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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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独坐江畔的时刻，我就有过。夜行的煤轮、挖沙船，闪烁的航标，一群人在黑暗的江心哇哇怪叫着上溯，另外几个人如剪影般沉默着，伫立在蚊虫飞舞的船舷边顺流而下，江鸥低徊，像一些哀怨难遣的纸片，穿梭在铅灰色的虚空里，钢缆绷得像一根过分紧张的琴弦，将试图离岸的趸船一次次拽回……这应该是中华路、集家嘴或月亮湾码头的真实夜景，你只需在江畔坐上一次，便会永生难忘。

武汉这座城市总是以这样一些迷离、恍惚、斑驳的场景嵌入我们的脑海，让你很难从整体上来把握它的庞大与真实。过往的轮渡，呼啸着碾过我们头顶的铁轨，从此处盘旋而上又自彼处蜿蜒而下的车流，慌张的人群你推我搡，一大早就端着一次性饭盒匆匆穿过马路，而且边走边吃，傍晚又见他们手拎青葱一摇一摆地归来。起码，在我长期生活、几乎可以闭眼行走的解放路、汉阳门一带，大抵如此。人群像一个永远在发酵的面团，时间就是那双和面的大手，没有留下任何指模，也不知它何时应该停下。

每年的这个时候，乍暖还寒之际，我都想给一个人写一首诗，一个顺江而下的人，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一个纯净得仿佛没有在人间留下过痕迹的人，写，一首诗。但是，多年过去了，我只写出过这样一首，简短得只有十一行文字，这是否足以证明我早已为人间的污秽所挟持？

我想要追忆的这个人，曾经轻手轻脚、轻言细语地在我的生活中出没过十个年头，最后那一步，却是从高高的长江二桥上举足跨下，溅起的江花至今还难以平复。在她离开后，我们曾翻阅过她的一个日记本，在一堆被病魔扭曲的字里行间，看见了这样一段文字：“……从桥上往下看，尽管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还是可以看见江水又脏，又黑。如果我跨过栏杆，岂不是要与它们为伍？”这是在她终于跨出那一步的半年前的一个冬夜，她抱紧自己，踯躅于两个桥头堡之间所生发出来的疑惑：生之意义已经丧失，死得其所仍旧需要推敲。就这样，她在生与死之间又徘徊了几个月，然后选择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毅然决然地，再度返回到了大桥上。

在这个人离开后的多年时间里，我数度往返于这座再也承受不起她的大桥。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他（她）在一起，总之，身边没有你。桥下，依旧是江水翻卷，轮船出没，汽笛短促。相比从前，此时的江畔已经更加开阔，芦苇浩荡，风筝也越飞越高。只是，我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独坐江畔闲看日落的兴致。倒是有过几回陪友人去江边散步的经历，在夏日的洪峰逼近之时，在冬天的枯水期，我总是会绕过护栏接近长江，小心翼翼地用双手舀一捧江水，让它们慢慢从指缝间滑落，一点，一滴，再用湿润的手心蹭擦几下日渐沧桑的面颊。因为，我还记得，这也是你生前喜欢做的事情。只不过，那时你的表情是欣悦的，不像我，这般哭不成，笑不得。

认识易羊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刚从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在本市的一家文化馆上班。我记得她是一天中午（午饭刚过那会儿）来到我居住的筒子楼里的，斑驳暗淡的光线下，一张美丽恬静的面容，未及开言脸先红透。那时候，我还在她曾经的母校担任教员，像所有小有名气却又受困于繁杂的日常生活的文学青年一样，对陌生同道的来访既抱有莫名的欣喜，又有些不知所措。在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易羊留下一叠手稿，之后飘然而逝了。多年过去，我已经回忆不起那叠手稿的具体内容，但我清楚，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那叠手稿开始的。

一个人之所以走上文学写作之路真是一桩值得考究的事情。我时常会想到古代的那些文人骚客，他们独自面对旷野孤灯，书写内心世界的百感交集，然后，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带着这些片言只语出门，去寻找另外一个与他处境类似的人。他们乘舟楫，坐驴车，天南地北，四处游走，只为了一个目的：同气相求。文学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这里，它在塑造我们自己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或一群精神伴侣，让我们在茫茫时空中相互靠近，彼此接纳。

易羊找到我的那天，对于她个人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直到她生命即将终结时依然悬而未决。至今我依然记得那天我去汉口协和医院探望的情形，坐在她的病榻旁，听她用幽幽的语调回忆着自己的这一生。按照她的说法：我这一辈子充满了遗憾，但幸亏有文学，幸亏有音乐，幸好遇见了你。而我当时本能的反应却是：懊恼，与悔恨。这不难理解，对于任何一位像易羊这般美丽聪慧而性情孤僻的女孩子来讲，文学能给予她的与生活所给予她的往往成反比，也就是说，她若是在文学世界中陷得越深，那么，她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很有可能就越少。而我的悔恨恰恰基于，这些年来，在将她逐步拽进文学这口泥潭深渊的同时，没有能够在生活上予以她更好的关照，或者说，作为她精神世界中能够有所倚靠的兄长，没有能够真正尽到义务。

易羊是我接触过的写作者中最近似于艾米莉·狄金森的人，几乎雷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同样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甚至连气质都非常接近。我曾去过几次她位于青山铁四院的那间外墙上覆满爬墙虎的小屋，也吃过她亲手做的素食，简易的家具，素雅的色调，不像是一位妙曼女子的生活现场，更像是一座清修之地。易羊就终日在这里读书，写字，听京剧，养花，种草……土豆、胡萝卜、西红柿是她房间里的常客，她给它们一一取上好听的名字，让它们欢天喜地地活在她的寓言世界。易羊曾经在她楼后的小院里养过一只羊，我多次听她讲述过她与那只小羊的故事，越听越觉得现世恍惚、迷离；她还向我讲述过一只出没于她房间里的老鼠的故事，她视它为可怜又忠诚的邻居……有一天她来我家，看见花盆里有一颗被我扔弃的土豆长成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她开心极了，回家写了一篇给我女儿的童话：《顶儿的土豆树》。

在易羊那里，人间是可以被无限放大的，而个人是应该被无限缩小的。因循着这样一种观念，她的写作几等于喃喃自语，充满了自持、善意和怜爱。她每天像土拨鼠一样从幽深的地下掩体里钻出来，在空旷的原野上欢快地舞蹈一番，又匆匆返回掩体内，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段幻象。

诗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他）可以以诗立世，也可以以人成诗，当她（他）以诗一般的方式存活在这个世上时，即便她（他）不写诗，我们也会认定她（他）其实就是一个诗人。易羊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读诗，诵诗，唱诗，直到她在人世的最后那段光阴里才拿起笔来：写诗——

等这些衣裳穿完了，

冬天就来了，

等这些布用完了，

我就会死去。

冬天更需要美丽的衣裳，

而死亡，

是在喜悦中回家。

“我写的是诗吗？”当易羊躺在那张逼仄的病床上，一字一句将她的内心世界以遗言的方式输录在手机屏幕上，当她把这些分行文字以短信的方式发给我时，仍然在这样怯怯地发问。我说这当然是诗，而且是绝妙之诗。她很惊讶，也很喜悦，然后给这些美好的文字题写了一个名字：《霓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爱美的姑娘，但只有在她穿上这件“霓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以命相抵、换来真正诗歌的人，尽管她留下来的仅仅只有几首诗。

“而死亡，是在喜悦中回家。”回家——这是一个多么揪心的词语，我们锦衣夜行，我们衣锦还乡，我们向死而生，我们视死如归，只是为了回到这样一个原点。而真正的问题却是，你将该带着怎样的表情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易羊的表情无疑是欣悦的，即便是在经受了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之后，仍然倔强地仰起了那张纯真而无辜的脸。作为离她最近的朋友之一，我有幸见到过这张始终洋溢着热忱和美好的脸庞。

这是一张怎样的面容啊？在易羊离开八年之后，我又一次在脑海里反复搜索，在电脑里四处翻找她的音容笑貌，奇怪的是，除了唯一一张在我作品讨论会（2004年）上的集体大合影之外，我居然没有找到一张她的个人照片。最后，我不得不委托朋友用电脑技术将她从人群中抠出来，做出了这样一张照片：易羊站在茫茫无垠的旷野里，背后是一栋农舍，附近有水塘、石碾和牧羊人。她依旧那么恬静、纯洁，乌云在她背后的天空中翻滚，从八年前一直翻涌到了眼前：

“死去的人在坟墓里，/ 活着的人，/离死亡很远……在死亡到来之前，/ 我学会爱了吗？/ 因为我不能确定，/ 我是否还会重返人间。”（《今生》）

终于轮到我来诵读她的诗句了。我一遍一遍诵读着她留在人间的片言只语，直到我能肯定，她已经重返了人间。而每当我复读这首诗歌时，都会想到存留在手机上的那个电话号码，我都会强忍着，不去拨通它，也不去删除它。冬去春来，无论是苦闷的漩涡，还是喜悦的江花，都再三向我们呈现着百川归海的道理。这道理是如此的强大，毋庸置疑，说服着江畔的泥沙、残垣和草木。

2

上世纪初，在威尔士某小镇上生活着一群内心祥和无忧无虑的人。直到有一天，镇上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两位来自英国的土地测量员，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测量小镇附近的Ffynnon Garw 山的高度，根据规定，如果这座山不足1000 英尺，将不会再出现在新绘制的国家地图上。生活在小镇的人们并不清楚Ffynnon Garw 究竟有多高，但在他们眼中它一直就是一座高山，甚至是“圣山”。所以，当测量员在一番忙碌之后，告诉他们，这座山只有984 英尺，属于土丘而非山峰，不会出现在新版地图上时，整个镇子瞬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之中。

在镇上的居民们看来，如果地图上果真没有了这座山的位置，小镇也将不复存在，那么他们将随之沦为没有家乡的人，即便有，也是不知所踪不知所往的人。

于是乎， 一场“ 把山抬高” 的运动由此展开。小镇上的男女老幼在绰号“山羊”Mongen 的带领下，全部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一方面他们需要用各种手段拖住测量员以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短期内将这座山丘垒高到1000 英尺以上。然而，天公不作美，那段时间恰逢雨季，白天垒上去的土堆总在夜晚被暴雨冲垮殆尽。如此反复。没想到，这反而激发起了小镇居民的斗志，连牧师以及测量员，也加入到了造山的行列中。他们终于按时完成了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让这座无名山丘的高度最终达到了1002 公尺，以一座山的名义重新出现在了新版的国家地图上……

这是我在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都已经记忆模糊了，但我依然记得老牧师在教堂里的那段热血沸腾的布道：“……我把这看作是对大地的赞颂。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子孙会在我们奋斗过的土地上嬉戏，老人会在山谷下看到它，想起当年的意气风发……”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所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人性主题，也是我再三思考的文学母题之一。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情也许是，也只能是，给一座类似于Ffynnon Garw 的无名小山丘增加那么一点点高度，让它以山的名义出现在你心灵的版图上，让它不会因为卑微渺小而被人随意抹去，否则，你将会和那群小镇居民一样，因为故乡的方位莫辨而陷入难以逃避的恐慌中。

在我的老家湖北荆门，也有一座这样的山丘，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它有多少米。小时候我觉得它非常高，高到能将太阳藏到它背后。等我有了足够爬上山顶的力气后，却发现它并没有能力把太阳藏好，因为站在山顶上，我看见太阳仍然在西方燃烧着，而西天之下，还有一座又一座相似的山丘，此去绵绵，迢遥无垠。我从山上下来，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了这座山。后来我又登上过许多高大的山峰，直到珠穆朗玛峰脚下。但无论我走到了哪里，总感觉，没有任何一座山比它更高，更难以攀越。这座在祖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的小山丘，有一个通俗无比的名字——仙女山，同样也有着无比通俗的传说，关于饥馑与施救，关于仙女与书生。它当属于大洪山的余脉，我从未在任何放大或缩小的比例尺图上见到过它，然而，在我内心深处的那张千疮百孔的版图上，它巍峨而立，像一盏不眠不休的长明灯，照耀着漆黑的天穹。我常常想起那些滚石下山或推石上山的日子，也常常想起那满山坡的野枣树、杜鹃花，乌云轻逸地滑过性感的山腰，我们在草丛中奔跑嬉戏，不知死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每一座山都有变小的那一天，但这样的一天还是来到了眼前：在我离开故乡多年以后，一个童年伙伴调来无数辆挖掘机、推土车，在隆隆的炮声中逐渐将仙女山硬生生地“移走”了——他把饱含硅酸的沙子一铲一铲挖出来，一车车运走，送进了330 水泥厂，而这些水泥成了将长江拦腰截断的三峡大坝的重要建筑材料。我想，在这里消失的仙女山，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了那里，只有内心明澈的人才能看见它。

“你还有故乡，而我只剩下了故居。”这是那年夏天我在四川邂逅云南诗人雷平阳，在一番闲聊过后写下的诗句。彼时，云南大旱，坐在我对面的老雷来回摩挲着手里的矿泉水瓶，向我描述着云南的旱情。我明白，这句诗里所蕴含的悲愤并不独独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所有被家乡塑造又被家园抛弃的人。问题在于，铲车根本不会理会我们的悲愤，时代也不会因我们的悲愤，而停驻其傲慢有力的脚趾……时代如此强大，可是我不怕它，因为我已经清楚：这里消逝的，必将出现在那里，变化的只是某种形式——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就是诗歌为什么能在一次次的“转世”之后，依然打动人心的原因。

从来只有两类写作：一种是毁尸灭迹，另外一种是追踪溯源。我显然属于后者，至今也没有学会隐身术或遁地术。我在我这里，我这里是工地。如同那部电影里的那群小镇居民一样，我也会惶恐，我也会狡黠使诈，我也会为了不让内心里的那座山丘消亡，而动用我全部的体力和脑力。尽管我们背靠背，但我们眼里各含一座相似的山丘：

“你翻过去就看见了你父亲的坟/ 我翻过去就看见了我母亲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