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丁庄梦》、李佩甫的《羊的门》、关仁山的《麦河》、孙慧芬的《上塘书》、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夏天敏的《牌坊村》、罗伟章的《不必惊讶》等小说，都有对新世纪中国乡村伦理道德失范的逼真叙述，并在叙述中传达出价值取向不同的焦虑与忧思。

中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并不是在新世纪突然发生的，而是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开始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出现了所谓的普遍性的“道德滑坡”，有论者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会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买官卖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他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的侵蚀着、戕害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裹挟在时代大潮中的中国乡村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有论者所言，“农村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强者欺弱、富者欺贫、少者欺老，寸土必争、寸利必得、宗族械斗、山林纠纷，甚至父子干仗、兄弟反目等现象，无不与农民的道德素质有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乡村的伦理道德失范现象，在“新时期”乡土小说《人生》（路遥）、《古船》（张炜）、《新星》（柯云路）、《老人仓》（矫健）、《天良》（矫健）等作品中，得到了及时的真实的反映。在这些作品中，使乡村伦理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逐。如李旭东小说《河的眼睛》里的刘广林在改革开放前后其性格有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乡民刘广林仗义疏财，乐于助人，“东家嫁女他帮着抬轿，西家修屋他帮着砌墙”，捕鱼卖鱼，也总是半卖半送；改革开放后，眼红别人发财的刘广林也变得一切向钱看，捕鱼卖鱼，斤斤计较，不再少收一分钱；从水里捞起别人漂走的木料，也不愿归还失主；及至到了为发横财而见死不救的地步。同样的失德故事，在张炜的《一潭清水》、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作品中一再上演。于是，《河的眼睛》的叙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生活越是艰难，世道越是混乱，亲的越亲，近的越近。可是这几年，日子好过了，许多从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反而不知从哪亩地里忽喇喇冒了出来。”

新世纪中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从某种意义上看，是20世纪末期中国乡村伦理道德滑坡的继续。其所失之“范”，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二是中国现代伦理道德规范，三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乡村道德规范。比较而言，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中国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除部分文化差异较大或宗教文化浓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外，主要遵从儒家的“五伦”“五常”和“八德”。所谓“五伦”，即孟子所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处理这五种人伦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儒家所主张的这五种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原则，“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所谓“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也是儒家所主张的与“五伦”、“五常”相联系的道德原则。民初以来，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不断受到冲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高喊“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主要在现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进行，虽然对孔孟伦理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对中国乡村，特别是偏远地区乡村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较小。第二次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推行社会主义新道德，以及“文革”时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次代表国家意志的冲击，持续时间长，触及面宽，影响广泛，即使是偏远的乡村也难以幸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根基。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试水于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后向城市推进，中国社会由此从计划经济快速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村社集体名存实亡，资本下乡，农民进城，村庄空心化，“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交织共存，传统伦理道德因此逐渐失去在乡村的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变化还在继续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人伦关系，首先是传统“五伦”中最重要的“父（母）子（女）”与“夫妇”两伦，“兄弟（姐妹）”、“朋友”、邻里等人伦关系受到的冲击亦令人触目惊心。不论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失范，还是现代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失范，都得到了及时的真实的甚至是深刻的反映。

一、父子人伦关系的失范与批判

在《秦腔》（贾平凹）、《黄金洞》（阎连科）、《丁庄梦》（阎连科）、《残耱》（李锐）、《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母亲》（陈应松）、《玉米地》（刘庆邦）、《簪殇》（陈永林）等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父母与子女的人伦道德失范现象比较严重。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父子人伦关系强调的是“父子有亲”“父慈子孝”，父母慈爱，子女孝敬，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现代道德讲求父母子女人格平等人权平等，反对愚孝，但同样强调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与之相悖的乡村父母子女人伦关系失范是复杂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父母与子女因利益之争而使人伦关系异化，传统孝道淡化、丧失乃至激变为“弑父”“弑母”。阎连科的《黄金洞》叙述了一个颇为极端的“父子相杀”的故事。故事中的父亲贡贵是个农民，但有勘探辨识金矿的本领，凭此本领在自家的山梁上开出了金沙矿，靠卖金沙发家致富。大儿子觊觎贡贵的金矿与财富，二儿子觊觎贡贵的城里女人，兄弟二人相继加害父亲，使父亲失掉了一条腿，又被城里女人桃背叛。而父亲贡贵精明狠毒，对背叛自己的大儿子实施惩罚，最后设计让大儿子葬身在“黄金洞”里。这场“父子相杀”的最大受益者是来村里做金子生意的城里女人桃。贡家“父不父、子不子”，终致“父子相杀”，其原因是对金钱与性的追逐，是人性的贪婪，最终摧毁了天道人伦。陈应松的小说《母亲》叙述了一个颇为极端的“弑母”故事。故事中的“妈”在“爹”被老熊咬死后，不惧艰辛贫苦，为公婆养老送终，极尽一个儿媳能尽的本分与孝道；毅然忍痛放弃改嫁的机会，独自拉扯大五个儿女，帮助儿女成家立业，极尽一个母亲对子女能给的慈爱；为了不给儿女增加生活负担，到风烛残年了，还选择独自生活。不幸的是这位有大爱的母亲两次被中风病击倒，瘫痪在床，成了儿女们的负担。俗语云：“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不幸被应验了。五个儿女最初都是很有孝心的，为了给母亲治病，都极尽所能的出钱出力，悉心照料。随着病程的延长，治疗费用的增加，不堪重负的儿女们，先是放弃给母亲治疗回家养病，后来竟然不约而同的起了杀心，设计毒杀瘫痪在床失去行动能力的母亲。可怜的母亲看破儿女们无奈而歹毒的心思，绝望地毒杀了自己。五个儿女由“孝心”变“杀心”，由孝子变成毒杀母亲的逆子，做出有违人伦的大逆不道之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人性深处的自私与残酷，五个儿女都强调自己的困难，而不从母亲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解脱自己而毒杀母亲。二是贫困，母亲和五个儿女都生活在贫困的山区农村，改革没有改变山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反而吸走了山区的自然资源和青壮劳动力，让山区农村变得更加贫困。贫困，使母亲的儿女们生存艰难无力尽孝；贫困，使亲情崩溃，道德失范。三是基层政权的残酷无情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缺失。小说中的山区农村，不仅没有养老保险，而且更为荒谬的是，瘫痪在床的母亲还被村干部一再逼交修路费。小说中的山区农村，没有医疗保险，仅有的乡镇医院，不仅设备落后、医术低劣，而且医德败坏，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变着法子向病人搜刮钱财。乡村社会各类公共组织机构的无德和丧德，使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难以维持而加速崩塌。

其二，父母与子女的道德观念不同引起有违人伦的矛盾冲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叙述的是陕南乡镇清风街的故事，有当代乡村的现实基础。小说中的夏氏家族两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夏氏家族老一代的天字辈四兄弟，不仅分别以儒家伦理道德“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为名，而且人如其名，都自觉恪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准则，践行“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使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不幸的是，夏氏家族的第二代夏君亭、夏风、夏雨、夏中星等，浸淫沉浮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中，对老一辈的伦理亲情与传统道德弃之不顾，唯利是图，锱铢必较，使家族内部父子冲突，夫妇不和，兄弟反目，长幼失序，纷争不断。类似的家庭伦理道德悲剧也在阎连科的《丁庄梦》中上演。《丁庄梦》叙述的是河南艾滋病村的悲剧故事，是河南农村严峻现实的真实反映。小说中的丁庄是全县最穷的村庄，为了脱贫致富，穷疯了的村民们卖血也卖疯了，结果造成艾滋病大流行，染病的村民们大量死亡。罪魁祸首就是小学敲钟人丁水阳的大儿子丁辉。远近闻名的“血头王”丁辉，人格扭曲，疯狂追逐金钱，不听父亲丁水阳的劝告，欺骗压榨村民，发了村民的“血财”，还要发被自己害死的村民的“死人财”。与儿子丁辉不同，丁水阳是受村民尊敬的丁老师，心存善念，关爱乡亲。他竭力阻止儿子丁辉的恶行，但劝阻无效，无力解救村民，也无法平息自己内心对村民的愧疚与痛苦，忍无可忍的丁水阳最终一闷棍打死了儿子丁辉，上演了一曲“大义灭亲”的人间悲剧。丁氏父子间的冲突，是两代人之间不同道德观念的冲突，虽然善最终战胜了恶，但留下的是永远无法抚平的人伦伤痛。阎连科说，与《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不同，《丁庄梦》是“由现实通往想象的。从创作方向上来看，《丁庄梦》偏重写实，使我的小说之根更加深而牢固地植扎于中原这块土地上。《丁庄梦》重新来关注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艾滋病题材，不单单是艾滋病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丁庄梦》所关注的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虽然可以提升为“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但它同贾平凹的《秦腔》、陈应松的《母亲》等小说一样，首先反映的还是新世纪中国乡村传统人伦失序、孝道不断走向衰败的现实问题。

其三，留守乡村的父母成为“空巢老人”，子女因各原因难尽孝道，或不愿尽孝道。李锐小说《残耱》中的乡村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去北京的，去太原的，去县城的，实在不行也要去河底镇、去黑龙关。住不进城里宁愿在城边上凑合，也不回来住”“满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得光光的啦，满村子就剩下些老的小的，就剩下些没用的人守着些空房空院。”（《殘耱》）故事主人公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也都进了城，他们虽然有孝心，但为了能在城里生活，只能让年迈孤独的父母留守村里，也就失了孝道。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叙述了一个进城儿女不认父亲导致父亲绝望自杀的故事。村民李四用一生的心血把自己的儿子李瓦、李城和女儿李香培养成为城里人，三个子女却连他的六十大寿的生日都不记得。而更甚者，当李四想以“假死”（或曰“错死”）的方式唤起三个儿女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时，三个儿女却将错就错，以假为真，拒不承认活着的真李四是自己的父亲。绝望的李四愤而自杀。为什么李香、李瓦、李城只愿意面对“死”了的父亲的灵位，而不愿意接受其实还活着的父亲呢？李四说，“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这么麻木!”知子莫若父，李四的判断是正确的，三个进了城的儿女，不是“麻木”，而是冷酷自私，丧尽天良。在城乡差别不断加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日渐加剧的当下，类似的人伦悲剧，不只是发生在《殘耱》《瓦城上空的麦田》所叙述的乡村，也绝不是个案。

二、夫妇人伦关系的失范与批判

在《桃园春醒》（阎连科）、《黄金洞》（阎连科）、《高老庄》（贾平凹）、《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孙慧芬）、《愤怒》（北村）、《八月十五月儿圆》（刘庆邦）、《离婚》（施祥生）、《嫁死》（傅爱毛）等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夫妇人伦关系同上述父母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一样，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失范现象。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夫妇是“人之大伦”（《孟子·万章上》），“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序卦》），对夫妇人伦的道德要求是“夫义妇顺”。所谓“夫义”，就是做丈夫的要有“义”，即对妻子要专一，尊重，以礼相待，“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所谓“妇顺”，就是做妻子的要遵守“三从四德”。现代伦理道德废弃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讲求男女平等，夫妻平等，要求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如此才有夫妻关系的稳定，才能白头偕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与之相悖的乡村夫妇伦理道德失范现象是复杂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夫妻不忠，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家庭破裂，乃至夫妻相杀。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夫妻关系叙述中，导致夫妻不忠的原因很多，突出的原因有几点：第一，金钱败坏夫妻人伦关系。施祥生的小说《离婚》叙述了一个“富易妻”的故事。故事中的丈夫丘在城里发了财，成了所谓的款爷，他想到的不是与共过患难的妻子秀同享富贵，而是要抛弃妻子。他以金钱诱饵，逼糟糠之妻秀与自己离婚。傅爱毛的小说《嫁死》叙述的是四川某乡村流行的奇特而畸形的“嫁死”故事。“所谓‘嫁死’，说白了就是采取欺骗的手段，暂时地嫁给一个下煤窑的男人，等他在矿难中死掉了，自己轻而易举得到一大笔赔偿金，然后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衣食无忧地过日子了。”（《嫁死》）第二，乡村的权力腐败造成乡村夫妇的不忠，腐败的乡村有权者大都有对农村妇女进行性侵害的罪恶史，对农民夫妇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破坏。北村《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家在贫困山区，其父患哮喘病，丧失劳动能力，养家糊口的重担全部落在他的母亲身上；为了能筹措到儿女的学费，不让儿女失学，无法挣到钱的母亲只能长期忍受村支书的蹂躏。《湖光山色》（周大新）中的楚暖暖在村长詹石磴的逼迫下，为了让家人在楚王庄生活下去，只得与村长詹石磴苟且，这也为她的丈夫旷开田日后疯狂报复詹石磴埋下了伏笔。《吉宽的马车》（孙惠芬）中的四嫂与村长刘大头之间有婚外情，四哥发现后，心里很不舒服。四哥仗着四嫂哥哥的权势当了工地的工长，就不介意老婆与村长的奸情了。第三，长期分居两地造成夫妻不忠。刘庆邦的小说《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的乡村女性田桂花长期留守农村，她丈夫常年不归，在外与别的女人有了私生子。田桂花虽然宽恕了丈夫的不忠，甚至但并没有换回丈夫的真心，最终选择与发了财的丈夫离婚。第四，城乡差别造成夫妻不忠乃至家庭破裂。《高老庄》（贾平凹）里的高子路进了城，抛弃结发妻子菊娃，另娶年轻娇小的西夏为妻。高子路“贵易妻”的不道德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村民的谴责，反而得到村民的默许和羡慕，这表明农民婚姻道德观念发生了异变。《二的》（项小米）中的小白与村长的儿子狗剩定了亲，成了童年玩伴没过门的媳妇。小白进城当保姆，被雇主单自雪改造成为都市人，亲身感受到了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别。想做城里人的小白，在结婚、生育等问题的看法上与未婚夫狗剩有了重大分歧，这使“小白更加坚定了一定要留在城里的想法，老家是实在回不去了。”造成新世纪乡村夫妇不忠现象愈来愈普遍的原因很多，家庭婚姻观念的淡化，对金钱的追逐，乡村权力的腐败，长期两地分居，不断加大的城乡差别等，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几个方面。

其二，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盛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难以成为主流。在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孙惠芬的《上塘书》、刘庆邦的《玉米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张天敏的《女人桥》、李锐的《青石碨》等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新世纪乡村特别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依旧盛行有违人伦道德的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老旦是一棵树》中的双沟村鳏夫老旦，用两亩白菜的代价，从同村的人贩子赵镇手里给儿子大旦买回了一个叫环环的媳妇。双沟村里的不少小媳妇儿，都是人贩子赵镇从外面拐骗贩卖来的。而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被贩买来的媳妇，有的还与人贩子赵镇保持婚外的奸情，对自己的丈夫不忠。《青石碨》中，山村茹家坪的青年农民栓柱也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个叫马翠花的四川女人做老婆，有意思的是这个假名马翠花真名郑三妹的四川女人，自己也是个被公安局追逃了八年的人贩子。在被迫给栓柱做老婆的五年里，郑三妹不断尝试逃跑，但都没有成功。给栓柱报信，协助栓柱捉回老婆的，有送信的邮电员，有茹家坪的村民。由此可见，买卖婚姻在山村被视为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婚姻是既违法又丧德的。《上塘书》中的辽南山村上塘，表面上看，好像很现代了，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洋楼，现代家电，样样都很现代，就连婚姻、家庭、性事、孝道等方面的观念，受外出打工的影响，也很现代了，但上塘在骨子里还是很乡土很陈旧的，在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如上塘青年李明生在城里打工期间学会了自由恋爱，但最终还是由媒人牵线，与同村刘麻雀家长了雀斑的女儿结了婚，这桩“看上去自主的婚姻，其内核完全是包办的。只不过有的民工，遇到的那个女子，没有雀斑，心里不那么抵触就是了。不那么抵触，绝不意味产生了爱情，只不过他们在城里一年年磨难，更懂得尊重现实，降低了条件就是了。降低了条件，又不缺胆量和勇气，懂得提早使用身体语言，就把身体里的想念误以为是爱情，仅此而已。”（《上塘书》）在新世纪乡村，婚姻自由与变相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之间的冲突，不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还是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不过是后者较前者严重一些而已。在农村现代变革的大时代里，对金钱的渴望，对贫穷的恐惧，使一些农民夫妇和他们的儿女“撕破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其三，家庭暴力普遍而严重，夫妻间不是传统的“夫义妇顺”，更不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而是暴力相向，既违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也违背现代道德规范。《母亲》（陈应松）中的青香是山村小学的教师，其丈夫对她施暴是家常便饭，也不要什么施暴的理由。《桃园春醒》（阎连科）里的几个青年农民，其荒唐变态的程度也不亚于青香的野蛮丈夫。故事中的张海、豹子、牛林、木森是同村人，常年结伴外出打工。他们在南方辛辛苦苦地打了一整年工，为了与家人过一个团圆的春节，从千里之外的南方回到了家中。在桃花灿烂的开春之季，面临着再次外出务工的抉择，迷茫而焦虑的四个年轻人却很荒唐地在桃园立下有违夫妻人伦的盟约，用打老婆来合唱一曲“春天的故事”。张海、豹子、牛林按照盟约回家殴打了各自的老婆，豹子、牛林打得最狠，“还动了刀子。还折了胳膊。”张海“只是让老婆伤了皮肉，嘴角挂血，稍事一擦，也就净了，安然无事。”张海觉得打轻了，对不起哥们，再次回家对老婆大打出手。木森违背盟约，不忍心打老婆，遭到了三个哥们的暗算和惩罚。这次家暴的结果，挨了打的老婆们受伤住进了医院，没挨打的老婆也生气回了娘家。如此荒唐而残酷的集体家暴，打出的是大男子主义的腐臭气，是野蛮与兽性，打掉的是原本应有的仁慈与良善。这表明在南方大都市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四个年轻人，他们的道德水平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

三、兄弟姐妹人伦关系的失范与批判

在《老屋》（阎连科）、《秦腔》（贾平凹）、《吉宽的马车》（孙惠芬）、《母亲》（陈应松）、《不必惊讶》（罗伟章）等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兄弟姐妹妯娌等平辈家人之间的人伦关系同上述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一样，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失范现象。兄弟姐妹妯娌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庭中最容易出现矛盾也最难处理好的关系，“兄弟阋于墙”是常有的事。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兄弟间要遵守的伦理原则是“兄友弟恭”，即兄弟姐妹包括妯娌、叔嫂等平辈家人之间，年龄长的对年龄幼的要关心爱护，年幼者则要尊敬顺从年长的。现代伦理道德虽然不要求平辈家人间年幼的要顺从年长的，但也要求长幼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与之相悖的乡村夫妇伦理道德失范现象是复杂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兄弟姐妹妯娌等平辈家人之间因各种物质利益之争而产生矛盾冲突，人伦关系破裂，争吵打闹，乃至相互欺骗，相互残害。阎连科的《黄金洞》《老屋》《玉娇玉娇》《黑乌鸦》等小说叙述的都是利益相争手足相残的故事。《一树槐香》（孙惠芬）中的兄妹之间也是相互算计和利用，故事里的哥哥要自己的妹妹对税务局长进行性贿赂，其目的是以此抵消自己欠下的税款。《不必惊讶》（罗伟章）中的西部农家兄弟姐妹也因物质利益之争而伤害亲情。故事中的成谷与小夭是长兄长嫂，秉持长兄当父长嫂当母的传统，对弟弟成米和弟媳苗青及小弟成豆都很关爱，但成米与老婆苗青却不知好歹，不仅不领哥嫂的情，还总是算计哥嫂，把倒掉的老房子分给哥嫂。如此自私的成米，很是伤了哥哥成谷的心，成谷修房子时，宁愿请乡邻帮忙，也不愿意请自己的兄弟成米，生怕成米觉得自己吃了亏，又惹出什么事情来。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成米还是哥哥成谷好心逼着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村青年，其道德品性远不如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哥哥成谷；读过一些书的弟媳苗青，其德行也远不如长嫂小夭。利益之争从来就存在，但在新世纪的中国乡村远比其它任何时候都要普遍，都要激烈，其带给兄弟姐妹妯娌之间的亲情伤害，也远比其它任何时候都要深广。

其二，兄弟姐妹妯娌等平辈家人之间因老人的赡养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黑乌鸦》（阎连科）、《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母亲》（陈应松）、《弃女养老》（张稳平）等小说，其叙述的乡村故事中都有兄弟姐妹因老人的赡养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情节。《弃女养老》中的王家婶和丈夫李老汉重男轻女，为了生儿子，不惜把小女儿小枝送给了别人，终于生下了儿子晚发。晚发长大成家后，婆媳不和，与父母分家单过。丈夫李老汉病死后，王家婶也病倒了，早已出嫁的三个女儿和晚发夫妇都不愿意照料母亲，晚发夫妇甚至还买来了棺材，就等着母亲病死埋葬了事。最后还是从小被送到别人家抚养的小女儿小枝，含泪接走了母亲，独自担起了赡养母亲的责任。王家婶的四女一儿因母亲的养老问题，自此有了嫌隙。更为丧德的故事发生在阎连科的《黑乌鸦》中。故事中的父亲摔一跤后病倒了，兄弟姐妹几个不仅不愿意送医，还为已发现并未真正死去的父亲办起了丧事；丧礼还未办完，兄弟姐妹就争起了父亲的财产，父亲的钱、砖窑、房产乃至烟嘴子等，都成了谋算争夺的对象。故事里的那个父亲是当地一霸，他的那些不义之财都是五抢六夺坑蒙拐骗来的，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就人伦而言，兄弟姐妹应该担起救治和赡养患病父亲的责任。事实却与之相反，兄弟姐妹几个不管父亲的死活，不仅相互推卸救治和赡养父亲责任，甚至都希望父亲死掉，心事全放在对父亲财产的争夺上。小说是现实的反映，中国未富先老，乡村更甚，由老人的赡养问题而引起的兄弟姐妹妯娌之间的矛盾冲突，随着乡村“空巢化”、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其三，兄弟姐妹妯娌等平辈家人之间因权势变化或贫富分化而产生人伦关系的异化，在《岸边的蜻蜓》（孙惠芬）、《吉宽的马车》（孙惠芬）、《不必惊讶》（罗伟章）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有关这种人伦关系异化的叙述与描写。《岸边的蜻蜓》叙述的是表妹梅花与老姨夫的乱伦之恋。故事中的翁家五个女婿，因社会身份及财富多寡的不同，在姥姥家族中的地位也就不一样，受到的礼遇就有差别。起初地位最高的是叙述者“我”的大姨夫。就排行而言，老姨夫是老大，大姨夫是老二。但大姨夫有文化，教过书，对姥姥家族的事情从来没有放弃过责任，“如果说姥姥那个家族是一张网，那么大姨夫就是一个掌网人，网绳的任何一次抖动，都在他的把握之中，在乡下那些年，他像一个大家长，对每一根网绳的风吹草动都能做出迅速反应”（《岸边的蜻蜓》），整个家族的人因此都对大姨夫非常尊敬，拜年时，家族的人拜完姥爷，就要拜排行老二的大姨夫，而不是排行老大的老姨夫。老姨夫虽然年纪大，但是个补鞋子的掌鞋匠，在家族里没有人看得起。改革开放后，老姨夫的生意越做越大，由昔日的穷掌鞋匠变成了县城私营工厂的老板，把家族中的小辈都招揽到自己的工厂里，也把整个大家族逐渐都迁到县城边上的厂区周围。于是，有钱有地位且能惠及族人的老姨夫逐渐成为家族的重心，退休后到老姨夫工厂当看门人的大姨夫则被家族的人冷落了。老姨夫与三姨夫女儿梅花的乱伦之恋被家族的人发现，不仅全家族人替他隐瞒，就是“重体面，讲家教，眼睛里向来揉不进沙子”的大姨夫也想方设法隐瞒，尽量消除此事可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的影响。《不必惊讶》中的兄弟姐妹不和，也都与身份地位财富的变化有关。故事中的小夭，到北京打工，因迟迟找不到工作，只得寄居在二姐的家里。姐夫对小夭起初还比较客气，时间长了就变得很冷淡，对小夭不理不睬。后来，二姐对小夭也很冷漠，为了摆脱无路可走的亲妹妹小夭，甚至换掉自己的手机号。概言之，这些故事中的兄弟姐妹妯娌之间的伦理关系，不是传统的长幼有序，也不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其亲疏远近、地位高低，是由权力大小、财富多寡等因素决定的。这一特点，过去就有，在新世纪变得更加突出。

四、朋友邻里关系的失范与批判

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基于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妯娌间的人伦关系，是家庭内部关系，所要遵循的各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或现代伦理道德原则，都是私德。在“差序格局”中，处于社会关系网络远端的非血缘关系的朋友、邻里和乡邻关系等，所要遵循的道德原则，大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德。其中，朋友之伦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诚信，如《论语·学而》即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又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亦即朋友之间虽然要讲求信用，但必须是合于道义的事才能守诺，才能实行。邻里关系也是一种乡邻关系，二者都是基于地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属、亲戚，即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乡邻之间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礼让、礼智、忠恕、互帮互助等，藉此做到和睦共处。在《秦腔》（贾平凹）、《丁庄梦》（阎连科）、《黄金洞》（阎连科）、《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公羊串门》（杨争光）、《袴镰》（李锐）、《羊的门》（李佩甫）、《麦河》（关仁山）、《上塘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慧芬）、《老板还乡》（晓苏）、《不必惊讶》（罗伟章）、《目光似血》（胡学文）、《谁动了我的茅坑》（荒湖）、《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等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述中，朋友、邻里和乡邻等社会人际关系，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村人际关系中的无德或失德现象，首先出现在与利益有关的矛盾冲突中，其所争之利益，小到鸡毛蒜皮，大到土地权益，几乎无所不有。《不必惊讶》中的成谷家与隔壁的朱大娘家不和，原因是小夭的婆婆与隔壁的朱大娘“天天吵架，有时还打架。都是要强的人，谁也不让谁。这村里的女人，从卫老婆婆开始，到朱大娘这一辈们，都很要强，都很自私，——瘠薄的土地逼她们要强，逼她们自私。”为了报复成谷家，朱大娘总是别有用心地劝成谷老婆小夭离开村里，到北京去打工，真实的目的不是为了小夭好，而是想拆散成谷一家，以此达到报复的目的。成谷家在村里势单力薄，总是受欺负，被欺负得最厉害里的一次是名叫五丈的人与其四个兄弟，声称成谷家的屋基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成谷家的房子拆了。《上塘书》中，上塘村民的邻里不和，也与各种大小不等的利益之争有关。“上塘最容易引起纠纷的小事，是水。那水，不是吃的水，而是水道沟里的水。在上塘，几乎家家都有压井，自压自吃，不可能发生纠纷。可是，吃的水不发生纠纷，排出来的水却每每纠纷不断，扯耳动腮，此起彼伏。”“水弄不好，还涉及到粮食的产量，影响到日子的质量。当然影响到粮食产量的水，和影响日子质量的水，就已经不仅仅是水道沟里的水，而是稻田里的水了。说起来，上塘人为稻田里的水打架，才是上塘最重要的政治，最大的政治，尊严再重要，也不及收成重要，没有收成，哪谈得上尊严？”《黄金洞》中，引起贡贵家与乡邻矛盾的是贡贵家令人眼红的黄金沙矿，矿难时乡邻不救人却借机哄抢贡贵家的黄金沙；《谁动了我的茅坑》中，曹花头为了保护自己的宅基地不被同村的有钱人曹疤子占用做车库，与曹疤子进行了力量悬殊的缠斗。《麦河》中，私营企业家曹双羊与乡邻的冲突，主要与土地流转及土地流转后的土地使用与维护等问题有关。故事中的农民郭富九为了维护自家的承包地，与曹双羊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各种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失德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已出现，如张炜小说《女巫黄鲶婆的故事》（1982）中的黄鲶婆，为抢夺灌溉用水，把分配给别人烟田的水偷偷地引到自家烟田里；《红麻》（1985）中的颜凤启，在发生水涝的时候把自家田里的水排到别人的地里。这种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衡量并处理与朋友、邻里的关系，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变革，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

其二，乡村人际关系紧张，风气变坏，道德溃败，与乡村权力的腐败与嚣张密切相关。一些村长、村主任、村民委员之类的小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上瞒下，欺男霸女，贪污挪用公款与扶贫款，侵占农民承包地，霸占公共资源，几乎是无恶不作。《三棒槌》（阎连科）中的暴发户李蟒粗野无耻，发了不义之财后，竟也混上了个什么委员，公然霸占农民石根子的老婆，忍无可忍的石根子最后愤然用棒槌砸死了李蟒。《袴镰》（李锐）中的南柳村长杜文革，霸占村上的煤窑，贪污公款。陈有来的哥哥查出村长贪污，告了五年，不仅没有告倒村长，反而被村长害死在矿井里。陈有来再告三年，不仅没有告倒村长，反遭村长威胁。充满仇恨的陈有来不惧村长的威胁，在与村长的打斗中，用袴镰把杜文革的头割了下来。《去城里受苦吧》（张继）中的村长李木不经村民贵祥同意，就私自卖了贵祥的两亩好地，事后划给他两亩薄田。贵祥要告村长李木，李木不在乎贵祥告状，他早已建立了一张权力关系网。贵祥知道自己不是村长的对手，只好离开村子进城打工。《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孙惠芬）中的村长刘大头“从不正眼看老百姓，从不为老百姓做事。他不但不为老百姓做事，还在村里男人出民工之后，以职权之便找女人麻烦，打女人主意，该给水田放水时不放水，该分化肥时不分给化肥，让村里男人一到过年，就低三下四往他家里跑”。腐败嚣张的乡村权力，带坏了乡风民风，是乡村道德溃败的重要推手。

其三，乡村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杀人夺命，与男女关系混乱密切相关。《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的鞠广大与同村的郭长义是很好的朋友，鞠广大与儿子在城里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妻子柳金香被村长刘大头欺侮，后又被朋友郭长义玷污。为此，鞠广大与郭长义反目成仇，处心积虑地报复郭长义，最后双双落入村长刘大头设置的圈套中，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凡一平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所叙述的广西上岭村的两桩谋杀案，都与混乱的男女关系有关。故事中的上岭村，村里的青壮年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基本都是妇女、老人、儿童。正值壮年的村民韦三得，不出去打工，整日游荡在村庄，给留守妇女献殷勤，教留守妇女识字，帮留守妇女治病，花留守妇女们的钱，跟留守妇女们睡觉，他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长年留守乡村的妇女们都很寂寞，她们把对丈夫的思念转移到了韦三得身上，给韦三得钱花，跟韦三得睡觉，她们不忌恨韦三得，还很感激他，爱他，有的女人甚至还想学潘金莲，毒死自己的丈夫，嫁给韦三得。上岭村在外打工的男人们知道韦三得的种种恶行后，合谋害死了韦三得。村妇苏春葵与韦三得有染，从喝醉酒的男人那里得知韦三得被害的真相后，先是暗地里报警，后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杀人秘密，胁迫参与谋害韦三得的黄康贤与自己私通。黄康贤的父亲黄宝央为了保护儿子，又设计害死了苏春葵。黄康贤为了保护父亲，利用职务之便，隐藏了父亲的犯罪证据，自己选择自杀。造成上述乡村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杀人夺命的原因，表面上看，都与男女奸情有关，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改革浪潮持续冲击下的乡村社会结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两性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其四，乡村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与贫富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羡慕、妒忌乃至仇恨等负面情感密切相关。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贫富分化。最易引起羡慕、妒忌乃至仇恨等负面情感的，是兄弟姐妹、邻里和其他同村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中的老旦在贫困落寞无聊的时候，为了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决定将同村人赵镇树为敌人，与之缠斗不休。老旦以赵镇为敌的理由，一是他是人贩子，二是他有钱，日子过得比老旦家好。老旦的理由及其行为，看似荒唐无聊，实则是心胸狭隘，由妒忌而生恨的结果。《吉宽的马车》（孙惠芬）中的歇马山庄村民，大都趋炎附势，善妒易恨。懒汉吉宽，因为懒散无所追求，日子过得比较窘困，村里没什么人瞧得起他。后来，因偶然的机会，吉宽成了搞装修的小工头，当上了装修公司的副总经理，村里人既恭维他巴结他，又妒忌他，暗地里盼着他倒霉。人生几经起伏的吉宽，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却与那些心胸狭窄善于妒忌的歇马山庄人始终处在格格不入的紧张状态中，只能在城里求生存，再也回不了故乡的那个家。《目光似血》（胡学文）中的杨文广和弟弟杨文义很小的时候死了爹妈，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兄弟二人也很知道感恩，帮村民锄地除草，帮村民出头向种子公司蔬菜公司争利益，杨文义甚至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杨文广寻到种紫菜的商机，带村民一起种菜，紫菜丰收，销路很好，村民们却见利忘义，纷纷毁约，导致杨文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杨文广办蔬菜站发了财，这使全村人对他充满了仇恨。村民们不认为是杨文广办蔬菜站给他们带来了种菜致富的机会，而认为是杨文广赚了他们的黑心钱才致富的，以二全为首的村民们不断滋事寻仇，不惜借助权力之手把杨文广和他的蔬菜站搞垮，虽然也因此使自家的菜卖不出去，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却皆大欢喜。如此愚蠢的损人害己，不是简单的“仇富心理”所能阐释的。

综上所述，不论是家庭伦理范围的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妯娌之间的人伦私德，还是乡村社会伦理范围的朋友、邻里、乡邻之间的公德，都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失范现象。在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时代大趋势中，人们竞相追逐金钱、权力和色欲，以财富多寡、权力大小为评价人的标尺，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其应有的约束力，也不再成为人们相互评价的准则。由此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并不是同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上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有论者亦言：“改革确曾为道德付出了代价，其中一些代价是难以避免但可以克服或者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一些代价则是可以避免、完全由于我们的失误造成的”。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村伦理道德失范是持批判态度的，用以进行批判的价值尺度，一是传统的，二是现代的。持传统价值标准的批判，往往受到人们的批判，指责其保守性；持现代标准的，则会受到人们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