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语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地方性书写不仅历史悠久、成绩显著，而且也备受文学研究者们的赞誉——似乎一个作家越是表现了独特的地域风情，那么他的创作也就越发地具有了文化根基。然而风潮所及必有暗流，当一些作家以文学的名义占山为王之际，却经常会在无意间画地为牢，陷入到了一种老调重谈的创作困局。这当然是由于作家们对地方性书写的过度迷信所致。诚如弋舟所言，当“我们将这场灵魂跋涉的起点预设成了文学全部的要义”时，也就意味着“将牢笼懒惰视为了殿堂”。那么，地方性书写的限度究竟在哪里？而我们又该如何打破旧规、另辟新途？

弋舟的文章，关注“拘囿”与“挣脱”的问题，既点明了地方性书写的困局，也努力尝试着开辟新的路径。在他看来，作家写作中的“必须”性，导致了目前地方性书写的套路化。而真正的写作，其实因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所以才能焕发出“希绪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虚妄的勇气”。这种勇气，终将令作家“张望到了自由”。

宋嵩的文章，从思考“小说何以分南北”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学理考辨，阐明了文学的“地域／地方性”问题如何复杂。在此基础上，他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为据，指出小说中的“分南北”问题，其实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

刘芳坤的文章，关注地域性、先锋性与异质写作的关系问题，指出前两个概念其实都寄托了学界对“异质写作”的某种价值期许，主张“建立写作的区分度”，从“写什么”的角度拥抱地域性，从“怎么写”的角度拥抱先锋。如此见解，对于那些将地方性误以为是文学性的作家来说，显然具有明辨是非和警醒纠偏的价值。

——叶立文

 

 

 

A段：

春天耕种，乏牛乏驴在鞭子驱赶下把每一个山头山洼山脊梁儿走遍。它们身后拖着沉重的犁铧，跟着扶犁的男人。男人后面，是衣衫褴褛的女人，女人们小心地把各色种子撒进身下的土地。她们总是趁人不备，将粮食塞进自己的大口。她们饥饿的大口，简直要把盛粮食的木升子吞下去。大家的眼睛是贪婪的，更是饥饿的。

B段：

满天的星星又都出来了。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听说星星晚上出来是来喂猪的，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猪。星星们每天按时出来喂猪，它们要是不出来，天上一片黑暗，地上猪就会挨饿，就会吱吱叫。

在创意写作的教学中，经常会出现如上的案例与以下问题：A段和B段出自一篇小说吗？它们是否前后相连？因为这两段都与“饥饿”的主题相关，A段描绘了一幅动作连贯的画面，而B段则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当然问题的提出已经告知答案：A段和B段并非出自一位作者之笔。两篇小说描绘的时代相近（约为20世纪60、70年代），原文都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一位少年的回顾记忆），但是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会按照此种思路去判断作品，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仿佛习惯于将作品视为思想产物而非语词产物的当下。虽然按照韦勒克的说法，文学批评阐释A优于B，文学史说明A源于B，而在实际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却很难做出这样的区分。现在谜底揭晓：A段取自马金莲的小说《父亲的雪》，原发《朔方》2019年第1期；B段取自吕新的小说《哭泣的窗户》，原发《上海文学》1989年第1期。谜底一旦揭晓，评论家似乎会马上找到方向，在马金莲的身上有着最为重要的两个标签：“80后”作家和回族作家；而吕新的身上也有着两个重要标签：先锋作家和晋军作家。经过如上的文学批评游戏，令我们警醒的一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文学性”评价失效了，文学史结论已经潜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地域、代际等标准在批评中成为主角。二是，吕新、马金莲作品的文学性评价的共同点为“地理”。地域表达（晋地/宁夏）造就异质写作，使得他们一个成为先锋作家的翘楚、一个是“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因此，讨论那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要素看来是饶有趣味的话题。地域性当然不能和文学性划等号，那么，我们将如何摆脱文学史的魅惑直达概念的内涵呢？

第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先锋”这一词汇。“先锋”用于描述文学本应是一个动态的词语，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特指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一批具有“形式探索”意味的作品。“形式探索”与“先锋”一样属于动态概念姑且不论，公认的中国先锋文学起源之一是1984年《西藏文学》，这一文学史方案有将边地（内容）与探索（形式）合成为“先锋”的意味。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地方性知识往往是文学“独创性、反叛性、实验性”的质素，而以上三个特性也恰好吻合“先锋文学”的内涵及特征。请看当年一些经典的先锋小说评论：“也许,马原的方式就是他心中那个神袄的具体形象，方法崇拜和神崇拜在此是同一的。”[1]“‘南方’这个普泛的字眼，在苏童那里有了极具个性化的呈示,构成苏童小说中相当重要的审美判断与价位取向，成为一种意象,一座密不透风的象征群落。”[2]“准确地说它们属于文化观念或生存的世界‘观’问题。在他们的世界‘观’视野里 ,神奇的事物混同着现实和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信仰产生了奇迹。”[3]。之所以使用“地方性知识”是我看到这些评论的说辞，无论是马原们的崇拜、信仰等带有偏远迷幻色彩的叙事，还是苏童们的张力有度的“南方”，都只是借用了地域的外壳，而其本质则是吉尔兹所谓“人类学里，与交流、仪式、或政治符号学有联系的又比与法律联系得多”[4]的地方性知识。虽然吕新的相当一部分作品有关于晋北农村山区的记忆，他通过借助风物抒发情感而展现了独特的地标意义，但是，自从1986年发表《那是个幽幽的湖》开始，其本来就是作为“让山西吃惊”的写作一脉而步入先锋代表作家行列的。尽管山西本土批评家更愿意描绘出某种地方文学的谱系，吕新却每每表示出其作品不仅是山水流脉，更多属于历史区异。

因此，我认为，曹乃谦、王祥夫直至刘慈欣的“地域性”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成功。使用地方性知识取代地域性起码可以从两个层面反省文学史意识：第一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以形式命名的尴尬。“先锋”作为历史的昙花一现，并不能够直达中国当代小说的精神质地。第二是有助于厘清地域性在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当代文学思潮的关联，避免片面理解当代文学史。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的文学史采用大量的篇幅将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作了区域区隔的处理，例如新近由张炯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将用三章的篇幅解说“地域与民族风情叙事”，这种意识甚至影响到了如今的中学读物，某些中学读物仅仅单纯从地域的角度赏析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一旦以“地域性”来取代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这是不符合当代历史事实的，更是十分危险的。

一个有趣的假想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将“80后文学”的异数马金莲的小说命名为先锋文学呢？这个假想揭开了地域性魅惑的面纱：在公认的先锋文学断裂、转型的基调下，地域性概念也变得摇摇晃晃，失去命名文学史的法力。描写山西的孙频、东北的双雪涛、贵州的曹永、四川的颜歌、北京的马小淘等等“80后作家”无疑也具有“先锋”的色彩，因为从“形式”上来说，孙频已经从女性经验逐渐扩展到历史纵深的领域里，并进行了多重视角的实验，曹永本身就坚定自己从上一辈先锋作家余华那里萃取到了“鲜血梅花”的精华，更不必说双雪涛、马小淘、颜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说话的艺术”了。可见地域性在文学史指涉中的不稳定性，它只是作家创作的一种借力，与其让它沉淀为文学史的结论，我倒更愿意相信先锋永恒。因为自“80后文学”概念诞生那一刻起，其带有的“反叛性、实验性”即具有强大的张力，并从另一个意义上替换了“先锋文学”的意指。

回到文学批评历史现场和体察文学史“进化”的焦虑，无论是使用“先锋性”或是“地域性”，其实都包含着对异质写作的呼唤。所谓“异质性”的呼唤首要问题就是建立写作的区分度，从而成为文坛的异数开杀新路。因此，文学发展史很可能是在异质性的呼唤下从“写什么”的角度拥抱地域性，从“怎么写”的角度拥抱先锋。在我对近年小说创作的有限阅读中，文学作品起码从两个方向上还在延续着如此的文学史建构“秘密”：一是方志写作，二是方言写作。一方面，小说之“虚”为摆脱话语束缚而重返中国复杂的革命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方志”之“实”又成为本土化叙事的落脚点。像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先锋文学之父”博尔赫斯指出的那样：“做梦就是把所有看到的镜头协调起来，用它们编织一部历史或一系列的历史。”回想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再细思近来的《老生》《山本》《空山》，这样借以“方志叙事”从而凸显异质性的作品，仍然具有博尔赫斯般“整理历史”的先锋面影。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金宇澄运用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获得巨大成功，似乎给批评界带来了极大的动能：以方言写作昭彰异质写作的方向。回溯善用方言写作的文学大家，鲁迅也借助绍兴方言，沈从文更是湘西的代言人，但是方言绝非“异质性”的最主要策略。在八十年代那次大潮跌宕之后，那一代作家还在持续着方言写作，方言之于韩少功、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实际上构成一种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他们书写日常生活的惯性，这批“50后”作家的作品借方言中的民俗风情与历史文化精彩地完成了本土化色彩的小说叙事。倒是跨越书卷气浓厚的“70后”作家的标准语言写作、曾经卖点十足的新锐作家的文艺腔写作，如今，“80后”“90后”作家正在重启方言写作，但就目前来看，他们的方言写作还未成气候，并未形成上一代的集体风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所以，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异质写作的关键还在于异质性主体的养成，而先锋性、地域性都是披附在强大主体之上的外衣。

 

注释：

[1]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 《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韩子勇：《苏童：南方的植物》，《小说评论》1992年第5期。

[3]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4]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