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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逃亡》

布尔加科夫

1940年1月13日，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顶着自己那最心爱的“大师帽”、戴着宽框的大墨镜，无视寒风凛冽、病体衰微，最后一次踏出了屋门。10天后，严重的肾硬化已让他不能直立。他的玛格丽特，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彻夜守在他的床边。1月28日，听着爱人的朗读，布尔加科夫撑起全身最后的力气口述了修改。随后，他便再也没有起来。临终的时日里，他焦躁易怒，唯有对叶莲娜倾诉柔肠。3月10日，疗养院的病榻上，他阖上眼睛，撒手而去。这时离他的50岁生日，还差两个月零五天。窗外的积雪甚至还未消融，春风却已熙然而动。再有一个月，就是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最大节日复活节。布尔加科夫逝世6年后，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了《在圣周》：

但在半夜人与兽都止了息，

听起了春天的声响，

正在这才刚刚转晴的契机，

死亡将被克服——

由这重生的力量。

80年前，作家布尔加科夫停止了呼吸；而80年后，他的形象依然活在我们这些读者的心中。正如他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反复重申的一样，“作品不焚”——他笔下的文字依然鲜活，他作品中的世界仍充满生机。这些伟大的作品将永远地活下去，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活在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中。

大多数国人听到布尔加科夫的名字，往往会联想到他那部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甫一面世，该小说便受到各国读者与文学评论家的追捧。魔幻卓绝的叙事风格、辛辣犀利的讽刺笔触、浓厚的戏剧氛围、离经叛道的宗教情节，读之酣畅淋漓，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无不令这部小说收获了大批拥趸，使得布尔加科夫之名声震寰宇。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已经数次改编为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为世界所知。也正因此，我们这些远离他那个时代几十年的读者往往会忽略他的另一个身份——剧作家。1926年10月10日，他亲自操刀担任编剧，将自己的小说《白卫军》改编成四幕剧《土尔宾一家》在莫斯科首演。随后几年里，他的剧作接连上演，而正是这些戏剧让他蜚声文坛、享誉全国。他在世时，人们对他的认知更多是“剧作家”，而“戏剧”这一元素也的确贯穿了他的创作始终。

奠定布尔加科夫“剧作家”地位的，正是之前提到的《土尔宾一家》。然而他对于这部戏剧本身的准备要远远早于1926年。这部戏剧的最初版本《土尔宾兄弟》写于1920年，正值他随军行至高加索山区的南方军事边陲弗拉迪卡夫喀兹之时。1917到1919年间基辅城中数次政权更迭动荡中的普通家庭生活成为他写作的源泉。“土尔宾”正是他母亲的娘家姓，甚至剧中的小弟尼克莱之名也取自他的二弟。这部剧的上演开启了老家远在基辅的“莫漂”布尔加科夫正式的戏剧生涯。然而他的戏剧生涯却在1929年夏天由于种种原因戛然而止。3年以来展现给戏迷们的也只有上演无数场的《土尔宾一家》《卓依卡的公寓》和刚刚演出了几场的《紫红色岛屿》三部而已。

实际上，布尔加科夫很早就开始了戏剧的写作。在基辅医学院读大学时，他和来自萨拉托夫的塔西娅·拉帕喜结连理。爱情很快激发了年轻医学生的创作热情。新婚不久，他便为二人创作了一部短剧，剧中一人坐浴盆，一人睡浴缸。在1920年他随军前往高加索地区之时，也加入了当地的文学组织，写作并且上演了两三部戏。可惜除了当时演出的海报和一些草稿，什么也没能留下来。布尔加科夫对于戏剧的灵感可能源于他的家庭。布尔加科夫家在他小时常常举办音乐会，而他最爱的则是夏尔·古诺改编歌德的歌剧《浮士德》。在他妹妹留下来的遗物中，有一沓40多张《浮士德》的戏票——正是医学生布尔加科夫的珍藏。在描绘基辅生活的小说《白卫军》中，不论是追求军功荣誉、高贵勇敢的三弟尼克莱，娴静动人、守护家庭的二妹叶莲娜，还是沉默寡言、优柔寡断的大哥阿列克谢，在三人的家中总是离不开歌剧。尼克莱会抱起吉他唱上一段，而家里的钢琴上也总摆着《浮士德》的谱子；就连最后阿列克谢重返空无一人的家中时，无视那屋外炮火连天，他抹去口号的涂鸦，写上一句——《阿依达》的票还有。

不只是人物形象本身对于歌剧舞台的热爱，这些描写本身也处处流露着布尔加科夫细致独到的舞台感。桌上暗灯一盏，屋外风雪呼号——如此的舞台灯光充溢着小说全文。作家晚年小说《剧院情史》中就记述了布尔加科夫将小说《白卫军》改为剧本《土尔宾一家》的点滴细节。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担任编剧的布尔加科夫与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是从小说作者到编剧的角色转换时，布尔加科夫那颗飞速律动的戏剧之心。就是写作小说的人物一一浮现眼前，与他沟通。那原本密密匝匝填满了文字的小说手稿，和着阁楼里昏暗的灯光，竟然渐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个洋片盒子、一间开了窗的屋子，而钢琴的律动正从里面缓缓流出。“我真能这样玩一辈子，就一直盯着这张纸看……但怎么我才能逮住这些个形象呢？怎样他们才不会溜走呢？终于一个晚上我决定把这个小屋子写下来……我这样说着，用了两个钟头写完了第一幅画，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撂下笔，我才明白——我是在写一部戏。”沉浸在戏剧写作中的布尔加科夫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观众，借着文字搭起的戏台观看着、陶醉其中。

在戏剧的创作上，布尔加科夫最尊崇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独自扛起教会的威压，莫里哀仍然以他独具的“笑”之审美，面对虚伪的人世察之哂之，凛然孑立。布尔加科夫不仅仅深度研究了莫里哀的创作，并且为他写下了《莫里哀先生传》，后被收录进高尔基组织主编的人物传记丛书中。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戏剧偶像写了一部戏《伪圣者的债奴》。为戏剧活了一辈子的莫里哀，在《无病呻吟》这部戏里扮演那个疑心病重的阿尔贡，却在1673年在巴黎的首演中因过劳倒下，在他自己的舞台上溘然长逝。布尔加科夫在自己的剧作中写到，在莫里哀倒地之后，观众嘈杂的叫喊中，他一人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舞台上。借“花名册”拉格朗日之口，布尔加科夫写道：“（莫里哀）还没做终祷，就被死神夺了性命……死因是国王没发慈悲还是黑弥撒？这死因是命运。我就这么写吧。”莫里哀对社会的冷眼批判，他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感令布尔加科夫感佩，也与他心中不可撼动的立场暗暗相合。

当然，戏剧之外，他也有许多著名的小说创作。不论是20年代初的《狗心》《致命的蛋》，抑或最后的大作《大师和玛格丽特》，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幻想”。布尔加科夫在许多创作中一直践行着这一“幻想”路线，不管是科幻还是魔幻。改造流浪狗的脑垂体，用高辐射光线照射鸡蛋，对于这些未来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布尔加科夫提出了自己的深刻思考。而对于宗教千年不休的争端，布尔加科夫更是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恶魔降世，将人间丑态尽显；而大师和玛格丽特也只能获得永安。诸如此种的幻想式虚构，与布尔加科夫的两个父亲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的生父，阿法纳西·布尔加科夫神父钻研循道宗，对东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与方法兼收并蓄，有着开阔的宗教视野；他的继父，一名家庭医生，鼓励着青春期失去父亲的布尔加科夫踏上了从医之路。可以说，他既有着极为开放的宗教观点，又有着一名医生的自然研究者立场——这也为他的“幻想”路线铺设了基石。但不论是科幻还是魔幻，布尔加科夫的视线始终聚焦在这些作品中的“人”身上。为什么沉醉于科学实验的研究者会想出用穷凶极恶的犯罪者的脑垂体植入流浪狗的体内？为什么未经验证的“高产鸡蛋”射线系统会被强行征用？为什么在恶魔面前大谈神话学说的作家会喋血电车之下？这些问题背后埋藏着的，是虚构之下的现实。在表现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之时，作家选择了反讽——“笑”的艺术。

在“笑”这一方面，布尔加科夫自认导师是果戈理。在他刚刚从南方搬到莫斯科开启他“莫漂”生活的时候，他只是给一些报纸和杂志投稿，写的也都是些速写的连载。他效仿果戈理对彼得堡细致而玄幻的描写，开始了自己的“讽刺家”生涯。1930年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编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在剧本中添加了一个“第一者”的形象，独立在原来的《死魂灵》叙述框架之外，充当作为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自己的作者人格。虽然时任监制和导演的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这种“非现实的”、“亦真亦幻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这种“亦真亦幻”的风格却也来自他一贯的“幻想”式写作轨道。1924年一篇名为《加波利亚达》的讽刺故事在《地下》杂志发表。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小职员被阴阳怪气的两面派经理给逼疯的故事，可谓兼具了果戈理和契诃夫的辛辣讽刺。的确，布尔加科夫在某些方面相较于果戈理，更近于契诃夫。同是医生，都以写作幽默短篇故事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都给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戏。医学背景也如夜幕一般掩映在布尔加科夫的身后，他救治的不只是病人的身体，更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片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在《青年医生笔记》中，布尔加科夫像给自己撰写回忆录一般地写下了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斯摩棱斯克郊外做乡村医生的见闻。这些短篇小说很真实地记录了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许多笨拙的医疗技术、误诊病情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他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勾勒出了帝俄末期农村生活的景象。在这些平凡却麻烦不断的日子里，年轻的医生布尔加科夫尽职尽责救治着一个个生命，却不禁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思考。这思考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白卫军》中。面对一个终将消弭的世界，那种在人心中悄悄升起的忧愁与最终迎来的和解与希望：“但这不足畏惧。一切都将过去，无论受难、折磨、鲜血、饥饿、瘟疫。利刃将熔；但纵使我们的身躯或事迹都消失得不留影踪，星辰仍高悬天际。”当我们陶醉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那样华丽而魔幻的场景中时，亦需注意布尔加科夫对于现实生活的关切。他不是一个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战士，同样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妥协主义者。他热爱着自己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审视着生活。

毫无疑问，布尔加科夫相信文学的价值。在1918年弗拉迪卡夫喀兹的一次聚会上，有人说“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该从时代的巨轮上跳下去溺毙海中了”，他愤然而起，驳回了前者的发言。在《白卫军》的连载被叫停之后，布尔加科夫最终并没有烧掉他的手稿，而是将它那烧坏的残页从火炉中抢救了出来，最终酝酿成了后几部喜剧的初稿。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被丢进壁炉的草稿得以完璧归赵地交还大师手中，永垂后世。耶稣和彼拉多探讨着千年悬而未决的疑问，缓缓走向月亮；尼克莱望着漫天的星辰，终于放下了母亲的逝世……布尔加科夫将自己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寄托在了文学之中，而人世间不断的争讼也终于在文学之中达成了和解。

从歌德到莫里哀，布尔加科夫在他们的作品中培养着作为一个诗人的想象力，体味着一个人面对命运之时的五味杂陈；他以一颗戏剧之心，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着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他用文字构筑起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而自己自由地穿梭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时而冷眼地抛出对现实的警语，时而又陷入神秘玄妙的梦境之中。作为一个时代变革之际的人，他感知着生存的律动，不论是每日报纸上的速写连载，是数月排演后上演的戏剧，还是他倾注毕生心血谱写的三日史诗《大师和玛格丽特》，都闪现着他对“人”本身的关怀——一个卸下了象征符号的，纯粹的活生生的、有呼吸有心跳的人。文学，就是他的诺亚方舟，承载着他对人的所有热望，驶向永恒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