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市区的老街实在已经不多了。

硖西街算一条，干河街算一条。还有一条远一点，在东山那边，早好多年就说要改造，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南关厢本来是老镇区南端的城楼，明代就有的，城楼两端延伸出去的街，现在也算一条老街了。

干河街往事

有朋友从外地过来，一般都会问他们：要不要去干河街看看？

海宁是县级市，现在的市区就是从前的硖石镇。硖石商业起源较早，唐开元十一年置硖石市时已经是浙北一带的商品集散地。咸丰年间米市兴起，硖石是浙江有名的五大米市之一。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海宁境内停靠的站台有5个。不久又有了电灯、电话。

海宁的商业一直是繁荣的。硖石人总有点看不起上海人，以为上海人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又不免以“小上海”自居自豪。

经济发达，旧城消失得也快。十几年前，走在路上哪儿都能看见“2020年打造成中等城市”的标语。中等城市，得有中等城市的规模。于是，很多房子兜底铲除，连根拔起，片瓦不剩。连徐志摩出生且生活过22年的徐家老宅也逃不掉这种命运。编写《徐志摩全集》的顾永棣老先生曾去市政府据理力争，想留下已有480多年历史的老宅，传言甚至拍了市长的桌子，结果却是无功而返。仅2001年一年，市区拆掉的房屋面积就有18万平方米。最老的东南河街、西南河街彻底消失了。残存下来的老街，一两百米，两三百米，像碎片一样散列在新城之间。

干河街其实不应该算在这些为了留还是不留让市政府头疼的老街的行列。

从建设路华联东门往前走十几步，一块路牌傍着电线杆略略歪斜地立着，路牌指向的街，便是干河街。

这条街是在河道上填筑起来的。它先是一条河，而后成为一条街。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硖石办事处、硖石大戏院、联友书场、良友照相馆都在这条街上。八十年代末最鼎盛的时候，五百多米长的街汇集了银行、电影院、书店、医院、邮局、饭店、旅馆、百货商店，是市区最繁华最时尚的地方。

我以前的同事俞莺就在干河街上开店，和丈夫各有一间店面，丈夫卖鞋，她卖内衣。“内衣比外套重要，可以没有好的外套，却不能没有好的内衣，因为外套是给别人看的，好的内衣才能塑造好的体形”，就是她灌输给我的。我们还在一起上班的时候，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相邻的店面也盘下来。虽然租金高得让人吐舌，可回报也惊人。同样一件衣服，在干河街就是可以开出比别处多几倍的价。

后来商业中心往工人路迁移，很多商家搬走，俞莺的店铺也搬走了。干河街冷落了下来，虽然这条街仍是连接东西城区的要道，仍是一些人的必经之路，因为拥堵，几年前成了单向车道，照相馆、书店、邮局、饭店仍然发挥着各自的功能。然而，它就像停留在九十年代，日复一日，不再往前了。

店铺不断易主，货物看上去依然琳琅满目，却多是些价廉的童装，隔三岔五打出血本无归、清仓大甩卖的广告，仍门可罗雀，少有人问津。电影院门上横着的一把铁锁，积满灰尘的售票窗，千疮百孔的墙壁，给这条街带来些许凋蔽的景象。徐志摩故居则是这片凋蔽中的异数，不管繁华也好，冷清也好，它只管端立于市中，是房子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

1926年，这幢灰红相间的小洋楼落成不久，诗人携新婚的妻子陆小曼回乡了。父亲出资修建的这幢新房，诗人想来是满意的，它不仅有电灯，还有冷热水管，浴室，德国进口的深黄印花地砖。在一个小县城，也算罕见了，因此被诗人称为“爱巢”。

进了门，穿过一小方天井，便是正厅。正厅上方悬挂的额匾“安雅堂”由启功补书，给红木满堂的厅堂带来几分书香之气。正厅两侧的厢房现在是陈列室，随着脚步的移动，感应灯一盏盏自动打开，隐入时光深处的诗人生平，各个时期的照片，手迹，信札，著作译著，诗人一生追求并奉行的“爱”“自由”“美”，缓慢地在观者的眼前展示出来。

有一年，我和朋友走在这里，聊的是：“这个人真是疯了一样要自由啊！”

又有一年，我和朋友走在这里，聊的是：“看看这三个女人：林徽因1955年去世，终年51岁；陆小曼1965年去世，终年62岁；张幼仪1988年去世，终年88岁。上天真的是公平的吗？”

上楼，西厢房是徐志摩母亲的房间，西前厢房是前妻张幼仪的房间。很多人不解张幼仪怎么会住在这里，这是因为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徐志摩父亲认张幼仪为继女，为她安置了卧室。

东厢房是徐志摩的新房，床、衣柜、梳妆台俱为西式，且漆成粉红色，给这短暂的合欢之地蒙上了一层柔和的粉色。东前厢房是书房，和卧室相连，摆放着白藤的沙发茶几，墙上挂着“眉轩”二字。

有一年，我突然发现二楼有一道小楼梯通露台，走上去，能看到西山。

以后，每有朋友来，我都会像展示秘密一般把他们带上楼去，眺望一下诗人眺望过的山景。如他信中所写：“楼后有屋顶露台，远瞰东西山景，颇亦不恶。”

朋友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望山而无言，有人赞叹房子的风水，有人调侃房子的时价。眉尔过来那次，是在上面连抽了两根烟。那时她一门心思想着离开嘉兴，离开中国，走到她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不久她就去了英国。一晃十多年，她已经定居伦敦，穿着举止越来越像艺术家，只以自己为美，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而我仍在原地兜着圈子。

从露台下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定要去一下的，那就是后院。

雪来海宁那次，我们在后院耽搁了好一会儿，树下，井台边，拍了不少照片，也说了不少话。当时的井，水近乎干涸，积着碎石和枯枝败叶，完全不是《爱眉小札》里写的那样：“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你不来照形谁来！”我们带着不忍之心探向井面，只看到幽暗和混浊……

从故居出来，心里有时会突然染上淡淡的怅惘和遗憾，却又说不清到底怅惘什么，遗憾什么。带着些许茫然，回到街上，这时，如果恰好有奶茶的香味飘出来，如果又恰好是一个阴郁的雨天，那么，奶茶甜暖的香气，多少会驱赶掉一些心里的寒涩，不再去想人生无常不无常，得到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还想往前走，就继续往前走吧，也不用多少时间，这条街便走尽了。

街两边多是些杂货店，商场绝不会出现的扫帚、铁皮桶、竹匾竹椅，炒货，山东来的大花生，这里应有尽有，从铺子溢到街沿上，仿佛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旧日的富庶。走几步，看似连得密密实实的铺面之间悄然绽出一道弄堂的入口，稍往里一走，就能看到门前茂盛的花草，炖着热汤的煤炉，屋檐下的鸟笼，苔迹斑斑的水泥洗衣板……2015年前后，或者更早，我用相机拍下这些景象，预感到一切都将无存。

不过四年，“志摩故里”的改造已经即将完成。打造中等城市的口号去年（2018）已经升级成打造“国际化品质型”中等城市，时间则延长到了2035年。

15年后的干河街又是什么景象呢？10位亚洲顶尖设计师设计的10幢漂亮建筑？艺术画廊，加书店，加美食，加咖啡馆的“文艺打卡地”？

这曾经也是我所希望的。喝个咖啡，散个步。现在，不知为什么，却失去了往日吸引我的光辉。一想到坐在崭新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就觉得还不如在东山的哪条小道上走一走。我的确是这么想的。这只能说明，我实在是个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人吧。

话虽如此，有朋友来，我还是会问他们：要不要去干河街看看？

小镇的脸

20年没见过面的邻居老季在老同事的葬礼上遇到我母亲，叫我去他店里一次。

“有什么事，他说了吗？”我问母亲。

“没说，只叫你一定去一次。”母亲说。

这就奇怪了。老季是和我母亲同一辈的人，叫我去干嘛呢？

不过，反正老季的店在硖西街，和我上班的地方只隔了一座建设桥。

桥的位置也特别，桥这边，是市区最热闹的商业街，那边，却是经年不动的老街。

桥头有棵老构树，枝叶垂下来，掩映了半个桥面。桥头的摩托修理行没搬走前每天放些八十年代的老歌，垄上行啊，外婆的澎湖湾啊。一次陪友人走到这里，也是站在桥上，听一支兰花草听得都不想走了。

硖西街很短，地图上叫硖西路，临河。河对面也是一条老街，叫仓基街。

站在桥上，正好能看到河道拐了一个漂亮的弧形，硖西街这边的两幢水阁房正好位于弧形的顶端。我总以为这条河，这条街，以及桥头的水阁房构成了最能代表硖石的风景。

换句话说，我以为的老硖石，就是这样的。

这里是老硖石的富庶之地。菜市弄穿过去就是徐志摩故居，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大家吴甲丰先生的故居也在这一带，只是我打听到的时候刚刚拆掉。“要带你去看一看吗？”师友热心地提议，我却胆怯地退缩了，不想去面对一片废墟。

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散漫地走过桥，沿着硖西街走到底，过相院桥，从仓基街绕回来；也有时先去仓基街，再走硖西街回来，却不知道老季的店就在硖西街上。

如今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一直不见人影的小街上忽然走出一个戴金项链的光头男人，穿着花上衣花短裤骑上停在路边的车，像是赶牌局去了；又出来一个穿黑香云纱的阿婆，摇着蒲扇，缓缓往巷口走去，倒是土生土长的样子。

柱脚插在河水中的房屋多已歪斜，看似没有人居住的木窗内装过日、夜、晨、暮，生、老、病、死。没有办法不怀念自幼伴着我的这样的门，这样的窗，这样带着鱼腥味的湿热的空气。小店卸掉排门就是一个鲜活丰富的世界，烟，酒，油，盐，锡箔，香烛，饼干，糖果。头往上抬，交错的电线像脑中的思绪一样紊乱复杂。

往左转入一个小区，看门牌，是相院里。恍惚了一下，想起这是西西最后住过的地方。

和西西也做过邻居，但我曾经是讨厌西西一家的，因为他们，外婆家有着假山、茅亭的园子拆成平地，砍掉所有的树，代之而起他们两层的新楼。我的自由自在的童年自此结束，舅舅没有钱把房子盖得更高，不得不从此生活在新楼的阴影之下。即使这样，我和与我同龄的西西仍然一起上学放学，做着很好的朋友，直到中学毕业。再以后，工作、成家，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有电话，从不联络。某年在西山散步偶然遇到，都很高兴。她告诉我她病了，病得很重，动了手术，恢复得很好。又说信了基督，由此获得拯救，只是经常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我要了她的地址电话，答应有空去看她，也常常想着哪天带上一束鲜花出现在她面前。然而，一转眼，五年时间没有一点痕迹就过去了。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她。带着歉意打电话给她，约了她和另外两个好友相聚。那天晚上西西穿着黑白相间的毛衣，梳着长长的马尾辫，漂亮，斯文，一如学生时代。谁会相信她曾患有严重的肠癌？经历离婚、再婚诸多变化，然后得病，手术，化疗，被医生宣判只有半年生命，却一年一年，熬过了7年。我们传看她盛装主持晚会的照片，听她微笑着述说那些痛苦，感谢上帝让她活过来，都以为她已经治愈了。我送她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希望她的内心更加强大，说说笑笑地告别，毫无预感那是与她最后一次见面。几个月后，先是听说她旧病复发，又听说到处求医，断言自己活不到开学的日子，而她的生命一语成谶的结束在8月的最后一天。

现在的相院里，早已没有西西的身影。曾经和她有关的传闻，随着她的去世，也全都消失了。她去世的第二年，我和她最好的女友小聚了一次，一边聊着她，一边分着喝掉半斤黄酒。第三年，我打电话给她最好的女友，想再聊聊她，想再分掉半斤黄酒。然而，意外的是，她最好的女友在电话里说上了一天班很累想早点回家，拒绝了。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可以聊起她的人。而且我为什么5年都不去看她一次呢？放不下的工作，总是不适的心绪，自闭的愿望，种种种种……舍不得时间足以禁锢住我，虽然，我也只是在荒废着时间。忙忙碌碌地读书与忙忙碌碌地争名夺利又有什么不一样？同样是贪心使然。在西西去世整整4年以后，我却又走在这里了。

被窗栅流出的绿叶吸引，在窗下停伫，细看绿叶中夹杂着大丛的宝石花。这种卑贱好活的植物总能在相当的年月里从一个孤单的花瓣累生出无穷多，岩石一样从窗栅内挂下来。

宝石花是穷人、是拥有不起大宅的人的香樟树、桂花树。它们像树一样扎根窗内，告诉路人这里积累了多么长的生活的岁月，这么多的苦痛哀乐都在这静静的从不表述的植物里。

可是人不是植物，人是需要告慰，需要劝解，需要自我解脱的种类。

过了相院里，我数着门牌号，找到老季的药店。店的门面不大，两只狗，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卧在门口。见我走近，白的那只站起来狂吠。它好像不知道这样会吓走客人。

我喊了几声老季，推门进去，闻到中药的阴凉，老季却不在。店里的人说他吃饭去了，又大概还有一点别的事，一时不会回来。

这么早就吃饭吗？不是才十点多一点……心里这么想，有点懊丧，毕竟，他叫我来，我也来了。没多说什么，留了话，说改天再来，便走了。

虽然没碰到老季，白跑一趟，和过去有关的回忆，一时却全涌了上来。

和老季做邻居的时候我不到10岁。那时老季的诊所开在家里。他会治脱发，据说因为自己脱发，研制出一种药水。那时年纪小，有时看到找上门来的病人，就好奇地盯着他们看。那时身边可以看的东西实在太少，好像上午十点多点就吃午饭了。晚饭也早，店铺四点打烊，四点半家家吃起了晚饭。外面太阳还没有落，然而围墙太高的缘故，吃着吃着不及放下碗筷，饭桌上已落下暮色，饭桌上方积满油垢的灯泡支光不足电压不稳，永远是黯淡的。

那时的我痛惜小镇的人生只有城市的一半，同学中没有人见过火车，没有人见过面包，看不见外面的世界。现在的小镇却越来越具城市的味道，也可以去屈臣氏买洗发水了，也可以在星巴克喝杯咖啡，去避风塘喝一碗热腾腾的生滚鱼片粥了。当然，这只是物质层面。想看“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吗？想看场话剧听场音乐会吗？还是只能去一百公里外的上海或者杭州。但是小镇的脸如今确实越来越像城市的脸，属于小镇的脸的那一部分也在日复一日变小、变小，如日落前的残照。

可是，也正是在这残照里，还确凿地藏有小镇过去的岁月。不是风，不是云，不难捕捉，真切而实在。

凡·高在每一个触动他的地方坐下，架起白画板。

去硖西街，去仓基街，也是为了遇到一个触动我的地方。

某天，庄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聊起王安忆，说：你要在乎养育你的土地，它不在你以为的别处，就在你脚下，你要从这里面生出爱、责任和担当，那才是你的使命。

是这样吧？可为什么我所希冀的去处总是在遥远的地方？好像我的一缕魂魄安放在那里总想着追逐而去。而实际上我仍然滞留在原地，每到我心生出走之意，便有极大的力量拖住我，让我陷入亲情的一团黏稠之中。一到填写出生地及现居地，我便脸红，人人都在迁移的现在，也许我是以写作为生却依然居住在出生地的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人……

既然走不掉，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心里真的去热爱这些老街？像王安忆写她的上海她的《长恨歌》、帕慕克写他的土耳其他的《伊斯坦布尔》……

我有些惘然地走过批发鸡蛋的昏暗的工场，让过一队搬运鸡蛋的工人，让过睡在地上的狗、大滩的污迹、一脸戾气的老板娘……这段路是这么的短，它只是镶嵌在新的世界中，一天天受着新的世界的吞噬罢了。可这并不能阻止我走走停停，边走边按动相机，试图把眼前的一切全都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下来。

过了两天，我想再去硖西街找找老季，却接到老季的电话。

“没有什么事啊。就是叫你过来看看！”老季说着，笑着，声音和以前一样洪亮。

是啊是啊。没什么事，就不能过去坐坐，聊聊天，聊聊药店的收入好不好，家人的身体好不好吗？

某年10月，上海的黄老师来，去过干河街，张宗祥书画院也看了，我问他要不要过桥看看硖西街，真正的硖石老街，原汁原味，下次再来，可能就看不到了。

梅先生的诊所和史东山故居

第一次去横头街，是陪母亲去求医。那一阵她颈椎痛得厉害，影响到手臂，手都抬不起，吃药，喝药酒，去医院做理疗全不起作用。

忽然有一天，有个同事说，你去找找梅先生嘛，他会推拿，祖传的，医院都看不好的让他给看好了。

哦？这个梅先生有这么灵吗？我半信半疑，问同事要梅先生的电话和地址。同事说，要什么电话啊，就在东山南路上，你看见门开着的，一看就知道。

反正没有更好的办法，拖了一段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了过去。

以前真是不知道东山脚下还有这么一条老街，只是，门窗低矮歪斜，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与其说是受到保护的建筑，不如说是被遗忘了。

门窗里面，慢慢腾腾地淘米洗菜、守着电视机收音机打发时间的老人，也像是被后代遗忘了。

这就是老街给我的最初的感受。既没有像样的大宅可以进去参观，也没有坐下来喝杯茶、喝个小酒吃点家常菜的地方。我有些失望，这不是一条适合闲逛的老街。我也没心思闲逛，一直在担心找不到梅先生，担心梅先生没有空给我母亲推拿，要价高得离谱。

后来的经过却很简单，先看到一家门口有株葡萄藤，枝杆粗壮，弯曲着往屋顶攀去，看上去年数不短。再看屋里坐着六七个人，墙上挂着“手到病除”之类的锦旗，进去一问，这些人都笑，说梅先生名气大，每天有人找过来，瘫在床上的，梅先生都有办法让他站起来。我看梅先生在里间给病人推拿，以为要等这六七个人全都推拿好，才轮到我们。不知道有些是陪家属的，有些是没事过来聊天的。梅先生得了空，看过母亲的X光片子，笑着说，呒不啥，推个三次四次也就差不多了。

我以为梅先生说大话。第三次去，路上母亲说，反正推了也没用，这次推好就不去了。那天人少，屋里冷冷清清的，擅长打岔开玩笑的不在，梅先生有点寂寞。看到桌上有只摆件，我没话找话，问是不是红木的。梅先生斜睨一眼，说黄花梨的，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以为话不对路，不说了，梅先生倒从腰间拉出一块玉，要我看看怎么样。又说玉除了看质地，就看雕工，玉不琢不成器嘛。那一阵我刚好跟着收藏玉器数十年的汉江老师逛过两次玉器市场，随口说这是带皮的和田籽料吧，竟然蒙对了。梅先生一高兴，从脖子里拉出一块，从两边的口袋里又拿出几块，且一块比一块大，一块比一块好，其中有块青玉尤其古朴润泽，应该是件稀罕之物。我看得目瞪口呆，问，梅先生你到底戴了几块玉呀？梅先生笑一笑说，没有七块也有八块吧！一个看客插嘴说，梅先生把赚来的钱都买了玉了。梅先生笑一笑说，钱要来有什么用？吃，不过一天三顿，也吃不下五顿六顿呀。穿，不过一身；睡，不过一床。钱多了有什么用！

梅先生练过气功，讲起话来，中气实足，满屋子响着铜钟一般。说着说着，忽然指指我说，想不到你也是个“大好佬”呀！

不知道是不是在说我夸夸其谈。我看上去也真是不像拿得出玉的人。再说下去，就我那点存货，马上就要兜底露馅了。趁着有人进来，溜到梅先生家的后院。

我从小喜欢后院。前院是给别人看的，整洁，光鲜，总有点假模假样，装腔作势。后院却是自家的，破罐子，破草帽，不想扔，懒得扔，不愿意叫别人看见的东西，最后全都扔在了后院里。至少外婆家的后院就是这样。

梅先生家的后院比我想的大许多。空荡荡的，只在一侧的廊檐下堆了四只金黄的大水缸，每只都有半人高。这种大缸过去是有钱人家才有的，储水，养金鱼，养荷花。梅先生的这四只缸里也养了荷花，只是天冷了，只有一个缸里还有几枝荷叶，另外几只缸里的已经枯萎了，瑟缩着皱成褐色的一团。

母亲在门口叫我，她推拿好了。我忙着出去，付了钱，带着母亲走了。

推拿的效果，过了月余缓慢地显露出来。母亲的颈椎明显没有那么痛了，手也可以抬起来了，之后连着好几年都没有再发作过。

某一年，省作协有活动来海宁，坐着大巴在市内转了半天，忽然来到这条老街上。听了介绍，才知道这里就是横头街。有人笑我海宁人不知道海宁的路。“路牌上写的就是东山南路嘛！”我替自己辩护。

在北京学习，听到一句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关于横头街，也有一句话，叫“先有横头街，后有硖石镇”。

大概，一个地方的兴盛，都有最初的渊源。我们只以为先有龙，才有睛，可是对有些地方来说，恰好是先有睛，再有龙。

只是，“先有横头街”这句话的出处，谁也说不清楚。

可能这条街较早就有居民集聚，也可能是因为这里位于杭州府和嘉兴府的交界之处，又是水陆要道，方便航运，曾是江浙一带大米的集散地之一。街上米行林立，走几步就有一家，“太平天国”之后，最鼎盛的时候有16家之多。河上船来船往，交易繁忙，除了米行，整条街还汇集了染坊、打铁店、银匠店、药店等百余家店铺。原来是上下岸对街的格局，1978年后拆除了下岸的房子，青石板路面也拆除了，改建成混凝土路面，便是今天的东山南路。

过去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的老街，现在冷清而萧条，算得上历史老建筑的似乎只有两处，一处是晋丰米栈，据说内有建于清代的砖雕门楼，上下五层，匾上刻有篆书，雕刻细致，可惜不对外开放，门常年关着；还有一处是史东山故居，和梅先生的诊所近在咫尺。整条街走下来，唯一可以进去一探究竟的，便是这幢修缮过的旧宅了。

史东山，我以前只知道他拍电影，拍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其实他拍的电影，我看过的也就是这一部。那时年纪太小，要不是父亲每遇到朋友，总要聊起这部电影，聊起白杨和陶金，一次又一次的，赞不绝口，我大概也不会记住片名。年岁越往上涨，越觉得片名好听。无论是“八千里路”，还是“云和月”，都让人觉得渺茫而不可触摸。所谓的理想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某天，电视里重播经典老电影，退休在家多年的父亲看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史东山还是我们海宁人呢。”

“哦，是吗？”海宁还出过一个导演，我竟然不知道。

“海宁我最敬佩两个人，一个是宋云彬，这个人是不得了，临死前7年没有说过话；还有一个就是史东山。他是怎么死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父亲又说。

当时手里正好有一本《影响中国的海宁人》，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翻宋云彬，然后是史东山。

直觉告诉我，能让父亲敬佩的人，大概总脱不了正直，有节气，敢说，而且敢做吧。

书上说史东山原名叫匡韶，因为怀念家乡的东山——其实就是喜欢东山——才改名东山的，1902年出生在杭州，家贫，16岁就外出谋生了。先是在上海影戏公司当美工师，之后又进了联华影业公司，1924年开始担任导演，那时他还只有22岁。

除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最有名的电影，是1951年编导的《新儿女英雄传》，在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导演特别荣誉奖”，是中国在国际影坛获导演奖第一人。

走进故居临街的平房，屋中央立着“史东山遗训”。

“艺术的教育性和艺术的艺术性必须求得其统一，这样才能完成较优美的作品，否则，不失之枯燥，便失之肤浅和空洞。”

“不要让反科学的‘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侵蚀了民族的肌体。”

穿过平房和天井，青石板路连接着一幢两层的小楼，两进，三开间，木结构。楼下陈列着史东山不同时期的照片及旧物。

少年时期，联华影业公司时期，上海影戏公司时期，新婚，得奖，书信往来……青涩有时，神采飞扬有时，凝神思索有时。

沉默地看过去，边上有人慨叹：“只活了52岁，死得也太早了！”

是太早了。1955年，距离得奖只有4年。死因是什么呢？陈列室看似详尽的文字介绍里无一字涉及。

“病逝”？“意外”？还是藏着更深的隐衷避而不谈？

父亲所说的谜，我也一样好奇。

翻了一些本地的史料旧文，只知道这幢房子因为无人居住空关过许多年，2002年，海宁纪念史东山诞辰一百周年时，时年93岁的史东山夫人华旦妮来老街寻访丈夫的故居，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寻找“史宅”的消息传开后，引来不少人的关注和协助，最终找到了这座无主的“史宅”。

故居是开放了，然而史东山的死因直到今天仍有不同的版本。

《影响中国的海宁人》里提到的就有：

一、积劳成疾，因病而逝；二、1955年，批判胡风的运动中离世；三、因为政治运动不正常死亡；四、牺牲于“十年动乱”的前夕，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五、自杀身亡。

这些说法各有出处，作者赵福莲以为归纳起来只有一条：就是死于1955年的批判胡风运动中，要他“检讨自己，检举胡风”，而他坚决不从，以死抗争！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难逃“毁墓之运”。

当时史东山逝世已14年，人已无存，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继而衍生出“史东山是胡风分子”“勒令家属将史东山遗体清除出八宝山公墓”等大字报，墓地也被捣毁。

时间在悄然中已经填补了六十多年来的平与不平。1995年，逝世40年后，史东山仍被评选为中国电影100年来16位“最佳电影导演艺术家”之一，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距离史东山百年诞辰又过去了17年。今天走进故居，对他的死稍有了解的人，看过他的生平，还能不感受到他“不诬人，也不自诬，以死抗争”的刚烈吗？

出乎意料的是，梅先生也是刚烈的。

最近一次途经老街，又看到那棵栽在门口的葡萄藤，也看到屋里隐隐有一个背影，正朝里面走进去。

是梅先生吗？他怎么还住在这里？要知道老街上的人基本已经搬迁完了。沿街所看到的人家俱是门庭寂然，不见人影。

我很想进去问候一声，然而，稍一犹豫，车子继续往前，驶离了老街。

心里到底存了一个疑问。没想到，答案来得也快。过了几天，外出开会无意中听人说起，现在老街就只有梅先生一个人了，到现在也不肯搬，怎么都谈不下来。这似乎就是老街到现在没有动工改造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知说什么好。眼前浮起那四只金黄色的大缸，同时也浮起入夜后的幽暗景象。到了晚上，这条只有一个人居住的老街只怕更加寂静吧？那些代表着有人居住的细碎的声音，脚步声，细语声，水的滴答声，一概已经消失，再也不会有了。

现在的市区，哪条改造过的老街都不缺仿古建筑，不缺饭馆、咖啡馆、酒吧这种供人消闲的场所。老街兴盛的时候，充斥其中的不也是类似的铺子？那么，走进一条过于新的老街，又为什么总好像失去了什么？

这种感觉大概可以用一位意大利建筑设计师（Vincenzo De Cotiis）的话来解释：我喜欢时间的痕迹，不喜欢表面平滑光亮的东西，时间的侵蚀让一切与众不同。

即使只剩一个人了，也不肯搬走。我没有想到梅先生在这件事上这么刚烈。

我也不免替梅先生担心，他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在修与不修之间，老街的景况就是这么让人尴尬。

补记：这篇回忆横头街的散文刚写好两天，忽然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新闻：“正式动工！海宁中丝三厂、横头街将大变身……”这是迟早的，也不意外。然而，看到宣布“横头街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一期修缮工程”开工的照片，忍不住想起梅先生和梅先生家后院的四只大缸。他终于还是同意搬走了？这次修缮的位置在横头街东侧，而梅先生家在横头街西侧，也可能并不会涉及梅先生。

然而，梅先生能坚持多久呢？

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在一次次变动中度过的。

除了看着变动发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接受。

然后淡然。

花市灯如昼

几年没有联系的无奇，忽然发短信来，说辞了工作，在南关厢盘了一家咖啡馆，也卖茶，叫我有空过去喝茶聊天。

啊，是吗？我为无奇高兴。他是陕西人，走了很多地方才在海宁安稳下来，实在不容易。在老街开咖啡馆，很多年前我也梦想过。然而想到要为咖啡馆付出的精力，我就退缩了。

怎么说，我也不是开咖啡馆的料。这两年，我连咖啡馆也不去了。想喝咖啡，在家里就行啊。

去南关厢，好像只是为了在老街走走，看看花灯了。

市区也就是硖石老镇区的四端原有四个城楼，以方位命名，分别是东关厢，南关厢，西关厢和北关厢。

志书记载，这四座关厢建于崇祯年间，也就是1628到1645年间，明末抗清义士周宗彝为保卫乡里的安宁倡议修建的。

周宗彝，号青萝，是汉绛侯周勃的后裔，周勃随从刘邦东征西战立过不少战功，是西汉有名的大将军。宋朝南渡时，其先祖周滹也由济南迁至临安。德佑年间元兵攻打临安，周滹的七世孙在巷战中阵亡，其余人转至海宁的洛塘里隐居。到了周宗彝出生时，周氏一族已是硖川的一个大家族。

周宗彝从小聪明过人，三十四岁考中举人，四十岁赴京会试，本来首场已中，因为母亲病重返回家中，此后就在家里读书，把一柄铁如意练得精通纯熟，作为兵器时常带在身边。周宗彝嫉恶如仇，又常接济贫民灾民，明末匪徒多次抢掠硖石，镇上的居民人心惶惶，他亲自勘察险要的地段，建议修筑关厢防御，撰写《修备纪略》。在他的倡议下，全镇有一百九十六户响应，捐献黄金一千两，除了四座关厢，还建了六座水栅，三十五座更楼旱栅，历时半年竣工，设人看守，早晨以西寺钟响开关，晚上以西寺钟响闭关。

顺治二年，清兵攻陷硖石，周宗彝力战至死，其弟在上东街被刺肠子流出，纳肠再战，后被杀。兵败后，合家四十八人不愿受辱，投水而死。投水地后来被称为青萝池。周宗彝的“铁如意”后来由书法大家张宗祥先生收藏。

硖石的这四座关厢，《硖川续志》有详细的叙述。

南关厢：“西南湖一座，在大姚桥外（嘉庆十三年重修）。”大姚桥也称大瑶桥。

北关厢：“崇慧寺前两座，夹崇慧桥东西（嘉庆十年重修）。”崇慧寺俗称北寺，原址在建设路原教育局内，今高阳桥西堍有北寺弄。

东关厢：“下东街一座，在费坟前。”费墓墓道牌坊今尚存，其阳面刻“明进士澹山费公墓道”，阴面刻“砂门秀水”，是硖石镇唯一保存至今的地面明代遗物，根据它的位置，可确定东关厢所在位置。

西关厢：“衙西一座，在太平坊（嘉庆十八年里人重建）。”

关厢的设置，曾给乱世中的硖石带来平静和安宁。

只是，四厢中有三厢已经消失，仅存的南关厢坐落在南关厢街的中段，三间两层，屋顶为歇山顶，跨街的明间墙面起券，券上开三个望孔。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因硖石迎灯，大灯过不了关厢的拱门，将拱券加高，屋顶也随之加高，有了俯瞰之势。

南关厢街区过去有环秀桥、会源庵等古迹，南北长约三百五十米，东西宽约五十米，一直保留着商住合一、前店后河的格局。河与街道平行走向，是当年米市的主要水运渠道。

从清代咸丰十年到民国二十五年，硖石米市历经七十六年之久，全镇最多时米行达一百五十多家，主要经销点便设在南关厢往北的米市街。据说，在北伐前，南关厢乡货米业最盛时，每天有航船百余条，应顾客的需求，茶店、饮食店、杂货店等商铺也相继开设，成为本镇的商业重地。

街区依洛塘河而建，房屋以东西朝向为主，以二层为主，建造年代大多为清代至民国。其中临河一面的建筑以两进院落为主，街道内侧的房屋以多进院落为主，最深院落多达六进，出于“富不外显”的习惯思路，一般第一进为店面，只有朴素的排门，后面几进雕刻精美考究，如南关厢 5号、南关厢39号，都是幽深的院落式建筑。

文史学家吴其昌、红学家吴世昌就出生于这条街。

吴其昌先生在《志摩在故乡》中自述“……我们住在大瑶桥，他们住在中宁巷，两家的老厅，一样的旧，一样的黑，一样的古老，一样的‘马头墙’‘四开柱’‘砺壳窗’，一样的经过‘长毛’而没有毁。‘地坪砖’照例是破碎了，听说是因为‘长毛’屯军时候的劈柴。厅前的‘天井’，规矩是扁长的，两边不是两株桂花，就是紫荆……”

“九一八”事变时，沪杭师生四五万人涌向南京请愿，受阻于下关。当时担任清华大学讲师的吴其昌与夫人、弟弟吴世昌南下，投书蒋介石要求收复失地，在不能满足心愿的前提下，随即谒中山陵哭灵，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

吴家兄弟俩的故居位于南关厢街125号，街区改造前，我特意去找过。然而门关着，窗棂腐朽，窗上的玻璃是碎的，一副空关多年的样子。

不只是吴家兄弟俩的故居，空关的房屋还有不少。有几间干脆敞着门，遍地都是弃物，几乎无从下脚。只有天井里的树是怡然的，兀自在风中摇曳，于世事不管不问。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多一尺蔽身之地，草草搭就的房屋如蔓生的瘤结模糊了房子原有的格局，只有花纹细致的栏杆、牛腿还能看到这些房屋曾经的精美。

2009年，我换了单位，时间多了，听说南关厢街要改造了，又去走了走。还是春日里，天很好，太阳照在石板街上。两边房门紧闭，贴着封条。读着墙上的字，倒也能分辨哪间是翻丝绵的作坊，哪里进去是磨刀剪的，哪间又是卖油盐酱醋的小店。更多的只是平常的住家，墙上的电表尘垢满面已经停止，不再往前转动。连巷口的古樟也好像是静止的，据说有三百年树龄，清顺治年间种下，其实已于嘉庆二年火毁，现在的树是火毁后根部重新生出，也有一百五十多年了。

过了一年，听说东关厢的老街也要拆除了。我从干河街的尽头沿赵家漾路向北走不多远，远远望去，又见一片废墟。从光明路一侧的围墙缺口进去，除了碎砖烂瓦，长满了一小簇一小簇的油菜和玉米。过去隐藏在46号民居之内的明费坟的牌坊，孤零零地傍着一小片砖墙。云纹和灵兽浮雕中，“明进士澹山费公墓道”几字清晰可辨。我在史志上找到费坟的照片，东侧的立柱嵌入民宅内，借用为房柱，西侧立柱有半截露在民宅的墙面之外，经年累月中染得满身烟火。既然墓道在这儿，推测费澹的墓应该就在牌坊附近，却无迹可寻。至于费坟的主人，除了是明代海盐人，死后葬于东山之麓，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记载。

那天我拍下了东关厢57号和59号两间旧居，其中一间是理发店，仍在开门营业，电风扇、电吹风发出嗡嗡的声响。

让我伤感的是建造这些房子所代表的时代的结束。

一切逝去之物都不再复返。

南关厢改造好，我急着去看，为房子形状如出一辙，漆色如出一辙，为屋檐、门窗像刀砍斧削一般整齐大感失望。

“这不是一条活的街。”我告诉走在边上的家人，心里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悲哀。旧城改造也好，有机更新也好，哪一次不是这样呢？

停了片刻，因为想起木心回到五十年没有回来过的故乡乌镇所说的那句话：“这是死，死街，要构成这样肃穆阴森的氛围是不容易的……是一条荒诞的非人间的街。”而我又想不出更好的话，只好说了句一样的话：“这是一条死的街。”

就像为了证实这不是一句心血来潮没有根据的话，前面忽然走来一个老太，边走边对熟人抱怨：没有邻居了，都开店了；一个邻居都没有了哇，都开店了……

她说了那么多遍，不怕烦的，说了一遍又一遍。走远了，这句话还像被敲响的石磬，一声一声在那儿还魂似的响着。

那天的情景是那么深刻。有段时间，我一点不怀疑这就是一条死街，除了那些被旅游大巴拉过来的人，没有人会来这里。

然而，几年过去，这里已经成了市内人气汇聚的地方。当年的死街，似乎已经在绿萝、铜钱草的装饰下，在玻璃橱窗，在灯，在茶具、茶食、酸奶、油炸臭豆腐的香味里活了过来。特别是河对岸又新修了一条老街——会源街之后，两座桥把两条街串联了起来。散步的人尽可以去茶食店看看，去书店翻翻书，也可以什么店都不进去，只是沿着河兜上一圈。晚上，岸上的灯光投到河面上，交织出一片晃动的灯光，梦幻而古老。

某天，看到子康老师发在朋友圈的一条微信：“暴雨中的南关厢。附近的朋友可赶紧一往。人生之福处处有，今已得二福：南关厢雨趣，美味松方糕。”

照片上的南关厢，沉郁，阴暗，寂静，仿佛在暴雨中突然恢复了本来面目。这正是子康老师冒雨前往想要看到的景象吧？一如他童年少年走过的地方。

不过，愿意冒着大雨去感受雨趣的人想来少之又少。大概也不会有人再想起血战的惨烈。想起明代。想起周宗彝和他投青箩池而死的家人们。

今天走在这条街上，我能想到的，不过是人很多，咖啡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