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0年第2期|魏微:文学笔记
来源:《长城》2020年第2期 | 魏微 2020年04月22日07:32
“宏大叙事”
我对于“宏大叙事”或“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来就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它非常难写,它对作家的要求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不单是一个能力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作家的胸襟和情怀,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观念:你的观念新不新,你能否给这一类的写作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注入一些新鲜血液,我以为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印象,凡是涉及到“宏大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很容易就掉进一个模式里,就是开篇就是那种全景式的描写,场面很大,几代人的命运,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跨度,漫漫长途,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跌宕起伏的情节,大喜大悲的情感……就是一切都显得很像“小说”,显得很刻意。
读这样的小说,我就会想,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的创作个性又在哪里?也许他是为了表达对于家国、人生命运的思考,可是以这样的程式去写小说,是很难获得独特的、有见地的思考的,很有可能是,你只是被情节推动着走,所以通篇读下来,我们很有可能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你是为了情节而情节,为了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
我以为,“宏大叙事”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个性不足,十部小说有十部小说的情节,但十部小说其实也是一部小说。这就涉及到“宏大叙事”该怎么写的问题,其实也是小说形式感的问题,我有时觉得,形式太重要了,绝对一点讲,它甚至大过内容,至少就“宏大叙事”而言是这样。
而且从技术上来考量,越是大的东西越难写,阅读效果也是这样,小东西反而很动人,很悦目。我有一个看法,文学的魅力其实体现在“小”的方面,体现在细节,一些不相干的闲笔和旁枝上,一个手势,一阵风,一个人歪头在打量街景……我以为这些很小的情景是很能打动人的。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小说往“小”处写,不写大的东西。但近些年心思有些变化,可能跟年龄有关,我是三十五岁以后,慢慢开始关注自身之外的一些事物,比如历史、宗教、哲学等,尤其是历史,是我这几年阅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人阅世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考量,这个时空背景,我认为就是以前我避而不谈的“宏大叙事”。
所以我想,“宏大叙事”可能是每个作家都必经的一个阶段,你跳不过去,这不是野心,而是人长到一定年岁,视野开阔,心胸开朗,对于宏观世界有一定的把握能力——如果做不到把握,至少是宏观的观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作家就会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具体的人生人性,对他们有体谅,有同情,这是文学;另一方面,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里,个人的荣辱悲欢又是不足挂齿的,总有一些人要做出牺牲,另外一些人得以上位,这是历史。那么对于作家来说,是要能做到在多情和无情之间来回摇摆,要介怀,也要超脱,要进去,也要出来,这个其实挺难的。
我现在还不准备写“宏大叙事”,什么时候写还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写也不知道。但这些年一直在读史料:民国史、抗战史、文革的一些民间资料、回忆录、口述历史……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但合起来特别有意思,慢慢地会接近真相。我在一次发言里,引述过黄仁宇的一本书,是他在抗战时期,作为远征军一个副官,在缅甸为《大公报》写的一组战地通讯,同样是写战争,我认为黄仁宇写得非常的“文学”,这个“文学”当然不是说他在虚构,而是他观察战争的角度,非常地人性化、细节化,比如他没有直面去写厮杀和肉搏,而是写硝烟过后的战场,非常的安静,写了尸体,丛林里的阳光,热带植物……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即便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正面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激情,黄仁宇还是以隐晦的笔法,以两三句话写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尸体,他身上的护身符,一封家书……我很奇怪黄仁宇后来竟然成了一个历史学家,他实在是具有文学家的情怀的。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宏大叙事”是否该借鉴一下黄仁宇的思路,即便亲历战争,他也不卖弄经历,而是从侧面写,往小处写,这样一来,真实反容易呈现;即便写《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大题材,他也是很谦卑的,不是一上来就场面堂皇,而是从小事入手,慢慢铺陈开来,就是说,他没有把历史当历史写。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把小说当小说写,我总觉得我们当代的小说太流于空泛,越是大的题材越流于空泛,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太有野心了,太直奔主题了,一落笔就是写名著的架子,还有就是太主流了,没有自己的眼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与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魏微,1994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阿拉伯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