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一

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中，今天的复兴是以曾经的“兴”作为前提的。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中的“强盛”又如何才能有“实”可鉴、有“迹”可寻呢？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就在一些赓传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中。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云：“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诗经》和《离骚》是中国早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先秦时期的中华文明和历史行脚均在其中钤刻下了鲜明而清晰的印痕，直如《击壤歌》艺术地表达了小康生活的缘起，《南风歌》质朴地称颂了成汤圣哲的英明，《周南》所讴歌的是文王的隆恩盛德。尽管《诗经》所涵融的诗作大多篇幅短小、章句简洁，但却足以勾勒先秦时期的社会绎变脉络与民情政治走向，以致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将其所勾勒的时代轨迹与社会风情作为认定和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有力依据，真乃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在先秦时代，除了诗骚创作风起云涌，更有各种思想理论和精神华采层出不穷、纷繁面世，直使中华大地一举成为世界文明的孳衍之源与荟萃之薮，于《诗经》《离骚》之外，更有《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山海经》《易》《礼》《春秋》等纷至沓来。自此而始，以文艺创作为脉动和主体的文化与文明之高岚深渊一直躜躜而行、骎骎不息，从《左传》《史记》《淮南子》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从唐诗、宋词到元杂剧，从明清章回体小说到晚清谴责文学的出现，都是以文艺观照社会、感应时代，与国脉世运同频共振、为社情世态稽史铭心，并在这个过程中用诗和哲理共担当、以情与笔墨相交融的文化范式为我们创作和贻留下了诸多精品力作、史诗佳构，使我们得以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巨大辉煌，以及近代以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痛苦经历，由此而从思想高位和精神深处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复兴意识，从灵魂内蕴上鼓舞士气、踔厉精神，唤醒和激扬国人的民族自省自强意识，进而同心勠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骎骎而进、蒸蒸日上，以加速度和大步幅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发进取。

在这个过程中，文艺作品所发挥的认识作用、启迪作用和激励鼓舞作用，常常是具体的、巨大的、触及情感枢要与直达心灵深处的。在唐诗和《霓裳羽衣舞》以及龙门石雕中我们所感悟到的，是开阔的大唐气度与繁懋的贞观、开元盛世。当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诗作而名世的文天祥，面对忽必烈以宰相之高位相许时，所得到的回答却是：“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当史可法在寡不敌众情况下城破被俘，面对清军统帅多铎以高官厚禄相许的反复劝降，他的回答却是：“我中国男儿，岂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在诸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之类的文艺作品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正是中华民族之“兴”“强”“盛”的勇气、浩气、志气和骨气。

对于泱泱5000年中华文明而言，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实证，文艺创作更以其自身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存在而成为了虽经岁月淘洗而仍旧能昭然于世的永恒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举凡具有先进思想、坚实内容和优美形式的文艺作品，都总是与时代和社会同频，与革命和改革同步的。这是文艺创作的自然传习，更是历史和社会的必然走向。因为一切内容和形式的文艺创作，在本质上都是要通过艺术形式和审美途径而对社会和人加以典型化的反映与形象化的钤刻。而在感知人生况味与触摸历史底蕴的同时，不仅获得了对这一切的深刻知解，而且更运用艺术形式和美学方法对之加以集中、提炼、描绘、形容，且以此为砥，进而对生活、时代、社会、人生留下深深的美学印痕和不泯的文化记忆。这印痕和记忆不仅会成为历史的永恒，而且会因其所赋有的灵动形象和艺术魅力而得以广泛流传、长久积淀，乃至成为代代赓续、人人共享的艺术瑰宝与精神标识。

二

《周易》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则豪情满怀地直抒心迹：“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这磅礡之力，这广阔舞台，这历史底蕴，这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与必胜信念，既来源于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所创造、积累的丰厚文化养分，又表现在自新中国成立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70年来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之中。70年，再算上此前为成立新中国而流血奋斗的28年，叠加在一起也不过98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对于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来说，却是个改天换地的大飞跃。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文艺创作及其在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优秀文艺作品，不仅形象化艺术化地表达和记录了这一切，而且通过审美途径和渲濡效应而为人们输入了浓挚而强烈的时代精神，直使人们在深切感应和聆听时代精神、生活节奏、改革韵律和发展跫音的过程中，不仅深切地洞见了革命和改革的本质，而且清晰地烛知了历史和时代所担当的使命，特别是在这一光辉而严峻的战斗历程中，全党、全国和每一个华夏子民所肩负的任务和要奔赴的目标：都总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即在2020年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于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文艺作品中清晰地加以观览，而且更可以在观览过程中得到深刻的感悟，受到巨大的启迪，撷获强有力的激励与鼓舞。特别是当中国文艺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纲、为魂、为芯而不断强化脚力、放大眼力、激扬笔力、丰盈脑力，面对全球宣讲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诠释中国理念、强化中国信心的过程中，更使中国文艺面对全球受众而尤为魅力大增、光彩灼灼。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温情画面与友谊触手，更是展现中国风貌的诗的篇章与情的呼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诸多既具有刚性，又赋有柔情的中国故事，不但极大地激扬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进取精神，而且也使全世界的和目光随着娓娓动听的中国故事而不断地向着华夏大地聚焦。

三

70年来，具有标识性和时代感的优秀作品，足以构成辽阔的艺术长廊和辉煌的精神圣殿。以长篇小说而论，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数量逐年都在激增。迄今，仅纸质印制的新作品每年都在5000部以上，如若算上网络作品，那就更是海量了。而在前17年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总量虽只有263部之多，但其中称得上史诗性、标志性的作品却广为传诵，影响深远，有口皆碑。如以革命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保卫延安》《铜墙铁壁》《红日》《逐鹿中原》《平原烈火》《敌后武工队》《阳光灿烂照天山》《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我们播种爱情》等，又如以地下斗争、土地革命、社会变革以及共产党人在飙风烈火中战斗成长、奋发进取为题材的《暴风骤雨》《红旗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苦菜花》《风云初纪》《青春之歌》《金色的群峰》《新儿女英雄传》等，再如以城市改造、工业发展、农村变迁和商业合营为题材的《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火车头》《上海的早晨》《春风化雨》《护士日记》《运河的桨声》《在和平的日子里》等。此间，特别是以农村发展变化和农业合作化为背景和题材的《三里湾》《柳林前传》《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汾水长流》等，更著艺术功力，更具思想深度，也更有形象感和影响力。这些作品不仅以史诗性的笔触和立体化的架构描绘了处于生活激流中的时代变迁，更在深度钩稽生活内质和钤印精神底蕴的过程中，用多彩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了时代和生活在发生巨大变迁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发展印痕与心灵轨迹。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一系列富有生命活力与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不期然地成为了文学的永恒，如江姐、娟子、改霞、“常有理”、邓秀梅，又如杨子荣、卢嘉川、梁生宝、刘雨生、朱老忠、周大勇，再如金环、银环、杨晓冬、周炳、严志和、春兰、老孙头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形象不仅富于思想张力和艺术魅力，而且深度钤刻和涵融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时代的斡转动迁，并因此而使之成为高度聚焦的“共名”和大众学习的榜样，如江姐、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周大勇等形象，均已深深地镌刻在了读者的心灵深处，成为终生的榜样，从而通过他们使文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更使文学的魅力成为艺术的永恒。

如果说小说是以讲故事见长和写人物为“旨”，那么，诗和散文就是以抒发挚情和勾勒意境为“的”了。同样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劲旅，诗和散文创作在17年中不仅佳作纷呈，而且队伍壮阔。以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李瑛等为代表的诗人劲旅和以杨朔、秦牧、刘白羽、魏巍等为主体的散文集群，不仅境界高卓、思绪懿美，而且以其出神入化之笔直薄诗与散文创作的高岚绝巘，这不仅使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了文学的永恒，也为后续的创作开拓了蹊径，树立了榜样。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回延安》《放声歌唱》《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李季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再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雪浪花》，秦牧的《花城》《社稷坛抒情》等。这些作品虽然各自的题材内容不同、风格体裁不同、表现形式不同、韵味情愫不同，但其高度相同的则是体裁新颖、内容刚健、思想庄尚、精神昂扬，各自在施展艺术个性和充分彰显忠耿情怀的过程中，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贞与至情至义，并由此生发出一种强烈和巨大的感人力量，诚如臧克家在评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时所说：“诗人以个人为主角，用情感的金线绣出了党的雄伟强大，绣出了祖国土地的壮丽辽阔，绣出了新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英雄形象，绣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远景……”应该说，这样的评析不啻是对以贺敬之、刘白羽为代表的所有诗歌和散文创作之特征与特质的高度概括，因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所体现和凸显的文艺的使命、创作的规律和艺术的真谛所确证的，正是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而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也只有以其自身的全部情愫和满腔赤忱鼎力实现与国脉世运同频共振，才能更全面、更充分、更有力地完成文艺的使命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这是规律，这是法则。任何艺术生成、任何文学创造、任何思想与精神表达，都必须遵循这规律、践行这法则，并在这种遵循和践行中实现自己的愿景，彰显自身的价值。对于此，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不仅有着高度的自觉，而且更敛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

新时期是新中国70年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创举，就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和不断深化，创新发展的拓异攻坚与硕果累累。正因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所以，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不仅架构宏伟、视界开阔，而且认知多向、思想活跃，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审美视野中皆极为有效地实现了中国文艺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在借鉴与融合域外文艺新成果、新形态、新理念、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地为新时期中国文艺注入活力与魅力，其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现实生活基础上不仅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与美学元素，而且不同程度地使之实现了融合，从而在拓展和延伸中国文艺之题旨范围与思想幅度的同时，更为中国文艺引入了新的表现形式与新的创作方法，致其在守成中得以突破，在继承中实现发展，从而使中国文艺让读者在熟悉中感到了陌生，在亲切中觉出了异样，在习惯中咂出了深味，以至成为广大读者熟悉的“陌生人”和亲昵的“异样者”，其所体现出的本质内涵，就是在继承中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坚守中进行了大的跨越，在汲取、淬炼与抟铸中将新时期中国文艺引向更为开阔、广袤、新颖的美学旷野。

伤痕文学大潮在新时期文坛上捷足先登，进而掀起了以文艺创作检索十年“文革”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情愫中所钤刻下的烙印与痕迹，其中既有深深的反思，又有殷殷的期待，并在这整个过程中无不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呼唤和对新时代的冀望，而这种期待和冀望所结出的精神硕果和所开出的艺术花朵，则集中体现在刘心武以《班主任》对反思文学的营构、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对改革文学的勃兴、徐迟以《哥德巴赫猜想》对报告文学的建构、雷抒雁以《小草在歌唱》对诗歌创作的思想提升与境界开拓。而也正是在这一文学新开拓的鼎力实现过程中，柯岩、周梅森等人的电视剧创作和张藜、石祥、龚爱书、刘毅然、韩静霆、晓光、乔羽、蒋开儒、王久平等人所创作的新时代之歌，就更是走红荧屏、唱响大江南北，特别是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人间正道》《渴望》以及歌曲《十五的月亮》《走进新时代》《江山》《走在小康路上》《乘风破浪再出发》《信仰》《不忘初心》《看山看水看中国》《我们都是追梦人》等，更是红遍大地、深入人心，不仅唱红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激扬了筑梦追梦的中国人，以至成为人人挂在嘴上、家家引入厅堂的中国最强音。

四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必然要从哪里起步。这是一个开拓与探求的过程，这更是一个提升与进取的征途。而文艺的责任和使命，则正在于以艺术的方式通过审美途径而对这一过程进行哲理性的表达和诗意化的叙述，并因此使文艺成为时代变革的史诗与社会前进的跫音，小说创作则必然要成为这史诗和跫音的重要美学呈现与强大艺术凝聚。因为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性、形象性及其腾挪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丰睿宏阔的社会情境，不仅涵孕着这样的包容性，而且秉具着这样的承载力。正由于这些小说所涵载的社会信息量和思想包容性极其广阔而丰富，所以才成为了历史前进的艺术碑碣与社会发展的美学刻度，并为尔后各种形式的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蓝本与渊源。而在艺术形式和审美手段日趋多样、丰富的当今社会，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张力和魅力，更得到了空前的卓升与放大。唯其如此，小说创作的丰与歉、优与劣，就常常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峰值与精神标帜。而自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所呈现的大趋势和新风貌就基本可以用队伍大、产量高、题材广、形式新来概括。在前17年中，虽然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长、中、短篇小说，但其中就连最为彪炳时势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才总共只有200余部，可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却从开初时的每年出版几十部、几百部，径直增长为每年出版1000部、2000部、3000部、4000部。迄今，已经是连续多年每年都出版5000部以上了。这其中，虽然像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那样长期扎根基层，深入生活，坚持“慢工出细活”“精品唯至上”的作者越来越难寻觅，但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者却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如此这般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创作量和出版量的快速激增。尽管此中也时有佳作颖出，但在总体上则显然还存在着“量”与“质”的些许失衡。此中，火候深、功力足、影响大、传播广的长篇小说，就包括《新星》《蹉跎岁月》《抉择》《马桥词典》《尘埃落定》《突出重围》《历史的天空》《亮剑》《茶人三部曲》《沉重的翅膀》《东藏记》《浴血罗霄》《日出东方》《省委书记》《狼图腾》《藏獒》《暗算》《秦腔》《笨花》《水乳大地》《额尔古纳河右岸》《雪城》《穆斯林的葬礼》《我是我的神》《推拿》《大江东去》《湖光山色》《天行者》《黄雀记》《繁花》《焦裕禄》《我的丁一之旅》《装台》《九月寓言》《草房子》《三体》等等。仅仅从这些长篇小说的书名篇目中即可强烈地体悟到其对社会变革的感应和对时代发展的摹写不仅是大幅度的，而且是深层次的，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情境和心路、世景和人性等，都从或一角度艺术地表现和反映了新时期的人情世态与社会风貌，特别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开拓进取、筑梦追梦在生活的底层和人性的深处所激起的层层浪花、所掀起的层层波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激扬和凸显的奋斗精神与绮丽理想，就都从这些小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如《沉重的翅膀》《省委书记》，又如《抉择》《中国制造》等，就是直面矛盾冲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勇于和善于通过表现改革的激情和力量而使社会矛盾在转移中得以消敉，从破解中实现升华，从而不但在矛盾冲突中为生活平添了亮色，为时代赋予了激情，为人性赋予了善意，而且更从大轮廓和深层次上勾勒出了改革时代的五彩斑斓与前进人群，从而在给人以激情与信念的同时，更使人从中膺获了大时代的崇高品位与新生活的无限美好。在这个过程中，尤以出自路遥笔下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最具代表性，最有感染力。何以如此？何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写出了生活与时代的深邃和厚重，而且写出了作为生活与时代之动能与主体的“人”的进取性与创造力。如果说《人生》是以文学的魅力阐释了生活的玄奥，那么，《平凡的世界》则是用文学的燧石点燃了人性的烽火，更进而从貌似平凡的生活中淬炼出了世界的本质特征和人性的内生动力，这便是在孙少平、孙少安等平凡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极不平凡的崇高理想与进取精神。诚然，他们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却始终充满信心和鼓足勇气要干出不平凡的事业、闯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与大世界，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使平凡的世界变得不平凡，平常的生活变得充满激情、诗意与魅力，从而使新时期文学得以豁然跳出伤痕、反思、寻根、现代主义和纷至沓来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的窠臼，进而重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文学格局与新创作路径。确乎，以《平凡的世界》为标志的文学重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次具有本质意义的突破，而且更是一次楔入精神内蕴的升华。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身就永远是一条波澜壮阔、潜力巨大、风光无限的大江大河，始终都在流变、淘漉、融会与洗练中爆发着无穷的激情，彰显着无尽的魅力、呈现着无限的风光，创造着无涯的奇迹，而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则正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流澎湃之中以新而美的姿容与如诗如画般地印证着文艺与国脉世运同频共振，体现着文艺对改革发展的强力驱动。

此间，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就更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其作者队伍和作品数量以及受众人数，都是呈几何式增长的。迄至2018年，我国网络文学在经过24年的发展历程后，其作品总量已超过2400万部，其读者规模已多达4.3亿人。其间，更有一些网络小说屡获各种文学奖项，像《散落星河的记忆》《网络英雄传2：引力场》《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就荣登2019年“年度中国好书”榜；而《遍地狼烟》《网络英雄传》，则摘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至于《大江东去》《蒙面之城》，更是在荣膺“五个一工程”奖的同时还斩获了“老舍文学奖”。特别是作为网络文学大咖的唐家三少更以年进1.2亿元版税收入而五度蝉联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并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他以日均更新8000字的创作量成为黏性最大的网络作家，且因此而进身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凡此种种，不仅表明文艺的创作方式在变化，而且更说明读者对文艺的感应方式和接受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此乃生活使然，时代使然。我们的文艺创作不但要服从和适应这种变化，而且尤其要驾御和驱动这种变化，并在变化中求创新，在创新中谋发展。

变化不仅是事物的常态，而且是事物走向丰赡的必经之路与内生动力。然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来讲，这种“变”只是形式和方法的演化与丰富，而其所秉具的内涵、本质、法则和规律，即人民性、时代性、先进性、历史感、现实感、使命感和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与大力弘扬，则是永远也不会变和不能变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强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