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对我来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始于2010年10月的一个后半夜。那天晚上我在爱荷华大学寓所的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对《耶路撒冷》结构的设想。想多了容易兴奋，兴奋了就会失眠。那些异国的夜晚我总是睡得很晚，除了偶尔的讲座、讨论和外出，我们没有别的规定动作，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三十二个国家的三十八个作家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时间，看书、写作、吹牛、到市中心的酒吧里喝一杯、外出旅行，总之，我们都习惯了搞得很晚才休息。那天晚上我合上书，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躺下来又想起《耶路撒冷》的结构。计划中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头脑里转得有些年头，与之相关的素材积累了一大本。我知道写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写，在翻来覆去地推敲结构中两年多就过去了。

爱荷华小城的灯光混着月光透过窗帘洇染进来，橘黄色的光一直让我有人在他乡之感；窗外是条河，只有在夜晚才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我把读过的长篇小说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还是没一个结构能帮得上忙。我想把我所理解的197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的生活做一个彻底的清理。要表达的东西很多，那些溢出的、人物和故事不堪重负的部分怎么办？我在床上翻烙饼，越想越兴奋，头脑里开始像月光一样清明。突然火花一闪，真的火花一闪，我几乎看见了那道光，听见了“啪”的一声，一道光直冲脑门：为什么非得从既有的长篇结构找启示？为什么非得写得“像”那些被认可的长篇？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只要最好的，不要最贵的。两年多里我一直在最“贵”的经典中寻找合适的结构与借鉴，忘了我要做的其实跟它们不同。

一旦从某个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新鲜的想法就如同月光和水声一样涌进房间。我从床上起来，在美国中西部十月的后半夜重新坐到书桌前，开始像建筑师一样在白纸上画小说的结构图。小说主体部分，也就是完整的故事章节，以奇数为序呈对称式讲述，偶数章节以专栏形式呈现出来。专栏可以是短篇小说，也可以是散文随笔，也可以是问卷调查，总之，一切适宜最高效地表达的形式都来者不拒。结构图画好，天差不多亮了。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结构，不少人反对：这不像小说啊。像不像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大撒把，就来个痛快的。就我所要表达的，反正我找不到比这更合适有效的结构了。再说，谁规定小说就得那样写，不能这样写？

这个美国十月的后半夜于我如此清晰，因为它标示出了我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此后三年，《耶路撒冷》的写作基本上就是一个蚂蚁搬家式的体力活儿，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但它依然主导了我的生活。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如果无法主导他的生活，那也是够奇怪的。

二

毫无疑问，写作是贯穿我生活的最清晰的一条线索。我以写作纪年。过去的这个十年，粗线条地说，被两部小说瓜分了：《耶路撒冷》和《北上》。

前者其实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准备了很久，确定结构之后，从美国回来我就着手把它落到纸面上。2011年花了一年时间，先行写好了小说需要的十个专栏。虚构一个系列专栏，比现实中开始一个系列专栏要艰难得多。且不说专栏的形式、探讨的问题要有足够的代表性，我还得把每个专栏可能置于小说中的位置揣摩清楚，尽力让每一个专栏与故事的上下文产生某种张力。现在回头想想，那一年真是够勤奋的，十个专栏的创作量要远远大于十个同样篇幅的短篇小说。一年里我是无论如何写不出十个短篇小说的。而那一年，从三月到七月，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下了课就去单位干活儿，然后从单位直接回家，每天晚上陪着正在孕期的太太到人民大学的操场上散步；到十点，坐地铁再转公交车去鲁院。必须头天晚上到宿舍，要不第二天早高峰可能赶不上公交车。从惠新西街南口去鲁院的公交车极少，经常半小时都等不来一辆。那时候要有共享单车就好了，可以从地铁10号线出来，扫辆车子就走。这一年写出的专栏，有一个最终弃用。小说开头初平阳回到花街，我觉得应该在专栏里把这一节的故事再往前推一推，于是临时写了《到世界去》，替换了原定的专栏。

接下来两年，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我在步行十分钟远的小泥湾租了一间房子，不上班的时候，我像上班一样准时去小屋写作。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个小伙子，自己住一间，另一间北向的房子租给我。我们俩都是那种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门的人，所以极少见到对方。他上班，下了班喜欢踢球，回到家脏衣服往客厅里一扔，哪儿有空哪儿扔。客厅里常年飘荡着一股踢过球的臭袜子味，既纯正又醇厚。我相信这家伙的脚下功夫一定很好。

儿子出生后，老人过来看孩子，五十平米的小家一下子满满当当，原来偏安房间一角的书桌也不太平了。我拉了一道帘子，还是不行，赶上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晚上我也开始去小泥湾。写累了，就睡在那间充满陈腐霉味的房子里。感谢那间没有网络的小屋，不写作的时候我就读书。偶尔写写字，写完了贴到墙上自己端详，看腻了就撕掉重写。那是一段纯粹的作家生活，《耶路撒冷》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小屋里写出的。现在想起小泥湾那些安静的夜晚，依然心动不已。

除了《耶路撒冷》和美好的回忆，小屋还给我留了个后遗症，胃寒。早上和下午到小屋，打开电脑之前先冲一杯速溶咖啡，喝完了开始写作。咖啡之后就进入绿茶时间。这也是前辈们的忠告：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喝多了水会逼着你上厕所，一来一去的那几分钟可以让你加速血液循环，活动一下生锈的身子骨，务必小心你那脆弱的颈椎和腰间盘，作家的职业病。那时候我只喝绿茶，刚从冰箱里取出的茶叶，沏得足够浓酽。我喜欢那种清新峻朗的味儿。咖啡和绿茶持久地刺激，坐下来又很少动，毛病来了，中医叫胃寒，稍微凉一点的东西都入不了口。那一年去土耳其，热得穿短袖，常温矿泉水喝不了，喝了就想吐，只能把矿泉水瓶放在酒店的洗澡水里焐热了再喝。回国后去医院做胃镜，医生说，祝贺你，年纪轻轻都养出了一个老年人的胃，蠕动太慢。还有胃寒，冷得大概可以做冰箱了；还经不起刺激，喝了咖啡就犯恶心。

《耶路撒冷》之后，我的口号是：远离绿茶，远离咖啡。

三

2013年3月《耶路撒冷》初稿毕，断断续续修改，11月定稿。2014年3月出版。小说评价还不错，卖得也挺好，很多人喜欢小说里的那几个年轻人，还有运河。他们的故乡花街，在运河边上。这一年的某个午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兄、朋友和我在小泥湾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聚，朋友说，小说里的运河读着还不过瘾，为什么不单独写一写运河呢？写了十几年小说，运河一直作为故事背景，我对这条河不可谓不熟悉，边边角角真看了不少，但极少想过让它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现在，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担纲主角的要求。必须承认，朋友的提议如同一声召唤，一条绵延1797公里的大河从我过去的小说、认知和想象中奔凑而来，在那家咖啡馆里，我确信我看见了整条京杭大运河。敬群兄也觉得是个好主意。我说，那就这么定了。回到家我就开始草拟提纲。

这部小说就是《北上》。从2014年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每一天它都跟我在一起。

提纲列出来，进入细节落实阶段，傻了，认真想哪段运河我都一知半解。过去我只是在用望远镜看运河，大致轮廓起伏有致就以为自己看清楚了，现在要写它，需用的是显微镜和放大镜，可镜子底下何曾看见一条绵密详尽、跨越2500年的长河。过去的都不能算，必须从头开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相关的书籍资料要恶补，运河从南到北还得再一寸寸地走上一遍。

阅读和田野调查这两项工作其实一直进行到小说完稿。某一段感觉没问题了，下笔发现还是虚弱，只好再读资料，把走过去的河段再走一遍。粗略地数一下，前后阅读的专业书籍也该有六七十本吧，从杭州到北京，能走的河段基本上也都走了。这也是小说写得艰难和时间漫长的重要原因。

列出《北上》提纲前，我已经开始写一个童话。欠儿子的债。带娃少，心中有持久的愧疚，一直想给娃写本书，也算给自己的安慰。《耶路撒冷》刚写完，一块实实在在的大砖头，正好来点轻巧的换换思路，就开始了《青云谷童话》。不到一万字停下了，停下就没续上火，一个烂尾工程就这么放着。在时间上，它给新小说让了路，但《北上》没能力搭理它。细部落实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结构。跟《耶路撒冷》一样，也跟其后的《王城如海》一样，每一个长篇的写作，都有一半时间耗在了寻找满意的结构上。我想找一种合适的结构，让它处理114年和1797公里这样辽阔的时空跨度时不那么笨拙，也避免把小说写成一个时空的流水账。找不到。

四

《青云谷童话》烂着尾，《北上》又下不了笔，晃晃悠悠就到了2015年底，《王城如海》不速而至。这个小说于我几等于意外怀孕，突然就冒了出来。作家的生活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么之一，我认为就是常有不期之遇。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一直以为《王城如海》离我还很远。

还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位搞先锋戏剧的导演朋友请我写一部关于北京的话剧，为此请我在小区里的一家重庆烤鱼店吃了好几条鱼（那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好的烤鱼，可惜后来关张了）。因为担心我不会写剧本，还送了好几部世界经典话剧剧本集供我研读学习。很惭愧，鱼吃了，书也看了，心里依然没底，最终还是有负重托。后来我想，不会写话剧，写小说总可以吧。还是难产，找不到能跟我想表达的那个北京相匹配的长篇结构。小说就搁置下来。那会儿想的题目还不叫“王城如海”，这题目是后来韩敬群兄帮忙参谋的。他说你看，苏东坡的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上下各取两个字，王城如海。那时候我还在为题目叫“大都市”还是“大都会”犹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已经用了，他写的是纽约，全世界人都称纽约是大都会。

搁置下来我也就不着急，头脑里每天转着就是了。然后是《耶路撒冷》。然后是《青云谷童话》和《北上》。然后《青云谷童话》和《北上》都停摆了。停摆了也在脑子里转着。忘了是不是“突然有一天头脑中电闪雷鸣”，《王城如海》的结构有了。反正在2015年底，元旦之前好一阵子，我已经知道这个活儿该怎么干了。但那段时间毫无斗志，北京的雾霾来了去去了来，整个人深陷灰色的低气压中，头脑也总不清明，好像雾霾也进了脑袋里。

就这么晃悠，到了2016年元旦。各种新闻和社交媒体上都在描绘新年如何新气象，一年之计在于春，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满屏的励志和正能量让我觉得，再不开工我就是这世上唯一的罪人。元旦那天上午，我抱着一叠八开的大稿纸到了十八楼。因为双方老人轮流帮忙带孩子，我们在楼上租了一个单间，老人只是晚上去休息，白天不上班，那里就成了我的书房。我把稿子铺开，拉上窗帘，否则我会忍不住去看窗外阴魂不散的雾霾。“王城如海”。我习惯在稿纸背面写，一张纸七百字左右。这一天，我写了不到两页纸。一千多字，我很满意这个开端。对我来说，每一个小说都是开头最费愁肠，我要积蓄出巨大的勇气和肺活量才能写下开头第一句。我对每部小说写作第一天的工作量从来都不敢要求太高，能完整地写出第一段，就可以收工了。如果还能接着写出第二段，那完全可以奖励自己一点加班费。开了头，剩下的就是在惯性里埋头苦干，直到水到渠成。

在小泥湾北向的小屋里写出了《耶路撒冷》，在1804的北向的房间里写出了《王城如海》。还有后来的《青云谷童话》。《王城如海》是手写的，我喜欢笔落在稿纸背面的感觉。因为手写，出差时去机场，不必在安检人员的提醒下慌忙地取出电脑了。根据出差时间，大致推算能在空闲时间里写多少字，然后带双倍的稿纸，以便写错了撕掉重来。敬惜字纸，尽量不浪费，就这样，《王城如海》写下来，还是用了三百多页稿纸。在这个逐渐无纸化的时代，手写长篇算古董了吧。台湾出版此书时，还借了部分手稿去展览。大陆的简体字版和台湾的繁体字版在封面和版式设计时，也都用上了手稿的影印件。

五

《王城如海》2016年10月定稿，其实5月份三稿出来就大局已定。写作时间不算长。十二万字，小长篇，体量也不算大。跟前后花了六年的四十五万字的《耶路撒冷》和花了四年的三十万字的《北上》比，时间和篇幅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写作中我所经受的煎熬，是前两者捆在一块儿也无法比拟的。我数度以为它永远也写不完了。

在小说的后记里我详细地记述了整个写作过程。现在网上常见一个热词叫“暗黑时期”，写这部小说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暗黑时期。祖父在老家病重，一次次送往医院，我远在千里之外，每天只能通过电话随时了解情况。小时候我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是个旧文人，对我的影响极大，感情也极深。有一阵子病情不太好，十天内我回了三次老家。在北京或者出差外地，每天我都迫不及待要打电话，又担心电话里传来不好的消息，整个人纠结得不行。祖父后来还是放弃了。他不愿待在医院，说梦见我奶奶站在风里叫他，头发都被大风吹乱了。有一天在医院醒来，他懵懵懂懂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屋顶都是白的。他要回家。回到家的第六天去世。

那天我在社科院外文所参加阿摩司·奥兹的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新书发布会，行李箱在隔壁房间，准备会后去机场，到成都出差。会议中间，看了一眼静音的手机，六个未接电话，都是老家的号。我知道出事了。但我不能立时打回去，接下来是我发言，如果跟家里通过电话，那言肯定发不了，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奥兹坐在斜对面会议桌一角，头发花白，面带微笑。发言开头我说，看见奥兹先生像文学老祖父一样安坐在这里，我备感笃定、安慰和感动。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开场奇怪，用了“老祖父”这个词。可我知道，我必须用上这个词。全世界的老人长到最后都很像，全世界老人的安稳与微笑也都很像。发完言，我私下跟钟志清老师他们请了假，我得先离会。

出了门就打电话，果然。

祖父一直清醒，最后说：“我可能要不行了。”半小时后停止呼吸，享年九十七岁。那天6月24日，故乡大雨滂沱。

写作《王城如海》的后半程，每天坐下来写第一个字之前，我都要花好一阵子才能专注到眼前的小说上。而这个召唤专注力的仪式时间越来越长。我仿佛在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争夺一个祖父。

雾霾。那五个月可能是北京历史上的雾霾之最。环境治理主要靠风，每天自媒体上都在传播一个虚构的好消息：大风已到张家口。可它们最后都停在了张家口。蓝天白云如史前一样遥远，那五个月里我就没看见过星星。孩子们脆弱的呼吸道开始不利索，医院儿科每天都人满为患。我带孩子去过多次，打点滴的娃娃们连个座都找不到，好容易挤出块空地站着，家长在一边给举着输液瓶。那五个月里北京有一批年轻的父母辞职，为了把孩子带到白天能看见云朵夜晚能看见繁星的地方去。迁居厦门的朋友跟我说，娃要落下个毛病，我挣下再多有什么意义？我挣得不多，没勇气辞职，也迁不出去，所以必须接受孩子的问责。四岁的儿子其实啥也不明白，无边无际的雾蒙蒙、霾苍苍的世界大概已经让他忘了窗明几净的生活了。他像小说中的孩子雨果，除了呼吸，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咳嗽，呕心沥血一般地咳。可以想象，在一个父亲听来，那一声声该多么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每一声都让我产生作为父亲的无力感和愧疚感。

小说构思之初，我真没打算如此大规模地触及雾霾，但是雾霾锁城的日常生活让笔不听使唤，直奔雾霾而去。双层玻璃也挡不住浓重的霾，它们理所当然地飘进了小说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韩敬群兄建议的题目如此恰切，王城之大，不仅人流如海，雾霾也让北京四顾茫茫，如潮如海。雾霾持续了四个多月，儿子也咳嗽了四个多月。

何谓人到中年？中年根本不是个生理年龄概念，而是个心理问题。这五个月，我真正体味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心态。

六

写作中常有意外之喜。《王城如海》完稿后，之前写不下去的《青云谷童话》突然苏醒了。也许是《王城如海》中那只来自印度的小猴子激活了童话里的古里和古怪，也可能是《王城如海》中对雾霾的思考重启了青云谷的问题意识，放下《王城如海》，我顺利地进入了《青云谷童话》。

时不我待了，儿子下了指示，“必须”在幼儿园毕业之前拿到成书，他要送给老师和小朋友作毕业礼物。写出来，再出版，我扒拉一下周期，紧赶慢赶的事儿。不上班的时候我继续上十八楼。还好，赶上了。儿子毕业前，抱着一堆书到幼儿园，你有我有全都有。过两天放学回来，他开心地跟我说：“我们李老师说了，这本书写得好！”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赞誉。我也这么认为——既然儿子高兴。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一晃三年过去，很多朋友和读者问我，还会不会继续写。我也不知道。曹文轩老师说，我是到“儿童文学”里放了一把火就跑了。会不会有第二把、第三把火呢？顺其自然吧。这里的“儿童文学”四个字加了引号，源于我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不认为儿童文学就只能给孩子看，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少长咸宜。我也不认为一写儿童文学就得捏着嗓子奶声奶气地说话，然后把腰弯到孩子的高度。在《青云谷童话》里，我写了雾霾，写了环境污染，还涉及了现代化和城市化。有识之士对此曾有所质疑：

孩子们都能看得懂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一下子全看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先懂一部分，另一部分必须踮起脚来够一够才能懂，还有一部分作为悬念和好奇留待下一次阅读时再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五岁时看懂五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八岁时看懂八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十二岁和十六岁分别看懂十二岁和十六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常看常新、不断会有新发现，不正是一部好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吗？至于《青云谷童话》中触及的现实和问题意识，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儿童文学有责任和义务给孩子们铺设一条从“楚门的世界”一样的温室花房过渡到广阔现实世界的道路。所以，我在此书的后记中说：

“理想中的童话是什么样，我就怎样往苍茫的目标逼近。撞碎楚门头顶美丽却虚假的天空，也打破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界限，放阳光和阴霾同时进来，让它们照亮一张张真实的脸。”

七

《北上》还在继续。《北上》一直在继续，尽管正文一个字没有。写作《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话》的过程中，《北上》一直在后台运行。构思、积累、阅读、田野调查，跟工作、写作和生活同步进行。一个作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包括在睡梦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也在参与你的创作。

记不清《北上》的旅程哪天起航的，懒得查日记了。只记得最后的定稿中，晚清那段故事的开头是在重庆一家单位的卫生间里想出来的。201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南岸区的那家单位调研，中途去洗手间，在充满各种光鲜明亮的现代化陶瓷的公共空间里，我突然觉得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应该这样开讲：

“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第三次，小波罗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哥们儿，行个好，五文钱的事。’……”

写作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写。多时有一天写过四千字的，这样的光辉业绩屈指可数；也有少的时候一天只留下三十个字；大部分的上班日一无所出。下班坐地铁回家，单在密不透风的地铁上挤一个半钟头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我不着急。有耗时六年的《耶路撒冷》在前头，我知道这小说写得再慢也总有结束的那一天。慢和漫长再不能让我绝望。

2018年7月23日，稿毕。放了一周，又改。改完又放，再改。然后我跟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责编陈玉成说，兄弟，明天我儿子生日，彻底放下，不改了。交了稿。交稿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水边散步，感到了长久的忧伤。

跟其他小说不同，《北上》留下了很多线头。在过去，一部作品写完了就写完了，出版后我几乎都不会重读，《北上》不同。运河太长，也太古老，边边角角的故事和写作过程中溢出的那些思考无处安放。这部小说甚至部分地改变了我的历史观，所以还有话要说。比如单说跟这部小说相关的历史人物，隋炀帝、马可·波罗、龚自珍、慈禧、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串，不找个机会把他们弄清楚，总觉得这件事没干完。在一次访谈里，记者问《北上》写完了写什么？我说，《南下》。当时纯属开玩笑，但后来觉得是该有一部《南下》，把我一次次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向南行进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做一个梳理，岂不就是“南下”？于是我也隐隐地开始期待这本书了。

但写作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何时《南下》尚不可知，姑且立此存照。

八

作家的生活轨迹由他的作品绘就。平日里回想某时某事，想大了脑袋也理不出个头绪，一旦将其时其事附着上某部作品，往事纷至沓来。作品经纬着我们的生活。扭头看到手边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刚出版的主题短篇小说集，还热乎乎的。又是一条线。

这十年，整体上是被《耶路撒冷》和《北上》瓜分了，两部小说的间隙，忙里偷闲出现了《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话》。而弥散在这四部作品之外的空白时间里，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打捞出来的，就是这本《北京西郊故事集》了。2011年末，身陷《耶路撒冷》写作中，漫无尽头的无望感迫切需要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来平衡，我决定写几个短篇小说垫垫底。岁末加上2012年春节，我跟往常一样去小泥湾，开始写在头脑里转了很久的几个短篇。2010年写过两个，《屋顶上》和《轮子是圆的》，后者写于美国。前者为中日青年作家论坛而作，遗憾的是，论坛召开时，我因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去了美国；后者写于爱荷华。那个时候就想着写一个短篇小说系列。我对系列小说一直怀有莫名的激情：因为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那几个小说是一家人，每一个小说都是其他小说的镜像，它们可以作互文式阅读；它们的关系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互文阅读之后它们能够产生核聚变般的威力。

这个短篇小说系列，主要人物是固定三四个年轻人，他们租住在北京西郊，题目就叫《北京西郊故事集》。《耶路撒冷》开始后，《故事集》就放下了。现在重新拾起来。那个岁末年初过得叫一个充实，两个月内写了四个短篇。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如果大雪封门》就是那时候写的。

有四个短篇垫底，又回到《耶路撒冷》。心心念念长篇一结束，再续西郊故事，没承想，下一篇已然到了2015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想不清楚。但对一个主要人物相对固定的小说系列，的确越写越难了。人物性格、事件发展、时间对位，限定越来越多，虚构的负担也越来越重。2015年写了两篇。最末一篇写完，已经是2017年底了。这个小说叫《兄弟》。

从2012年春节我就想写这个故事：一个人到北京来寻找另一个“自己”。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魔幻的“空中楼阁”。所以必须让这件匪夷所思的事充分地接地气，确保它是从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的花。断断续续想了多种方案，都说服不了自己。2017年底，北京所谓的“驱赶低端人口”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居住在北京西郊的朋友，因为没有暂住证，半夜里经常要东躲西藏。历时六年，《兄弟》终于找到它的物质外壳。我用三天写完了这个小说。

《兄弟》是第九个。当初想得美，十二个短篇，至少十个，一本集子就挺像样的。可是《兄弟》写完，实在写不动了。我决定再等等，没准勇气和灵感会像淘空的井水一样再蓄出来，蓄出一篇也好。

2018年过去，2019年也要结束了，苍井依旧空着。那就随缘。我把书稿发给责编陈玉成。耗了十年，也对得起它了。玉成问，书名还叫《北京西郊故事集》？我想了想，还叫。十年前筹划这个集子时，“故事集”还是个稀罕物，土得没人叫，十年后，叫“啥啥故事集”的漫山遍野。漫山遍野也叫；也算不忘初心。2019年末集子编辑完成，2020年初面世，结结实实的十年，一点折扣都没打。

徐则臣，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北上》《耶路撒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