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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作品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流传至今成为不朽经典；他追求自由与进步，虽两度被流放，依然初心不改；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却对中国心往神驰，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7—18世纪欧洲社会掀起了一股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追求的前沿时尚，“中国文化”成为哲学家思考的“上帝启示”，“中国艺术”成为上层社会享受的高雅情调。这股热潮在18世纪也传入了俄罗斯，在其影响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皇村修建了“中国村”。中国村里陈设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瓷器、陶器、玉器和山水画等艺术珍品，而在建筑风格上也处处体现中国元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各种园林景观随处可见。

1799年，普希金出生在俄国贵族家庭，童年时期母亲经常给他讲述外曾祖父的传奇故事，据普希金回忆：“彼得大帝驾崩以后，他（普希金外曾祖父）的命运改变了……被改授托博尔斯克驻军少校，并被派往西伯利亚，安排他去测量中国的长城。”这使童年时期的普希金就知道了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家。1811年，少年普希金来到皇村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就读，在此学习的6年时光中，耳濡目染，皇村中浓郁的中国风情使他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在他心目中形成了美好的中国印象。普希金从小跟随法国家庭教师学习法语，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坛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热情，从而使普希金读到了比常人更多的中国元素，这让他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更深的向往。

儿时的懵懂记忆加上身临其境的生活和学习体验，使得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喜爱日渐转变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真情实感。1813年普希金写下了其现存诗歌中最早的一首——《致娜塔利亚》，在给农奴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普希金有一句“懂礼的中国人”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品格的赞美和形象的认同。

1817年普希金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在此期间他被十二月党人所感染，他的创作风格也开始由抒情变为对沙皇专制的抨击和对农奴的同情以及对自由的歌颂。这导致了沙皇政府的不满。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部任职，同年普希金创作完成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诗中写道：“五月的风给醉人的原野吹来一阵又一阵的凉爽，而在深邃昏暗的树林中，黄莺在晃动的枝头歌唱。”在俄文原著中，普希金使用的是“中国夜莺”一词，全诗以大量的“中国画面”来表达他的思乡之情。

1825年，俄国新皇尼古拉一世登基，赦免了普希金。1826年，普希金得以回到莫斯科。如果说在青少年时代，普希金更多的是赞美中国，那么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便越来越渴望去看一看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国家。这段时间，普希金结识了俄国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作为传教士，他曾在北京留居14年。比丘林为普希金讲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并赠送给他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译著。这使得普希金脑海中的中国画面愈加生动清晰，他萌发了强烈的念头——到中国去！1829年，普希金在一首无题诗中第一次表达了访问中国的心声：“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朋友们，随便你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奉陪，不管是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边上，也不管是去人声鼎沸的巴黎市街……”

1830年，在得知他的朋友比丘林要再次跟随俄国访问团去往中国，普希金毫不犹豫地写信给当时仍在监视他的沙皇警察头子宾肯多夫，表达了他想访问中国的迫切愿望。普希金说：“在下暂未成婚，亦未担任公职，故欲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若此请不获俯允，则请求允许在下随同去中国之使团访问中国。”很快宾肯多夫向普希金转达了沙皇的旨意，拒绝了普希金的请求，并且再次将普希金流放到他父亲的领地监视居住。

1837年2月8日，为了捍卫其贵族的尊严，普希金与法国军官进行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决斗而遭到枪击。由此，俄国文坛耀眼的“太阳”带着对中国的憧憬和遗憾永远地沉落了。

尽管普希金到中国来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与中国的缘分却并没有中断。20世纪的头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进入了中国，随后他的第一部汉译作品《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在上海大宣书局出版，这成为俄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起点。其后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普希金的著作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