擎声越来越近了。

三

下雪了，才6点半，天光已经亮得晃眼。屋里并不冷，墙上的温度计，红色标记停留在16上。这种天气，老张照理是24小时开着空调的，给母亲擦身换纸尿裤，不能冻着她，只不过电费，这个月肯定要破300元了。

老张起床，穿衣，套上棉拖鞋，站起来，第一眼就是窗户。玻璃上积了一层薄雾，老张走到窗前，手掌张开，贴住玻璃，薄雾瞬间融成水，流出五道水痕。真冷啊！老张咧咧嘴，把手掌拿开，巴掌清晰地留在玻璃上，五根手指滴血般往下淌水。

老张凑在巴掌印上往外看，后弄的老屋房檐上挂着几个冰锥，小拇指般的尖儿。屋顶上，黑瓦的凹槽里积了雪，突出的地方依然是黑瓦，整个屋顶，就像雪后犁过的农田，一畦白一畦黑，没有顶着积雪的瓦楞草，一棵都没有。奇怪了，老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就再也不长瓦楞草了。还有，小拇指样的冰尖尖，也比不上他小时候的冰锥。老张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大冬天的早上，他和大毛拿个丫杈戳房檐上的冰锥，尺把长，刺刀似的。戳下来的冰锥大多摔得粉碎，偶尔接住一根，捏在手里，当冰棍舔。

大毛已经很久没来了，他住在别墅里呢，他的娘老早死了，他没必要回来。老张看了一眼床上的母亲，努了努嘴，想说什么，声音却没从嗓子眼里冒出来。

前些年，老张伺候母亲时，会和母亲说说话，当然是没有回音的，可他还是会说：姆妈，吃饭了，奶粉是进口的，豆豆去新西兰旅游，给你买回来的……

老张对着永远不会给他答复的母亲说话，把所有能说的都说过了：儿子豆豆升职涨薪；儿媳晴晴不生养，做了三次试管婴儿都失败了；自己患了前列腺炎，撒尿淅淅沥沥，不干净、不爽利；还有，和老婆已经很久很久没在一张床上睡了，老婆住在豆豆的公寓里，没有孙子带，天天去跳广场舞；要是老房子拆迁了，我们能得两套公寓房，可是说了好几年都没动弹，不拆也好，要不然老娘你怎么办呢？大毛的女儿嫁了个富二代，把大毛两口子接去住别墅了；租大毛家房子的是个年轻女人，天天在弄堂里跺脚，也不出去上班，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老张没说对面的女人连内裤都是红色的，这话不适合说给母亲听。还有，对面的女人做的是什么营生？不上班也能过日子？这话，老张对自己都不曾说过。

老张把肚子里的话说了个底朝天，有的话，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有的话，终归不能说出口，哪怕是说给自己听。最后，老张发现，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一个长期说话的人，远比一个长期不说话的人入不敷出。老张觉得，现在的母亲，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她肚子里肯定藏着很多很多话，憋闷着、沉淀着，积了厚厚一层，像黏在紫砂壶内壁上的茶垢，没法洗干净，就干脆不洗了。要是茶壶一直在，茶垢就会随着年代的更替，一起变成古董，越来越值钱。只不过，后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茶垢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真是可惜了。

玻璃窗上的巴掌印越融越大，五根水痕融汇成鸭蹼状，手指与手指连在一起，窗外的一切看得更清楚了。对门还是紧闭着，上午10点前，红衣女人肯定不会出现。老张有经验，不用上班的人，又何必早起？自然，土黄色窗帘也是不会打开的，起床了也不打开。只是，一大早的，窗帘和玻璃之间，已经悬挂着一条三角形红内裤。兴许，是昨晚挂上去的……

昨天午饭后，老张连碗都没洗，就守在窗前，等着引擎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果然没让他失望，一辆风尘仆仆的枣红色摩托车冲进他的视线。骑摩托车的男人戴着大头盔，穿着黑色羽绒服，粗壮的身材，背上还驮个大红包袱。摩托车停下，大红包袱里抬起个脑袋，是红衣女人，整个趴在黑衣男人的身上，两条红手臂环绕着黑衣男人的腰。

引擎熄了，红衣女人跨下车，大圆脸整个露出来，红彤彤的，身材一如既往的厚壮，看着就是干农活出身的女子，只是平日里总亮着一张白脸，身上的乡土气被掩盖了。上海人都说，一白遮三丑。可她那白脸，是涂出来的白，冷风一吹，一脸农民红，土得要死。老张咧嘴笑了，嘴角不自禁地流出三个字：乡下人！说完，心头滚过一丝快感，很有些解气的意思，又不知道哪儿来的气，到底气什么。

就是这辆蒙着灰土的枣红色摩托车，就是这个戴大头盔的男人，老张见过两三次。只是，男人从没在后弄里摘下过头盔，老张没见过他的脸长什么样。

黑衣男人跟着红衣女人进了对面的屋，头盔照旧没摘下。老木门“咔嗒”一声闭上时，老张的心脏跟着揪了一下。

整整一个下午，老张时不时地凑到窗前去看一眼，可是对面的屋门一直没打开，直到天黑，一天结束，后弄里再没有别的动静。

他在她屋里过夜了，老张很肯定地告诉自己。其实，来找红衣女人的男人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是进屋，关门，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门就会打开，这人就会出来，独自离开。老张看见过的，进了屋再不出来的，就是这个开摩托车的人。

这会儿，天已大亮，老张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紧闭的门，以及门边上土黄色帘子遮住的窗。昨晚天黑前还没有挂出红内裤，此刻倒有了。那么，黑衣男人到底是什么人？昨晚他走了没有？老张不能克制地要去想这件事，心里同时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感觉，一些羞耻感，一些好奇心，一些蠢蠢欲动、愤愤不平，以及，意犹未尽。

手机响了一记短信提示音。老张从枕头下摸出儿子淘汰的“苹果5”，是豆豆的短信：老爸，今天下雪，路不好走，我们就不去看奶奶了。

老张的日子过得有些混沌，他忘了今天是星期六。每个周六，儿子都要带着他的老妈、老张的老伴一起来一趟老屋，看看奶奶，也是来看看老张。

不来了，不来也好，省得他们指手画脚。

……

薛舒，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出版小说集《寻找雅葛布》《天亮就走人》《婚纱照》《隐声街》等，长篇小说《残镇》《问鬼》，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部分小说被译成英文、波兰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