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庄稼长在泥土里，然而，决定它命运的却是天。

——毕飞宇《平原》

那些我们不爱的人，

与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

以至于我们无法爱他们。

——【英】约翰·伯格《讲故事的人》

描述一个人是件不易的事，回忆本是破碎、孤立、无常的，就像人在夜晚透过亮着灯的窗户所瞥见的情景。

——【美】玛丽莲·罗宾逊《管家》

滔滔不绝

梁鸿鹰

我的记忆深处有幸留存了几个小城奇人行迹的点点滴滴，几十年来，这些人的音容做派就那么冬眠、蹲伏于某个暗处，可渐渐地，它们仿佛添了昼伏夜出的本领，开始纠缠我、踢打我，从背后挠我、推我，促使我重新回味。其中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里，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很有口才。他经常披着大衣，于各种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口若悬河地讲上一通，开始听的人还多，后来就少了，于是，他不停换地方，但即使人走得一个都没有了，他仍然很有兴致地讲、讲、讲……

这是一个有阳光的初秋的下午，他披件大衣，在县医院大楼东门台阶上开始讲——

同志们、朋友们、老乡们，我的名字是张贵踵，大家一般叫我老张。

什么？哪个“踵”？噢，是足字旁过来一个重量的“重”，简单地说，就是脚后跟的意思。你问我为什么用这个字当名字？嗨，谁知道！老父亲给起的，当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不老，也就刚过二十岁。人们问得多了，我请教父亲。他说，“贵”，你还不理解？就是希望发财、有人抬举、不受穷；“踵”是从汉语成语“踵事增华”来的，意思是继承前人的事业，使它更美好完善，老父亲说是在南梁萧统《文选》所作的序里挑出来的：“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我父亲是教语文的，我父亲的父亲教过语文，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教过语文，大概我父亲也想让我教好语文，让我把他的事业继承好，干得更漂亮吧，你看我后来不也成了教语文的了吗？至于继承没继承好，干得漂亮不漂亮，我说了也不算，得靠大家评价。

1943年端午节我出生在南梁台西马庄子东圪堵，那年是抗战关键时期，日本人在这里烧杀抢掠，傅作义的队伍奋力抵抗，正是很艰苦的时候，在枪炮声中，爹妈在心惊肉跳的担忧中添了我。我是张家老二。上面有个哥哥，名叫张贵蹬，哪个“蹬”？就是蹬腿蹬脚的“蹬”，老爹说用的是古语“功蹬王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下面有个妹妹，名字叫张有莲。

我爷爷是地主，我爸爸是地主，地主办教育，自己教书。地主很可恨，一个人有三个老婆，我好不容易才知道，我爸爸是爷爷最后一个老婆的孩子，前面两个老婆生的都是“赔钱货”，没办法娶了第三个老婆，又生了两个姑娘，最后才生了我爸。听人说，我爹出生后，闹水灾，闹虫灾，地里歉收，爷爷抽大烟，一天到晚泡大烟馆，经常打长工，摔家里的东西，家底快败光了还死要面子，到处摆谱。所以，我完全同意农民对地主实行“转战”，不，是“专政”。我爷爷接受过农民的专政，据说把他吓出了尿裤子的毛病。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农民对土豪劣绅的“专政”威力很大，连公婆吵架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农民一专政，不法地主被吓得到处乱跑。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我爷爷没有什么地方跑，他一跑，地里的庄稼就没有人管了。他从来就没有出过绥远，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包头和五原罢了。

我父亲只娶了一个女人，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就是我的娘。我娘的娘家在她出嫁的时候已经走下坡路了。她父亲早亡，母亲多病，就靠几十亩好田维持着一大家子的口粮用度。所以，我娘自小会管家，人很要强，靠着家里的书自己教自己文化。娘是天下最好的人，和我们说话最多。凡是和我说话多的人都是好人，凡是不爱和我说话的都不是什么好人。我都上学了还和娘一起睡，晚上偷偷拱娘的怀，闹着要吃奶。娘没办法就让我含她的奶头，奶头干干的，什么都吸不出来，我也不撒嘴。娘办事情很干脆利落，对孩子管教很严。有次我偷家里藏的一个小香炉换东西吃，被娘发现了，我还不肯承认，她解下我的细布条小裤带，让我爹使劲打屁股，打得惊心动魄，都皮开肉绽了。屁股真了不起，想想吧，一个人从小到大，承受了多少击打、嘲讽和谩骂！小孩的屁股、大人的屁股、方的屁股、圆的屁股、软的屁股、硬的屁股、白的屁股、黑的屁股，都逃不过被人蔑视和贬低的命运。你们看自己的屁股，裹在裤子里面，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经常受到咒骂。但谁能没有屁股呢？它自古臭名远扬，但须臾不可缺乏，你可以没有双腿，可以没有双臂，但不能没有脑袋和屁股吧。这里是我们县最大的医院，医院里每天来来往往的有多少人啊？谁没有屁股？谁又愿意提起屁股？屁股让人羞愧难当，像是别人硬塞给他见不得人的倒霉东西，一件赃物，一件不想要不得不要的东西，一个每天都见面的穷亲戚，日日缠着你，跟着你，帮点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小忙，添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麻烦。还有，离了镜子，谁也没法看到自己的屁股，屁股默默承受苦难，从来不争名夺利，它也没有资格。医院里什么器官的病都看，就是不用给屁股看病。屁股很皮实，很争气，从来不生病，在医院它除了挨针扎，一般不会露在医生面前。护士们面对各式各样的屁股毫无感觉，她们一视同仁，从容地将针头扎进去再拔出来，脸不红心不跳。我从小最怕打针，老实说，打针有时疼，有时不疼，链霉素就不疼，青霉素就很疼。疼我忍受得了，就是让漂亮的女护士看我的屁股，我忍受不了。我的屁股和大家的一样，终日不见阳光，白白嫩嫩，干干净净，如果被哪个丑老婆子看到，我即使不感到骄傲，也不会往心里去，如果暴露在年轻漂亮的小护士面前，我就会感到难为情。漂亮的女人总使人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别说能够看到我屁股的漂亮女护士啦。有一次，县医院注射室的大眼睛护士小何给我打针，我紧张得要命，半天不肯脱裤子露屁股，好不容易露出一块地方，可整个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最后差点连针都拔不出来，我好担心，如果拔不出来，那该怎么办？难道带着针、光着屁股离开医院吗？我怎么回家，我怎么到学校？别人怎么看我？

话扯远了。

同志们、朋友们、老乡们！

说完我屁股挨打，该说我妹妹了。我妹妹有莲屁股挨打的时候很少，她生下来很正常很乖，当时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爹娘不担心了，也不反感，满月、百岁、生日都叫亲戚们吃了饭。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有莲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头发是白的，所以她小时候经常被带着上医院。听爹娘说，他们带着她上磴口、临河、包头，到各种医院看病，吃了各种药，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有莲四岁那年，有个老头上门要饭，看到保姆怀里抱着个白头发的女孩，就上来询问，告诉保姆到东升庙里找马老和尚去看看。我爹不信，不肯去，我娘相信，她带妹妹去东升庙找老和尚，我也一块儿去了。其实，马老头不是和尚，是道士，头上戴个奇怪的帽子，一点都不推辞地收了妈妈给他带的家养的母鸡和地里的芋头玉米土豆。他扒拉开妹妹的眼皮，掏了掏她的耳朵，看了看她的牙，攥着妹妹的手，眯着眼睛使劲不停捋啊捋的，最后开了个方子给我娘。娘照方抓药，白头发治好了，走路和说话是后来才好的。

对人来说，说话最重要。不会说话有多难活啊，嘴不只用来吃饭，还用来说话，这更重要。说话才能和人交流，说话才能得到你想要刨闹的东西，当然说话也可能让你失去不少东西。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这样说？好吧，我告诉你，我就是因为说话多丢掉了老婆。

我老婆当初是我们南粮台十里八乡都有名气的美人坯子，是村子里木匠老罗的儿子罗大头介绍我认识的，名叫吴改梅。她父亲是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吴铁匠，家里只有一个小子，倒有四个女儿，她排行老三。人们都说豆腐房里出美味，皮匠家味道臭，铁匠家的人五大三粗，可吴铁匠家的小子瘦瘦的，闺女细溜漂亮，尤其是这个老三，不说沉鱼落雁，也有些闭月羞花的味道。

大概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吧，罗大头经常带我到二黄河边的小河里游泳，认识了吴铁匠家的儿子吴大海，家里的老大，长得一点不结实，大家嫌他像女人，小瞧他。

游泳的时候罗大头反复给我说起吴大海的妹妹吴改梅，过了几天，就答应带我去见吴改梅。看到这个羞怯、秀气的大辫子姑娘时，我想起了红色小说里面时常出现的那些农村姑娘。她们初见陌生人时两手绞着长辫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条绒方口布鞋，睫毛长长的——乡间有着无数这样的姑娘，天真、勤快、可爱，她们化成巧芳、彩莲、改枝的名字，本质是一致的，水灵灵、粉嘟嘟，是人间的彩虹、雏鸟，地上的嫩苗、小树，河里的小鱼、蝌蚪，她们口气清新，笑脸迷人，带着羞怯，带着热情，在姑娘间说个不停，在小伙子面前却没了话。头次见面，我俩也没多说话。

改梅小学毕业，成绩很好，招民办教师的时候考到邻村小学里当教师，数学、音乐、图画、语文，什么都教。和我结婚后，她搬过来和我住，不再帮娘家种地。我们都教书，都喜欢教书，都喜欢和老乡说话。特别是我，喜欢和老乡，和学生说话，喜欢和每个与我打交道的人说话。每个人都有命运，我的命与运就是说话，我把说话当成了生活的目标，不指望逃避无常的命运，也要搭建起生活的桥梁，通过说话，不停到达多个地方，多个目标。说话是一种路途，通向一些与自己产生联系的人，规避一些障碍物，特别是要带领改梅过文明生活。改梅长得标致，但人很土，我想矫正她，修理她，掸掉她身上的土，长出文明的翅膀，让她顺着我的指引，飞向文明的未来。我下课回到家就帮她提高文化，给她念书，我让她阅读《红岩》《欧阳海之歌》《敌后武工队》《三家巷》，反对她读《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怕她看了那些有大段卿卿我我描写的小说长心思、添本事。我给她讲北伐、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孩子出生后，让孩子与她一起听我讲鸦片战争、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他们在我富于感染力的倾诉中昏睡过去。

对了，还没说我们的孩子呢。结婚第三年，1966年中秋节那天，改梅给我生了个儿子，叫奔子。我希望他活泼，身体健康，将来能奔上更好的生活。我娘说奔子的名字不好，容易碰着、磕着，她反复叮嘱改个名字，我不答应，娘就改叫奔子为柱子，说柱子常见，好活。儿子来到世上激发了我们对生活的想像，这个小小的家更有意思了，我又多了一个说话对象，我的情绪从来没这么高涨过，无论温暖炎热、潮湿阴冷，不管风雨雷电、霜雪严寒，我都热情地倾诉、说理和议论。不过这改变不了缺吃少穿的现实。当教师的没有地，不种田，就靠那点微薄的工资，穷是我们最富于标志性的资本。没别的本事，为给改梅和孩子补营养，我这个笨人学会了掏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嘴都是肉。我爬到树上，登梯子凑到屋檐下面，到可能有麻雀的地方，像找书本一样找麻雀。我也光临人家的马棚、驴圈，偷马料，偷驴吃的，捡里面的豆子回家煮着吃。

一家人吃饱了，我就跟改梅和奔子说话，给他们讲四季天空上飞过的鸟，讲黄河水面时时呈现的细微差异，让他们知道，山制造了大地景观，水孕育了生命，人就是在羊水里度过前十个月的，所以，大家别不爱吃羊肉，羊肉是好东西。我本子上记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的话：“羊肉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身，益肾气，养胆明目，治虚劳寒冷，五劳七伤。”还有人说，羊肉能治虚寒哮喘、肾亏阳痿、腹部冷痛、体虚怕冷、腰膝酸软、面黄肌瘦、气血两亏，你看羊肉有多好……

可我爹一辈子不吃羊肉，他说羊是世间最珍贵的家畜，是洁净的兽类，是献给珍爱的人的。他从来不看人屠宰羊，不穿羊皮、羊毛衣，这是我们谁也不理解的。我娘总说，快一辈子了，就是这件事情不理解我爹。等到我爹病得快死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小时候在野地里迷了路，是一只山羊把他引了出来。我们都不相信。真实的情况是，他小时候有过一个喜欢的女孩，从小爱养羊，和小母羊一起睡觉，不许杀羊，不吃羊肉，她不幸九岁的时候发天花死了，爹一直都记着这个女孩。

改梅起初在我的滔滔不绝中偶然仰起脑袋，眼睛里满满的倾慕，我受到她眼神的鼓舞，越发来了精神。我没有一天不给改梅讲生活中的各种奥秘以及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一说起话来，就什么都忘记了。我忘记了时间的飞逝，忘记了家里没有粮食，忘记了给老岳父祝寿，忘记了认认真真地看看老婆的身子，忘记了她肚子上的那个痣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只记得是在肚脐的上面。我忘记了她是否爱打嗝，是否抱怨过我缺少对她的爱抚，我甚至忘记了她右眼还是左眼眉毛下长的那个痦子是怎么给治掉的，是冷冻，还是开刀，是在县医院，还是在公社卫生所。我在教室里说，回家说，我爱说不爱听，即使听，我也只爱听那些让人高兴的话。改梅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高兴，她说这个时候不能行房，所以，既不爱说话，也不爱听我说话，但我想不通，人怎么能不说话呢？我们活着有多美多好啊，还有什么比说话、倾诉、发誓、宣讲更了不起的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能被解说、阐明和展现出来的东西，没有表达就没有世界，没有生活，没有人的价值。别看四季运转不停，黄河水不舍昼夜，如果没有人的认识和表达，这些统统不会有任何意义。

又扯远了。

同志们、朋友们、老乡们！

说到哪了？噢，我刚才说到了四季和黄河水。四季是老朋友，只有它们有能力指挥万物的荣枯，安排人的作息和衣着，决定人类的聚会或交往。平静的河水流淌着人类的时间，也受到人类影响，黄河同样如此。黄河在成河的过程中，运动不息，受人类活动的矫正、苛求与日俱增。人类每天受益于黄河，又每天祸害着黄河。黄河从磴口县流过，给小城带来四季不同的景色，而潜藏在水之下，砂石砥砺，河泥累积，地质变化，自然灾害频发，没有预兆，突如其来。我们家几代人生长在黄河边，被自然环境所塑造和规定，爷爷喜欢睡芦苇编的席子，爸爸爱吃黄河鲤鱼，改梅爱在黄河边洗衣服。

有了孩子后，改梅不再喜欢我的言谈，经常打断我，有时候在我正兴致勃勃的时候，她问我要不要买猪仔，要不要牵只母羊，要不要养些来杭鸡，给孩子补补营养。在我正要给她讲“社教”运动的重要意义的时候，她偏插嘴说小翠家最近买了收音机，兰子家墙上挂着挂历，城里卖好看的被面，脸盆有个好的图案，这些咱家都需要添。我反对家里有收音机，有了收音机人就不交谈了，改梅更不会爱听我说话了。后来她还添了个毛病，经常回娘家——这次说岳母不舒服，下次说有个鞋样子要取回来，再不就说娘家那边的亲戚要订婚、结婚，要不就是孩子过满月、过百岁、过生日，找个理由就离我而去，在娘家逍遥。尤其是假期，带孩子一住就是好长时间，慢慢地，我知道了，她是在躲我，她烦我说话。没有假期的时候她就带儿子去串门，到野地里玩，去河边洗澡，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车。

又扯远了。

同志们、朋友们、老乡们！

不过，说到滑冰车，我的故事就长了，我要从我的哥哥张贵蹬说起。哥哥是个运动健将，运动项目他没有不会的，跑跳投，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他还特别喜欢冬天滑冰，就是不喜欢和女人来往。我有了孩子他还没结婚，这在农村很少见。1971年快腊月的时候，哥哥处了个供销社女售货员，长得还好，就是脸长，有虎牙。我最烦脸长的人，虎牙更难让人忍受，况且是女人。她老子是公社的头头。这就都好办了。

也怪了，一般人都待在家里搞对象，我哥谈对象却约了去滑冰，而且还非要带上我们家的奔子。奔子高兴极了。所谓滑冰其实也就是滑冰车，用钢筋条和木板做成简易的冰车，人坐在上面撑着两个冰锥，在冰上自由滑行。冰车是木匠之家和铁匠之家一起做的，我想罗大头和吴大海都贡献过力量，简直称得上是稳扎稳打、牢固可靠、坚不可摧。而且，滑冰车那天，天气出奇地好，万里无云，阳光明媚，黄河冰面一望无际，洒满光明，没有黑暗，没有水、声音、气味、烟雾，甚至也没有飞鸟，只有人的自由的心灵在寒冷的天气里像鸟一样地飞啊飞啊飞。想想看，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画面一定很美。三个人兴致勃勃，像是画家笔下巨大景观的一部分，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兴高采烈鼓舞着，想必，那诗意的情绪、高涨的情绪、强烈的想要大展身手的情绪把他们包围了、淹没了、攻陷了、消失了。事实是，坐在冰车上的奔子被淹没了，他的冰车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离开了他大伯，蒸发一般踪影全无。但证据是铁定的唯一的，无边的冰面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两个大人本来是想找清净地方的，不过清净得太过分，太纯粹，太王八蛋，太要命，太天涯海角，太无依无靠，太一览无余，太没有证人，太什么都没有。我们不想知道当时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肯定这位大伯心大得太没圈儿，与新认识的女店员陷入说话的泥潭，不知道他的侄子会被冰吃掉，被河吃掉，被深渊吃掉，被陷阱吃掉，被太阳吃掉，被天空吃掉，被万物吃掉。我的心肝，我的太阳，我的小家伙，我的一个人滑冰的小家伙，我的依然大概高悬的太阳，我的仍然那么晴朗的天空，我的世间没有谁看到奔子是怎么消失的天空啊。

到哪儿去找奔子？你根本没地方下手，几尺厚的冰啊，无边无际，老天怎么就偏偏不放过我们家奔子！我到哪儿去说理！老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不给人活路！奔子才五岁啊，学还没上呢，我和改梅都没有机会给他买铅笔盒和书包，更不用说给他讲课了。

天塌了，天不存在了，地塌了，地不存在了，我们家彻底、永远、完全陷入了黑暗、空洞、虚无。

奔子走了，改梅回娘家，她不打算回来了，她不愿意听我说，她不愿意跟我说。我不愿意让她走，她不愿意不走。没有她在身边，没有奔子在身边，我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不愿意感觉一切，不愿意得到任何意义，世界像戴着无数只巨大的面具，对我不愿意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我不愿意过的生活无动于衷，语言从来没有这么空洞过，语言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过。

我不再教书，我的课堂太小，我教的孩子太小，我的课本太小，我的黑板太小。我开始走出家门，打算向全人类敞开自己的内心，告诉他们老天的不公，我的苦难，问世间还有没有道理可讲。这些年来，我到过磴口县所有的大地方：火车站、县委、新华书店、红旗电影院、县医院、西副食、东副食、邮电局、五金公司、糖厂、汽修厂、拦河闸，我到哪里演讲，那里就人山人海。不过，好日子没多长，三年前有人把我拦下，带我坐到一辆带栅栏的大汽车里。车上的人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彬彬有礼。他们把我拉到远远的地方，不让我出路费，最后卸进一个大院子里，这些穿白大褂的和我同样留在了这个院子里。我在那里有吃有喝，风不吹，雨不淋，无忧无虑。在那里可以随便说话，随便演讲，就是觉得听众有些怪，他们歪歪扭扭，站没站样，坐没坐样，有的听不懂我说的话，表情很怪，大喊大叫，扰乱秩序。

妹妹有莲来看过我，她胖得简直不像个样子，脸长成了个大月饼，腿粗得赛过院子里的树，胳膊比男人的腿都粗，站起来肚子挡着脚，眼睛小得快见不着了。她见了我就哭，烦，麻烦死人了，哭甚？一哭眼睛就更看不见了，只能看见脸，我这才发现她脸上红一块，紫一块，让男人打的，还是在哪儿碰的。命不好，喝水都噎死人，从小不顺，她一直不甘心，娘一直不甘心，娘是在她家里去世的，死的时候两口子都在地里劳动。

我在那里患上了头疼，就是头疼，也不是偏头疼，疼起来是整个头都疼，不想吃饭，不愿喝水，不爱见人。我要出去，不想在那儿了，我给哥哥贵蹬写信，他来了，把我接到他家里。他和供销社的那个长脸没结婚，以后再没找过女人——不管是长脸女人，还是圆脸女人，牙好的，牙不好的，他都不碰。接我那天，快到腊月了，哥哥给我带了一件棉大衣，这个大衣双排扣，我就喜欢双排扣。双排总比单排的好，两股道比单股道好，两个人力量比一个人大，但两个人在一起坏的事情，犯下的罪，也肯定比一个人犯下的大……

老张那天照例把天讲黑把人讲没了，只剩我和同班的进东听到最后。能想起来的，能开动脑筋补充的，我搜肠刮肚都写在这儿了。当然，遗漏错讹肯定很多，可惜无法找到补充和核对的人。前几年我碰到进东说起来这场演讲，进东说老张是在新华书店台阶上讲的，根本没提到妹妹张有莲。我问进东，老张在我走后怎么样了。他说老张在他哥哥那儿住了好长时间，最后同意回到有白大褂照看的地方。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硕士。曾在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2014年任《文艺报》总编辑。出版有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写作的理由》。有散文及译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