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4月15日，巴西伟大作家鲁本·丰塞卡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4岁。这位1925年出生的里约人可以看作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巴西暴戾的描绘者，有过警察工作经历的他以直白、干枯的叙事语言表现巴西城市生活中“暴力”的存在。本文原载于《书城》，经授权由澎湃新闻使用，有删节 。

1964年3月31日，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左派总统若昂·古拉特领导的民主政府，开启了长达2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1968年12月， 席尔瓦总统发布了《第五制度法案》（AI 5），宣布无限期中止国会，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增加总统和军队的权力，强化新闻审查制度，严禁报道任何示威抗议行动。《第五制度法案》的颁布深刻影响了巴西的政治空气，它意味着军政府对异己的迫害达到空前残暴的程度，因此其被称为“政变中的政变”。怀有民主诉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员、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在独裁的高压下溃不成军，或隐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为游击战士。

独裁时期政治恐怖的风向也实时影响着巴西文学的发展光景。从1964到1968年间，相对宽松的文化管制与新闻审查仍为知识分子留存了较为自由的表达空间，这一时期堪称巴西民众抗议文化的黄金年代。

但是，随着《第五制度法案》的出台，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一批作家、艺术家、学者或锒铛入狱，或流亡海外，不可避免造成了一段时期的文化真空。同时，诚如巴西作家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布兰当（Ignácio de Loyola Brandão）所言，审查者成为“后《第五制度法案》时期”写作的一个重要新元素。知识分子与审查制度斗智斗勇的前沿阵地首先是报纸，当审查者“枪毙”稿件时，一些报社不会补上备选稿件，而是选择大板块留白，将隐藏幕后的审查者曝露于天日之下。

后来，官方不再允许“开天窗”，圣保罗州某报社又在删稿处登上16世纪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明眼读者一望便知。当与时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卡蒙斯也被禁止，报社干脆在遭到审查的重要版面讽刺性地刊登菜谱。

1970年代，军政府的的两大动作对当时的巴西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一是雷纳托·塔帕若斯（Renato Tapajós）的被捕，在其半自传小说《慢镜头》中，作者对游击抵抗的直接描述让当局无法容忍；其二是1976年的一道禁书敕令，对两部1975年出版并畅销一时、誉满巴西的著作禁止发行并收缴撤回：布兰当的《零》和鲁本·丰塞卡的《新年快乐》。

联邦警察部在禁令中指斥这两部作品包含“有损道德、伤风败俗”的内容。除此之外，政府爪牙亦不遗余力在舆论阵地中攻讦两位作家，尤其对于丰塞卡，其创作主题中频繁出现的暴力与色情元素，更为当权者提供了政治、道德“双杀”作者的借口。参议员迪纳特·马里兹曾公开贬损丰塞卡的作品称：“这是档次极其低下的黄色刊物，即便在这个国家最偏远落后的角落也很难找到。”

以道德名义打压文艺作品虽在任何极权社会早已见怪不怪，军政府当局这一粗暴举动仍在巴西文化界引起了激烈反响。上千知识分子联合发表宣言抗议审查，签字者中不乏文化名流。作家、诗人杰拉多·梅洛·莫朗（Geraldo Mello Mourão）对丰塞卡的遭禁表示震惊，并讽刺说，如果《新年快乐》有悖伦常、法理难容，当局应当对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也统统拘捕。

在为丰塞卡鸣不平的诸多抗议声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阿弗兰尼奥·科蒂尼奥（Afrânio Coutinho），这位德高望重的巴西文学院院士于1979年专门撰文《文学中的色情》为鲁本·丰塞卡辩护。他在文中开章明义地强调：“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首要原则是看它的艺术成就。”而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情色文学” 的谱系中，我们应当区分赤裸裸描写性行为的低级黄色与含有艺术价值的情爱文学，后者的范畴可以涵括莎士比亚这样的世界文学巨匠，以及巴西文学的开山鼻祖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科蒂尼奥引用阿西斯为例进一步阐发道，一部作品是否算作情色文学与其是否使用敏感字眼或是否直接表现性爱场面无必然关联。阿西斯的《沉默先生》、《布拉斯·古巴斯的死后回忆》与《子夜弥撒》等经典作品都可划归为情色文学，乃是因为性与爱构成了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而非因为作者使用了什么色情词汇或描写了什么淫秽场面。因此，那些审查者与道学家所指摘的元素并不必然与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相互排斥，科蒂尼奥借机反问道：“莎士比亚写下‘whore’与鲁本·丰塞卡打出‘puta（婊子）’这个字眼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解开围绕丰塞卡的诸般政治构陷与道德诬蔑后，我们方能看清，作者赖以在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的抵抗文学中独辟蹊径的是其优秀的文本质量与背后尖锐的社会批评。在一个国旗上书写着“秩序与进步”的国家，一个暴政雇佣审查者粉饰太平的年代，鲁本·丰塞卡试图用最直白的语言，速写出一幅地下世界的可怖图景，还原一个堕落腐化、暗流汹涌的巴西。正如德国人指着《格尔尼卡》问毕加索：“这是你画的？”毕加索回答：“不，是你们画的。”丰塞卡小说中展现的色情与暴力也无不是强权者的创造。

鲁本·丰塞卡一生创作类型多样，包含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说见长。诚如巴西诗人、批评家卡洛斯·内加尔（Carlos Nejar）的观察，丰塞卡的热情（pathos）更多倾注于短片小说的写作，“因为这是一个简洁、直接的灵魂，在长篇小说的拖沓中难免生厌……短篇小说是智慧的极限。”

从1968年《第五制度法案》出台到1979年军政府开启民主化进程，这段政治现实最紧张、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丰塞卡出版了两本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与《索取者》，收录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就展现丰塞卡笔下的暴力巴西而言最具代表性。

两个故事都以极端凶残、冷漠的暴力犯罪为核心，主人公皆来自生活绝望的社会底层，他们虽不属于巴西庞大的文盲人口，但现实却无情地把他们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于是暴力不仅是他们满足生存需求的必要手段，更成为了他们抵抗边缘化的无声语言。在丰塞卡的大多数叙事中，暴力是这些社会边缘人唯一可以轻松获得并自由使用的武器与资源，恰如迪欧尼西奥·达·席尔瓦（Deonísio da Silva）所言，“除了边缘性，他们一无所有，这就是暴力之路。”

这些作品中，丰塞卡不仅运用极具冲击力的语言让读者领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现场，并且努力还原出施暴者扭曲、不堪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小说《新年快乐》中，杀虐上演前，故事先从几个“主犯”的生活环境写起：边远贫困的街区，破旧污秽的楼道，臭气熏天的房间，食不果腹的日子……当几位主角从这样的境遇里走出，扛着枪走上街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骇人听闻，却也尽在情理之中：闯入一场新年派对，抢劫珠宝，胡吃海喝，强暴妇女，甚至打光好几发子弹只为看看能不能把人粘在墙上。

比描述这一切暴行更有力的，是作者对施暴者心理的准确把握和直白表达。《新年快乐》中，当遭到打劫的上流社会中有人试图安抚暴徒情绪，让他们随便吃随便抢，只要不伤人，这却激起了劫匪心中更大的不平与愤怒：

“狗娘养的东西。吃的，喝的，珠宝，钞票，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九牛一毛。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糖罐里的三只苍蝇。”

贫穷、饥饿与性压抑让这些绝望的动物必然诉诸暴力，然而报复的快感也不过一时的泡影。贫民窟里走出的歹徒很快认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一次暴行只能一次缓解他们的饥饿与愤怒，横亘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经济鸿沟远不是新年派对上的一点吃食所能填平的。枪弹所能抢走的，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九牛一毛，因为“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

万般沮丧之下，施暴者意识到，要实质性伤害到这些遭人嫉恨的权贵者，只剩一种可能——剥夺每个人最基本、最平等的权利：生命。达·席尔瓦对丰塞卡笔下这类人物的总结甚为精悍到位：“杀戮，即生存。”在一个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的社会里，当实现公平的一切出口都被堵死，底层与边缘诉诸暴力则不再是为了抢夺，而是一种绝望的抗议，一种被排挤、踩踏到绝境时不计后果的反击。

不过，暴力并非穷人的专利。小说《夜游》的主人公工作体面，有家有业。妻子和儿女都清楚他有晚饭后开车兜风的习惯，只是没人知道，他的乐趣在于，每晚把车开到行人稀少的街区，路上随机寻找一个行人，将其撞飞后逃之夭夭。如果说贫民窟劫匪的犯罪动机尚可以理解，《夜游》中的汽车杀手则怪异得令人发指。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一桩荒唐的罪行，一具毫无道德感与同情心的冷漠灵魂。选择目标下手时，男主人公只是一心在盘算，怎样撞人自己才能获得最大的放松与快慰；而回到家中，他不无自豪地抚摸自己的爱车，赞叹自己的车技，然后若无其事地跟家人道了晚安，第二天在公司还要忙碌。

因此，鲁本·丰塞卡为我们讲述的骇人故事，并非个别心智不全、仇视社会之徒的极端案例，而是强权统治下巴西社会必然要遭遇的悲剧，一个同时属于穷苦人与特权派、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悲剧。

一方面，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军人政权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1968-1973年间实现了每年11.2%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贯穿了军政权时期的始终，抛弃公平的经济发展在巴西社会中撕开了至今仍未愈合的裂痕。穷苦底层走投无路，辈出亡命之徒；中产阶级为了起码的体面疲于奔命，整日怨气满腹；特权者为了巩固自身利益，更不惜举起枪口。

由此观之，鲁本·丰塞卡的“暴力小说”，虽很少涉及制度议题，本质上却无一不是独裁这口高压锅里此起彼伏的“内爆”现象。丰塞卡用其高超的文学技巧极力表现的，不仅是巴西社会生活中日益寻常的暴力，更有其背后道德与价值体系不可挽回的崩坏。如果一个社会里，不分阶层、不分地域，处处可见对“恶”的执迷，那么可以说，它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种荒诞，都在指向暴政这一毒瘤。

至于丰塞卡小说中的“情色”，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哗众取宠或污染视听。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做爱本身就是一种造反”，一次高潮就是对党的一次打击。在作为公共话语场的文学空间里，专治者所极力禁止的，准确说，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性爱的表达，因此，鲁本·丰塞卡作品中露骨的情色描写，自然构成了对“道德正确”的军政权最直接的挑战。

丰塞卡似乎对自己的小说在读者中激起的反响与争议早有预见，在选集《新年快乐》的末尾，作者为自己安排了一场虚拟的“采访”，对于情色、暴力、审查等出版后可能面对的话题给出了正面的回应。“小说”中的采访者问作者，是否视自己为一个黄色作家，作者直接回答道：“是的，我的书里满是没有牙的穷苦人。”的确，“没有牙的人”在丰塞卡的故事里，既是具体的小说人物，也是一整个社会阶层的隐喻。

在《新年快乐》与《索取者》中，故事的主角癞子和“索取者”都“碰巧”没牙齿。那为什么说是无牙者的黄色文学呢？因为丰塞卡试图在最后这一篇自白中重新定义“色情”。

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听过这样一个童话：约翰和玛丽被狠心的父母丢在森林里让狼吃掉，但聪明的他们一路留下记号，找回了家，最终又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丰塞卡说，这才是真正的“色情”，“因为这个故事里充满了下流、欺诈、可耻、猥亵、鲁莽、肮脏和卑鄙”。

判定一篇作品是否黄色下流不应以是否使用“脏话”为标准，因为一个丧失体面却依然禁忌重重的社会虽藏污纳垢，却在语言上虚伪地避免着某些字眼。

语含机锋、话里藏刀的丰塞卡，显然是试图在内容与语言的两重层面挑战与颠覆权力者设下的藩篱。带着语不荒诞死不休的劲头，作者进而发挥道：“应该设立‘全国脏话日’。压制所谓色情文学的一大危险在于，它为审查辩护，并扭曲了这个制度。他们声称，有些字眼毒害如此之大，以致完全不可以写出来。所有阻碍言论自由的企图都会利用这一论断。”在选集《新年快乐》“满纸荒唐言”的末尾，作者至此终于图穷匕见。

《新年快乐》甫一面世，一年内就售出三万本，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有人将丰塞卡作品的广泛接受归功于其“警察小说”的体例，然而时间证明，丰塞卡的成功是一个不可脱离时代背景孤立解读的文化现象，需要更多智识层面的关注。

在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当所谓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不再泾渭分明，鲁本·丰塞卡在后现代作家与独裁时期文学的谱系中独辟蹊径，脱颖而出，凭借的不仅是独到的选题与角度，更重要的原因依然在于其对写作品质与文学语言的追求。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们注意到，当整个巴西社会在两极分裂，雅文化与俗文化彼此疏远时，丰塞卡却在努力寻求拓展其话语的作用范围。

今日，独裁政权已崩塌廿载，作者已获得卡蒙斯奖在内的承认，七十年代军政权对鲁本·丰塞卡的道德攻讦与粗暴审查，已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其中映照出的，不仅有国家权力的逻辑，还有写作者通过文学顽强抗争的见证。

归根结底，丰塞卡小说中的色情与暴力元素，不过是被强权者利用的浮浅借口，它的真正锋芒在于，这些或荒诞或恐怖的故事触到了当政者的痛处。批评家麦克姆·希尔维曼（Malcolm Silverman）总结道：“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地下世界中，丰塞卡创造的人物淹没在阴谋诡计中，有时甚至是自己设置的陷阱。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归于这个堕落腐化的社会，而人性只会加剧它的丑恶。”因此，边缘人的愤怒与暴力，社会上上下下的变态性趣，成为1964年后巴西城市生活中无法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主题。

无需高谈阔论政治的形而上学，也不用歌颂少数头破血流的志士仁人，丰塞卡用他笔下的里约热内卢，表征了一个深刻分裂的巴西，一个伦常颠倒的社会，一个水火难容的世界。正如希尔维曼所言，“鲁本·丰塞卡所叙述的巴西，是个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度。”在花团锦簇的巴西奇迹之下，丰塞卡用一个个令人读罢发寒的故事，向全社会严肃地发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巴西？属于谁的巴西？为了谁的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