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上》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雾行者》 路内著 上海三联书店

《譬若檐滴》 朱婧著 译林出版社

《细民盛宴》 张怡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和经验的同质化，成为新一代作家面临的普遍质疑

不拘泥于“十”或者“五”年划分出一个代际，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前后出生和成长的数代人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如果考虑到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精神上成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生于1970年以后的都放在这个群体里看，因为差不多是从改革开放元年，1970年出生的孩子开始进入学校念小学。

从19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陆文夫等到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麦家、东西、艾伟等，即便不溢出他们的生理年龄，他们书写改革开放时代都有“改革开放之前”被带入进来，无论是《李顺大造屋》《美食家》，还是《生死疲劳》《秦腔》《空山》《繁花》《活着》《兄弟》《平原》《春尽江南》《越野赛跑》等等，莫不如此。对他们而言，“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时代同在一个绵延的历史逻辑之上。而之后的一代年轻作家则不同，如果也要像前辈们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历史逻辑，则是回溯式的，弋舟的《随园》、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朱雀》《北鸢》、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张悦然的《茧》、默音的《甲马》……这些小说都涉及到在家族世系或者中国现当代史之上识别“我是谁？”

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向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117位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其中问题八：“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1985年和1970年，中间隔了15年。提问者和回答者想象的“历史感”似乎都理所当然的是“却顾所来径”，即年轻作家能不能写超出他们生命长度和经验的“过去”。而且，按照我的揣测，问题的设计者可能还预设了对年轻作家不写“过去”的质疑和诘问。

但需要辨析的是，所谓的“历史”既可能是“过去”，也有可能是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和肌理。因此，写当代也有可能就是写历史。

至于现实感的匮乏，则可能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计量轻与重？单单说年轻作家不写“现实”显然不符合“现实”。“匮乏”一定意义是参考了文学史和审美惯例，我注意到批评家经常会指责越是年轻的作家们越沉溺于小确幸、小忧伤。我们的文学传统，计量一个作家书写现实的重量所取的单位可能是各种所谓的“大”，而且在过去和现在对比上，也习惯强调现在和民族记忆等量之“重”。一旦年轻作家的“现实感”不能在这两个重量级上满足想象，可能就会被诟病为“匮乏”和“同质化”。

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迤逦而来的当代不同，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

和前辈们相比，什么是年轻作家理解的历史和现实？班宇认为：“一个人的变革可以由外部催生出来，那些荒诞的景观、动荡的时代，确实值得书写，但也可以完全是个体精神上的，这种也很剧烈。卡佛、耶茨、厄普代克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挖掘。”这种个人化、内倾化和精神性的历史和现实，孙频定义为“共同的隐秘的伤痛感”。可以简单地对照下，班宇、孙频等最近小说中的“下岗”，和19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大厂小说”，或许就能理解年轻一代的文学观。

从审美革新的角度，予历史和现实个人化、内倾化和精神性，可以有效节制“时代”成为标签。标签化进入到文本的“时代”可以举郭敬明的《小时代》做例子。或者说，郭敬明只是某个时段的文学症候。大都市的“时代”被标签化，在郭敬明之前的卫慧、棉棉和安妮宝贝都曾经这样去做，只是郭敬明更赤裸裸更无所不用其极而已。《小时代》把有可能的新兴城市的洞见换成利益的精明，棱角粗粝的“时代”也被精心地打磨成“时代的贴片”。

并不都是《小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贴片”，近几年青年作家的小说有一些把时间标志得特别清楚，而且有的时间跟时代都对应得特别紧，比如路内的《雾行者》、周嘉宁的《基本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逍遥游》、七堇年的《平生欢》、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鲛在水中央》、张玲玲的《嫉妒》，等等，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为什么他们普遍地不去暧昧时间？一批小说都有了类似的东西不是很偶然的现象，我们需要思考每一个具体的时间对作家的文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些可能是小说技术层面的，涉及年轻一代作家对大时代大历史之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命运史和精神史的处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1980年以来“新历史”“新写实”等文学遗产的回响。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些时间确凿的文本，包括所有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察和表达，这些年轻作家似乎正在努力命名他们自己生焉在焉的同时代。进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迤逦而来的当代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

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

假如不拿既有文学尺度来丈量他们的写作，需要文学批评和研究回应的是，这些年轻作家是否提供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的审美经验？而就像参与上述问卷的小说家远子所说：“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网络上、文学期刊上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这种万无一失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主义。比如，他们所写的农村，其实是由一代人共同构建出来的‘文学场景’，而老一辈作家和他们带出来的徒弟还在这上面苦心经营；再比如，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农民该怎么说话，工人该想些什么，官员该怎么做事的标准。你不这样写，就是不够‘现实’，‘不接地气’。就是说他们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恰恰是导致现实感匮乏的根源。”当年轻作家仿照前辈作家将他们的同时代作为改革开放前那个“过去”的附属物，而且如果那些“过去”不是建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功夫的文学转化，仅仅是远子所说的这种拙劣的复刻，文学史谱系、审美的惯例和套式反而更有可能滋生“匮乏”和“同质化”。

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书写的与他们生命等长的同时代不可以是他们所理解的“大时代”？我们姑且也回望下“在当代”写当代，而不是把当代作为过去历史的附属物，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迷信历史感的丰盈只能存在于物理时间的过去，这应该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但即使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优先消化的几乎是同时代的“当代”。

我曾经给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写过一个评点，说她从早期的《连生》《消失的光年》到《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奥菲利亚》《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是一部1980年代出生人从大学生活到为人妻为人母，从清白纯粹的理想到细小琐碎的现实，从整一到裂碎的小编年史，一以贯之地将微小的日常生活发展成反思性与个人和时代关联的“微观的精神事件”。因此，所谓“历史感”不应该绝对化地理解为线性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逻辑之上的。即使不去拟想他们未曾经历的过去，年轻作家所建构的他们同时代的历史逻辑也当然可以获得丰盈的“历史感”。比如魏微从《大老郑的女人》到《沿河村纪事》、徐则臣从“北漂”“花街”系列到《耶路撒冷》《北上》、鲁敏从“东坝”系列到《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梁鸿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到《梁光正的光》《四象》、付秀莹从《陌上》到《他乡》、双雪涛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猎人》、周嘉宁从《荒芜城》《密林中》到《基本美》、张怡微从《家族实验》到《细民盛宴》……如果我们研究者愿意细细考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和时代遭逢的悲欣交集的小编年史。

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如何消化和书写他们的同时代——以文学之发现、发微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发明并命名“改革开放时代”？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又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激荡、沛然涌出时代的精神长河？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文学貌似并不匮乏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可能恰恰是丧失了想象和建构“过去”的兴趣和能力。同时，“现在”或者“同时代”也散成碎片般浮光掠影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点所“感”。据此，我们有理由批评年轻作家放任自以为发达的“感”而敷衍的穷极无聊的“故事会”，他们真正匮乏理性反思、哲学思辨、时代文体创造以及“文学的国语”发明的能力。如此等等。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作家会不再年轻，“他们都老了吗？”共识的经典又留有几部？也正据此，我上面对年轻作家所做的辩护，或许恰恰成为辩无可辩护再难护的匮乏。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