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聪，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草原》《朔方》《安徽文学》《骏马》《丝绸之路》《散文选刊》《海外文摘》《鄂尔多斯文学月刊》等刊物。出版中篇小说集《茂密的扎干林》。

我站在悬崖尽头。

山底是一条亘古的洪沟，悬崖边缘纵横交错，划出一条锯齿线。往前推一百年，这条线并不存在，后来却成了两个国度的交界线。悬崖尽头是蒙古国，抬脚前伸，我的一只脚就跨了一个国界，伸手抓一把，异域的空气并不如这边温暖。百思不得其解：我身后的土地是荒凉到只剩下风沙砾石的苍茫戈壁，甚至看到一簇低矮的灌木都那么新鲜，可对面悬崖下的洪沟里却是郁郁葱葱的草原和森林，哨所的高倍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棵棵粗壮的胡杨和一簇簇旺盛的红柳。那边一片死寂，除却头顶盘旋的一只鹰，倏忽盘旋在南方那个名为班定陶勒盖的红色山头，倏忽飞到异域天空追逐流动的云朵。我只是将一只手一只脚在异域的空间里探寻那么几秒，鹰的翅膀毫不犹豫地搅动了北方的空气，霎时扬起弥漫的风暴。风从对面来，仿佛一簇簇冰凉的子弹，打得身上生疼，那么我呼吸的空气该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似乎并不适合我的肺，胸腔胀得发闷。小鸟虽小,玩转的是整个天空，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除此之外，我再没看到任何动物。或许也有一两个人，匍匐在对面某处同样用望远镜窥视着我，我甚至想到那是一架迷彩的俄式军用望远镜，也有可能，是一只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我站的地方名叫神仙山，中蒙边境中方的一个哨所，战士们终年与乱石沙尘为伍，咀嚼寂寞荒凉。神仙山并不是这座山的名字，因为地理环境恶劣，气候极为干燥，鲜有人迹，人们说只有神仙才能在这里存活，所以得了这么个极富神话色彩的称谓。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一位将军走上神仙山哨所，手抚哨兵们捡来的被晒出黑色和金黄釉质皮色的石头，望着战士们古铜的脸庞饱含深情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个地方条件极为艰苦，石头都被晒化，战士们只要在这里待够三年，那他就是个英雄。我问哨兵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年轻人憨憨地笑了，说来过这里的大人物多了，邓小平都曾经从这里走过呢。他说的没错，是邓小平。

1926年的那个冬天，三辆满载军火的汽车从面前那条干涸的洪沟里晃晃悠悠地开过来。寒风呼啸，空气凛冽，乘车的三位年轻人和满车弹药一起随车摇晃，他们的身体亦如那一颗颗弹药，外部是冰冻坚硬的壳，内里却蕴藏了无限的能量，只需轻轻一击，立刻释放出光华。于是心中的火种驱散严冬的寒冷，开车的苏联同志说，出了这条山沟就到中国。乘车的三个年轻人中就有邓小平，邓小平站起来朝南方瞭望，苍茫的戈壁大漠中一座孤零零的红色山包仿若一扇开启的大门，山包下隐隐看到几个蒙古包和一些土坯的房屋，那是他熟悉的乡土建筑，那里有温暖的土炕和清香的红茶。漂洋过海六年整，终于踏上魂牵梦绕的祖国的土地，年轻人们激动的呐喊惊扰了盘旋的鹰，鹰便驾一朵祥云往南方报讯去了。和邓小平一起回来的两个年轻人名叫王崇云和朱士恒，《邓小平自述》说其中有一位是李大钊的弟弟。据查证，李大钊并没有亲兄弟，当是表兄弟之类。遗憾的是，我未能查到他们后来的人生。

邓小平回国事出突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业尚未完成，历史选择他和他的同学立刻回到祖国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1926年5月，西北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接受李大钊、邵飘萍、宣侠父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北伐，邀请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派遣邓小平等人前往冯玉祥部队工作。一行二十多人从莫斯科乘坐火车到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到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等了一个多月，乘坐苏联支援冯玉祥国内革命运送弹药的汽车回到中国。

班定陶勒盖是指中蒙边境中方这边戈壁上一座孑然独立的红色山丘，和阿拉善绝大多数地名一样，班定陶勒盖是蒙语：“班定”，意为喇嘛；“陶勒盖”，本意指脑袋，这里引申为帽子，合起来就是“喇嘛帽子一样的山”。我们绕着山包转了两圈，周长不过数百米，南坡有一建筑遗址，为依山而建的两间房结构，在这里看到了红土墙壁和完整的青砖，周边散落一些陶、瓷生活用品残片。没有发现水井，因此判断此处并非早期的驿站旧址，我们于是扩大了勘察范围。果然，在红山头西北两公里处找到了大片集中的土坯建筑遗址，还有一口水井遗迹，井圈用土坯环形铺设，极为规整，说明当年这座小镇颇有规模。人们对这里的建设较为重视。

1927年初，邓小平踏进国门的第一站就在这里。那时候，这里不仅是重要的边防哨卡，更是一个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的边陲小镇，还设有一个电报站。十年后的1936年9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曾在这里住宿，尚看到有“数十家商人住此”。历史记载有限，我们无法猜测邓小平等人远渡重洋六七年后再一次踏上国土的心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是邓小平归国开始南征北战波澜壮阔革命一生的开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前面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回想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血气方刚的小平同志此时想必是心潮澎湃的吧。

阿拉善地区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回国所走过的道路其实由来已久，是丝绸之路渔网般交错的草原路中的重要一段。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曾到过这里，唐代著名的参天可汗道也从阿拉善自北向南贯穿。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与中原各民族在战争中交融，他的子孙们建立的元帝国在全国各地开发通运、设置驿站，使塞北与中原的经济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走进东方天堂的。元朝以后，蒙古旧部退回漠北高原，但不时南下发动战争，明清时期，蒙古人南下的各种交往，主要在四条较为固定的路线上进行，自东往西依次为：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张库大道，呼和浩特到外蒙古的归蒙商道，包头到乌兰巴托的包库商道和我眼前的这条西蒙驼道。“西蒙”意指河套以西的蒙古族，具体来说就是现在的阿拉善地区，所谓驼道，顾名思义，就是骆驼常年行走形成的道路。沙漠是骆驼的天堂，自古以来阿拉善地区就是驰名中外的双峰驼之乡，如今数量仍占全国双峰驼一半以上，不论古代的丝绸之路也好，近代的西蒙驼道也罢，那是千千万万峰骆驼背负货物年复一年一步步踩出来的。

清朝以后西蒙驼道的畅通，得益于旅蒙商的成功。康熙年间，清廷逐步放开对旅蒙商的贸易禁令，名扬天下的晋商首先看到了商机。阿拉善旗地域辽阔、民风淳朴，蒙古族人民诚实豪爽、敦厚好客，具备较好的行商条件，使他们敢于大胆放手经营，使路断行人稀的西蒙驼道恢复了往昔的繁荣，逐渐垄断对蒙贸易。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沙俄占领中国黑龙江地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的通商权利。同时，该条约为沙俄以勘界为名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其第十一条明确写道：“为整理俄国与中国往来行文及京城驻居俄国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图二处遇有往来公文，均由台站迅速行走，除途间有故不计外，以半月为限，不得迟延耽误，信函一并附寄。再运送应用物件，每届三个月一次，一年之间分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递，勿致舛错。所有驿站费用，由俄国同中国各出一半，以免偏枯。”恰克图至库伦至定远营的驼道因此得到沙俄及清政府的加强，沿途设驿站无数。至民国时期，由于外蒙古宣布“独立”，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域内的部分驿站派驻了士兵，成为边境防卡。

西蒙驼道主要有两条，一条称“定库驼道”，从库伦经三音诺彦汗部（今蒙古南戈壁省）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班定陶勒盖再到定远营；一条称“达库驼道”，从三音诺彦汗部（今南戈壁省）塔林敖包入境额济纳旗达来库布到定远营，主要用于外蒙古人与西蒙两旗及甘、宁、晋、陕地区各族人民进行各种商务活动。共产国际正是利用这种商务活动将这条驼道开辟为与中国革命联系的秘密交通线，无数革命志士以商人身份通过这条驼道来往于苏联、蒙古与中国，部分共产国际援助物资也是经过这条通道运抵国内的，有效支持了中国革命。

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苏联汽车从乌兰巴托南下到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7.5公里后到达班定陶勒盖，休息一晚后，向东往陕坝、五原方向驶去。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三人目的地是西安，需经银川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接工作，所以，只得从班定陶勒盖雇用骆驼向定远营进发。这段历史的记述较少，我们只知道邓小平亲说曾经到过定远营，具体从哪处入境没有记载。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这段经历也着墨不多：“乘骆驼，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基于“八天八夜”这一线索，可推断邓小平当年应该是从沙廷敖包入境，因为从沙廷敖包入境到班定陶勒盖，然后启程到达定远营的骆驼脚程正好就是八天，若从塔林敖包入境，骑骆驼则需十五天才能到达定远营。而且，从沙廷敖包入境还有些许便利，一路有许多自清代延续下来的驿站仍在运作。如此，邓小平在阿拉善的行进路线就清晰起来。

他们第一天出发往南行20公里至哈布特盖敖包，午饭后南行15公里至乌兰刚格。蒙古国独立后，阿拉善旗为加强边卡防务，在这里增设了一个边卡，主要防范被称为“赤党”的苏联共产党、蒙古人民党、中国共产党人进入。1931年10月，中共西北特委成员潘恩溥、齐文魁等人回国开展革命就是在这里被卡兵发现逮捕的。所幸邓小平此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邓小平归国途经阿拉善路线

他们第二天朝东南行32.5公里至苏红图打尖，又东南行25公里至温都尔毛道住宿。这片区域人烟稀少，是当今名冠全球的阿拉善赏石主产区，被誉为当代赏石四大名石之属的“东坡肉石”“岁月老人”就出自这片区域，其中，“东坡肉石”还是台北故宫镇馆三宝之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阿拉善地区的玛瑙有所提及：“玛瑙产大食等国，色正红无暇；西北者青黑，宁夏羌地砂跡中得者犹奇”。宋应星《天工开物》中亦有记载：“凡称玛瑙者，中国产地颇多，种类以十余计；得者多为簪钩结之类，或为棋子，最大者为屏风或桌面，上品者产于宁夏外缴羌地砂跡中”。清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曾在此地捡拾玛瑙奇石，并记录在《几暇格物编》中：“当年瀚海沙中生玛瑙石子，五色灿然，质清而润，或如榴房乍裂，红粒鲜明；或如荔壳半开，白肤精洁。如螺、如蛤、如蝶、如蝉，胎厣分显，眉目毕举……朕亲征额鲁特时，捡得数百，赋形肖像，奇奇怪怪，莫可敷陈。造化生物之巧，一至于此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苏宏图、温都尔毛道地区玛瑙奇石星罗棋布，车马难行，邓小平等人视若无睹，如今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稀世珍宝。

他们第三天东南行25公里至沙日扎庙，如今被叫做吉祥法雨寺，始建于1797年，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蒙驼道重要的驿站，驻有阿拉善旗卡兵。休憩后向东南行30公里至扎干呼都格，即今天的乌力吉镇政府驻地。自蒙古国独立以后，乌力吉即成为内蒙古境内的边陲重镇，来往商贾必经严查，外国人和汉族人是盘查重点。很难想象，一口四川话的邓小平是怎样闯过层层防卡的。

他们第四天继续向东南行30公里至阿门乌苏；休憩后东南转南行32.5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也就是现在的巴彦诺尔公苏木政府驻地。阿门乌苏驿站遗址尚存，不过两三间土屋的规模，山沟中石头垒砌的那口水井至今仍可使用。

第五天向东南行35公里至都日勒吉；转南行32.5公里，越巴彦乌拉山冈，抵那林苏海图。那林苏海图意指水源丰富之地，曾是原豪斯布尔都苏木的一个嘎查，居民较多，218公路升级前是阿拉善左旗通往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的重要交通点。如今村落旧貌依然，却不见人迹炊烟。

第六天朝东南行27.5公里至乌兰呼都格；再东南行15公里至查干布鲁格住宿。这里有个白塔寺，始建于1818年前后，是阿拉善北寺一世活佛罗卜藏丹比贡布和三世活佛罗卜藏都布丹金密德吉木苏身葬之地。旧时阿拉善居民以蒙古族为主，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此传教三十年，阿拉善王府携民众全部皈依佛教，因此这里曾是阿拉善比较热闹的一处驿站，周边地区喇嘛、信徒及商贾路人常聚于此，旗府政事及各类消息多由这类驿站传播。原寺庙早毁，如今复建，规模比当年小许多，仅一间佛殿和三四间厢房。

第七天向东南行30公里至当铺。实为紫泥湖畔的一处商贸集散地，距离原阿拉善王府不远，是阿拉善驼商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十八世纪初，山西平遥县和甘肃民勤县的几个生意人合伙集资，在紫泥湖畔盖了几间房子，建成阿拉善地区第一家商号，取名“祥泰公”，后改名“祥泰隆”，专做蒙古地区的买卖。1821年，山西平遥旅蒙商董氏接手祥泰隆商号，一直经营到1953年公私合营，创造了蒙西商业发展的辉煌。旧时牧民皆以物易物换得生活用品，皆称此处为“当铺”，延续至今。驿站遗址房舍院落痕迹清晰可辨，散落大量煤炭碎屑和质地不同的瓷器、陶器残片。

定远营古城旧貌

第八天往东南行20公里至哈尔淖尔贡，然后向东南行22.5公里达定远营。自乌兰巴托出发十多天的行程，定远营是途经最大的城镇，建筑宏伟，居民众多，商贾云集，旅店设施较好，邓小平住在晋商祥泰隆总店。风尘仆仆一个多月，在这里难得洗了个澡，从而记忆尤深。

定远营就在如今阿拉善盟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传说汉代名将班超出使西域时曾在此驻扎，后被封为定远侯，他所驻扎的营地便称为“定远营”。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成立，班超一生压根儿未到过阿拉善地区，不过是今人借古人威名给家乡历史增添一份厚重罢了。定远营古城的历史也算久远，最早可追溯到西夏，曾在此建摊粮城，为大将阿沙敢不管辖，阿沙敢不曾以贺兰山之险和有骆驼保障后勤而讥讽成吉思汗，最终导致摊粮城被毁，西夏被蒙古人灭国。到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将道格欣公主下嫁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二位旗王阿宝。阿宝数次奉调征讨新疆、青海叛乱，因功晋爵多罗亲王。雍正六年，陕甘总督岳钟琪曾率部巡防贺兰山，上奏朝廷在贺兰山西麓修筑一城，取定远安邦之意，命名“定远营”。建城次年，雍正下旨赏赐阿宝世居。

定远营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地位，岳钟琪在《定远营碑文》有详细描述：

宁夏北贺兰山，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圣心轸念山后一带，切近宁城。额鲁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鄂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险要尽归外地，侍郎通智细行踏勘复命，会同督臣岳钟琪详议具奏，嗣命通智暨光禄寺卿史在甲，督理公务，修浚惠农昌润二渠，建设新渠宝丰二县，安插二万余户，耕凿遍野。而贺兰山后葡萄泉等处，水甘土肥，引导诸泉，亦可耕种，兼之山阻挺生松柏，滩中多产红盐，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妥相地形高下，固山筑城，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要地。内外连络，边疆宁谥，良田替漠广运，神武远施，亿万斯年，感戴帝德之高深矣，特纪盛事而镌之石。

雍正八年，岁在庚戍，秋八月之吉日立。

这样的军事重镇，当为兵家必争之地。邓小平在定远营住了三天，然后随商旅驼队从宁定驼道翻越贺兰山到达银川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辗转到达西安。那时候的邓小平还未投入国内革命的洪炉，未能以战略的眼光来审视阿拉善地区的军事价值。但是，邓小平绝对没有想到，十年以后自己的这段经历会成为中国革命方向的指引；他更不会想到，那时候的定远营对于他和中国工农红军会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在邓小平之后沿这条驼道而来的革命者是共产国际代表奥希洛夫。

奥希洛夫是前苏联布里亚特蒙古族人，曾五次来到阿拉善进行革命宣传，洒下了革命的火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与宁夏阿拉善旗德毅忱发动的“戊辰事变”都有他的影子。德毅忱本名德钦一心诺尔布，是阿拉善旗贵族，排行老三，人称“小三爷”。192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三方共同指导下，在张家口召开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奥希洛夫，中国共产党代表王仲一、江浩，中国国民党代表于右任、李烈钧，冯玉祥西北军代表张之江，以及南京、北京、归绥的100多名进步青年学生和内蒙古大部分蒙旗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案，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组织武装，联合冯玉祥打击北洋军阀。德毅忱代表阿拉善旗参加了此次会议，和奥希洛夫、郭道甫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建立初步联系。此后，由于冯玉祥西北军在南口失败西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也随之西撤，一度西迁至与阿拉善一山之隔的银川。1926年底，奥希罗夫和郭道甫到阿拉善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与德毅忱交往密切，甚至一度住在德毅忱家中。德毅忱思想较为激进，不满阿拉善亲王的统治，在奥希罗夫和郭道甫引导下，暗中发展武装力量，并前往银川密会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取得支持。1927年4月4日（阴历三月初三），德毅忱发动了推翻封建王公制度的武装革命，推翻了阿拉善亲王的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阿拉善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吉鸿昌调离宁夏，阿拉善政务委员会失去外援。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又无明确政治目标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内部不团结等因素，7个月后，阿拉善政务委员会在保守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德毅忱被判无期徒刑，放逐至巴丹吉林沙漠，贫病而死。

大革命失败以后，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为加强党对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在苏联学习的王若飞、吉合、潘恩溥等人回国，建立西北地区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再次委派奥希洛夫帮助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1931年7月底，王若飞三人分头从莫斯科出发，8月初到达乌兰巴托与奥希洛夫会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溥、奥希洛夫任委员。他们研究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回国后的任务和工作方式。因为阿拉善旗“戊辰事件”和乌审旗“独贵龙”运动声势浩大，王若飞等人决定将西北特委机关设在宁夏，以宁夏为工作中心，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逐步建立红军，伺机打通西北路线。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直属北洋政府蒙藏院和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管辖，同时接受宁夏护军使和宁夏省地域管理。1928年，宁夏建省，将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划入，两旗地域面积占宁夏全省的四分之三。由此也说明，早在建党初期，阿拉善地区的战略地位就已经进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视野。

准备工作就绪后，王若飞等人分东西两路回国。王若飞、吉合、朱实夫走东路，从二连浩特入境到归绥；奥希洛夫、潘恩溥、巴达玛等人走西路，从定库驼道直奔定远营。王若飞顺利到达内蒙古，在归绥、包头会同乌兰夫等人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准备只身前往宁夏的前夜，不幸于11月21日在包头泰安客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西路这边为避免目标过大分成两拨出发，潘恩溥、巴德玛、福明泰、齐文魁为一组，奥希洛夫、图门巴依尔、额尔敦别立格和一名外籍女性为一组。潘恩溥小组入境阿拉善旗后第二天（10月31日）即被阿拉善旗乌兰刚格边卡发现逮捕，奥希洛夫四人入境阿拉善后即被以沙海旦增为首的部分潜逃到阿拉善旗的蒙古流亡分子发现，双方发生枪战，击伤对方四人，将其击退。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在苏共的扶持下施行红色革命，一些思想守旧、反动的顽固分子纷纷流亡到局势相对平静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暗中从事反革命活动，沙海旦增就是其中之一。为了避免被阿拉善旗边卡发现，奥希洛夫等人改变行走路线，绕道北银根、查汉扎德盖、图克木、罕乌拉、吉兰泰去定远营，这是定库驼道在阿拉善域内的一条支线。沙海旦增不甘心失败，勾结阿拉善旗查汉扎德盖边卡总管策仁嘎卡尾随奥希洛夫至吉兰泰盐湖西边乌呼图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在奥希洛夫四人休息做饭时派人上前搭讪，谎称去定远营送新兵要求同行。奥希洛夫等人信以为真，失去警惕，和他们热情攀谈。沙海旦增等趁其不备，一拥而上残忍地将奥希洛夫四人杀害。

至此，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书记王若飞被捕，两名委员潘恩溥也被捕，奥希洛夫遇害，西北特委未能真正开展工作即被完全破坏。

驼道上接着而来的是张浩。张浩本名林育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33年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由于阿拉善的战略地位，历史上与阿拉善密切相关的战事就有多次。汉时与匈奴的战争就主要爆发在阿拉善地区，骠骑将军霍去病纵横驰骋数千里，使匈奴漠南无王庭；隋、唐王朝于阿拉善地区与突厥、吐蕃大战；西夏时期，阿拉善是成吉思汗与西夏王朝征战的主战场；明初征西将军冯胜于阿拉善大败元兵而致此地三百多年人踪寂灭；清代乾隆从阿拉善调兵亲征噶尔丹；民国马鸿逵残酷盘剥阿拉善；抗战时期板垣征四郎企图将阿拉善变成日本控制西北觊觎中原牵制苏联的据点；和平解放前期德王、李守信率部妄图在阿拉善建立自治政府对抗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政府。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战事不断，承受了太多的负重与血腥，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与破坏。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一次次将目光投向阿拉善，并做出一个重要决策：北渡黄河占领阿拉善，打通国际路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由于形势骤变，中央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而打通国际路线，请求共产国际支援，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在毛儿盖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张国焘置中共中央决议于不顾，坚持南下川康。毛泽东被迫率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不顾一切开向中蒙边境，力图接通苏联，取得援助。随后召开的俄界会议，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指出，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够达到西北边界去，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使长途跋涉的红军能够生存下来，我们就能够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此刻，共产国际也在关注中国革命。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1934年底到1935年初，苏联情报部门先后完成《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认为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由而，共产国际决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援助，并制定援助的具体方法和线路，确定援助内容。共产国际认为，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

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明、张浩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张浩参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根据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新形势，提出应建立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呼吁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对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予以充分肯定，指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新思想、新策略，对于国内的中共中央调整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尽快让中共中央了解这个新精神，不等共产国际七大开完，中共代表团便决定派遣张浩疾速回国传达。张浩出发前去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让张浩转告中共中央，他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张浩回国走的就是当年邓小平走过的定库驼道，却比邓小平之行更为艰辛。骑骆驼入境阿拉善后，为应付盘查，他和密电员赵玉珍装扮成走乡串户的货郎，穿着光板皮袄，挑副货筐，经定远营到达银川。经过三个月的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在瓦窑堡找到了同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斯大林的意见至少有三层政治含义。首先，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第二，认可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第三，有意通过中国西北边界向中共提供直接帮助。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共党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已经“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致电，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

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中央制定了占领宁夏获取苏联援助物资的作战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的掌舵人张国焘对攻占宁夏计划持保留意见，另提出一个西进计划，意往甘西发展。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向红四方面军复电指示《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详细地把宁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再次对北进宁夏、占领定远营、打通苏联通道作了解释，说明攻打宁夏的重要意义，强调“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提到了邓小平从苏联回国穿过沙漠到达定远营。没有史料证明红军从定远营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的建议。红军长征时期，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朝夕相处，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决策。通过这份电报，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宁夏战役计划时邓小平曾讲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并引起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也是从这时候起，“定远营”这处战略要地一次次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一次次出现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一、四方面军来往的电报中。

1936年9月27日，共产国际来电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提供援助。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兵力集中，攻占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可能性大增。中共中央及军委向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发出《关于十月作战纲领》，也就是宁夏战役计划，战略目的是西渡黄河，抢先占领定远营，伺机攻占宁夏省会银川，从而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进行抗日战争。

然而，就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相继从河抱口（今虎豹口）成功渡过黄河天险，准备穿越腾格里沙漠攻占定远营时，河东敌情发生变化，致使后续部队无法渡河。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说从外蒙运送物资担心会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准备将物资送往哈密，让红军去新疆接收。

共产国际的这一变化彻底打乱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无奈地复电共产国际：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21800名红军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来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与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紧急调整战略，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命令已经渡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误判是日本人的阴谋，暂停了武器援助，将大批军火迟滞在霍尔果斯口岸。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孤军奋战，在河西走廊陷入西北“四马”重围，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十倍敌人苦战半年，几乎全军覆亡，宣告了“打通国际路线”在战略意义上的失败。

西路军河西走廊浴血奋战最终失败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7000多人战死，12000多人被俘（其中6000多人惨遭杀害），3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4500多人被营救回到延安，1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仅420多人到达新疆。

去年十月份，我去甘肃景泰县及与其相邻的阿拉善左旗温都尔勒图地区考查，当地至今流传着徐向前、王树声、李聚奎、欧阳毅、杜义德等西路军将领溃败后乞讨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温都尔勒图地区（当时叫银盘水），在当地牧民的救助下渡过黄河前往陕北根据地的故事，甚至徐向前和西路军将士们曾经走过的路径和留宿过的山崖、牧羊人家都有遗迹留存。

历史不容设想，但我还是放任了自己的思想，如果当年苏联不改变原定援助物资的地点，红军进而得到这批武器援助，那么，关于西路军、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是怎样的走向？

研究历史的乐趣在于能够看到别人不曾注意到的东西。或许是某种巧合，曾经到过阿拉善的三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在同一支部队工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民族解放立下卓越功勋。西安事变后，经国共两党反复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张浩、邓小平先后任129师政委。

这段曾经走过却再也没能打回去的国际通道给邓小平的印象极为深刻。三十七年后的1964年，邓小平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视察工作，彼时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属巴彦淖尔盟管辖，邓小平刻意向陪同的地方领导问到了定远营，说当年我从苏联回国，通过蒙古，路上骑着骆驼，真是困难。到了定远营，就感觉到了一个好地方，在那儿我们还洗了个澡呢。

追寻着邓小平、张浩和徐向前的脚印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多趟，我在零星记载的文字里和流传的故事里徜徉，在荒凉的大漠戈壁山岗中探寻。在历史的天空下，时间如空中滴落的水，顷刻消融于干涸的沙漠。但是，即便是一滴水，也有它运动的轨迹，只要有捕捉它的眼神。未曾出生在革命的时代是我的不幸，波澜壮阔的战斗经历是热血男儿理想的人生。未曾出生在那个时代又是我的幸运，在先辈鲜血拼来的和平里拉长了时间的距离。不能做一个灿烂历史的创造者，那就当一个光荣历史的记述者吧。（文章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