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登文坛不久，王安忆就展现出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在伤痕、反思、寻根文学潮流中她一路前行，创作了《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和“三恋”等代表性作品，是公认的实力派小说家。但在寻求自我更新和创作转型的过程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关口上，王安忆遇到了对于她非常重要的作家张爱玲。

王安忆的张爱玲评论

王安忆第一次在文章中公开谈论张爱玲，是写于1995年5月25日的《寻找苏青》一文。文章是在比较两位女作家的差别中来说张爱玲的：苏青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对“上海”的追忆热中再次登场的，像是一个怀旧浪潮中的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苏青容易被接受的只是她的表面文章，例如一些生活的细节，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公寓阳台上望得见的街景，夹着脂粉气油酱气等等。与苏青的“近”相比，张爱玲“却是远着的”，“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从这段话可知，王安忆对张爱玲作品显然不止一次读，从她的观察之深刻、体悟之彻底来看，对张爱玲她是相当熟悉的，其中还包含着一种惺惺相惜的知情、体贴和理解。

不过，王安忆全面解读张爱玲要在2000年以后了。2000年8月，她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世俗张爱玲》的演讲。她针对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从世俗和虚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位作家的思想和文学世界。凡是熟悉王安忆在地域视角这个节点上发生重要转型的人都知道，张爱玲思想和文学的这两个着力点恰恰也是对王安忆创作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学资源。

在这个演讲中，王安忆分析了张爱玲散文中世俗世界的构成、特征和表现。首先她表示：我在她散文作品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世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但王安忆强调：“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生态，有体贴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

第二，她从张爱玲的小说里发现了“虚无”二字，指出张爱玲虽热爱世俗生活，却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王安忆说：“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她还有点厌恶地指出：“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然而有意思的是，因为张爱玲不相信可以救赎，所以她写小说时“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自己反而藏身于作品背后。她接着以几篇具体作品为对象，深入分析了张爱玲的“虚无观”。她指出：“《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又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做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王安忆没有停留在对张爱玲小说艺术表面的欣赏上，她目光如炬，又极为犀利，从这“内部虚无”与“外部世界”的反差关系中，发现了这位杰出女作家小说叙述的“辩证法”：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

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

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对张爱玲资源的再激活

到了2001年，王安忆在接受刘金冬的采访时再次谈到了张爱玲。当刘金冬说到“很多人将你的小说与张爱玲的对照起来看，我也是”的时候，王安忆明确说道：“我觉得有像的地方，但不是像到那种程度。像是因为有两点：一是都写了上海，这容易使人想到我和张爱玲的关系；另一方面，都写实，在手法上，也使人把我们联系起来。而我个人最欣赏张爱玲的就是她的世俗性。欲望是一种知识分子理论化的说法，其实世俗说法就是人还想过得好一点，比现状好一点，就是一寸一寸地看。上海的市民看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积极的，看一寸走一寸，结果也真走得蛮远。”但若说张爱玲对她的影响很大，王安忆也不以为然。当刘金冬再问她“从评论可以知道，你对张爱玲有自己的看法”时，她肯定地回应：“我对张爱玲的看法不是不好，只是觉得没有像众人说得那样好。”可见，张爱玲的小说不过是她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添加剂、一个启发点，而并非全部。因为她早已形成了自己创作的路线，有自己小说的轨道，小说写作的逻辑。或者说，她与上海的关系，与张爱玲和上海的关系，无论在历史年头、个人情境和经验上都是差别很大的。

王安忆对自己与张爱玲的关系的解释是完全能够成立的。并且在她的解释中，我们隐约看到了王安忆与中国现代文学资源之间——通过张爱玲这个资源——建立的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寻找苏青”就不单纯是在谈论苏青和张爱玲这两位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而是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之交时期的王安忆，需要借助清理和反思这一份宝贵的文学资源，来重申自己已经走过的十余年的文学道路。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认为理解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资源有以下几层关系：第一，王安忆不是借助张爱玲文学资源才成就了其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绩的，在那之前，她已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有实力和最具艺术独特性的作家之一，张爱玲资源作为发酵因素，对她后来构筑关于上海的“文学世界”，形成极富个人性的地域视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王安忆自己的文学储备和经验，与张爱玲文学资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不光因为她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不同的家庭出身，而且也由于她们所处的文学史场域不尽相同。例如，张爱玲是生活在衰落腐败的大家庭的，她生活的圈子也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这决定了她看世界、看人生和看文学的眼光；而王安忆生活在新中国大上海的一个军转家庭，在其人生成长期，又转道安徽淮北农村、江苏苏北小城，在时代的颠簸浮沉中，经历了社会的大变局。因此她看中国、看社会和看人生就比早年的张爱玲深阔。正是这种人生经历的差异性，造就了她看张氏小说及其文学资源的差异性和陌生化效果，也是在这种差异性当中，她对自己有了非常清楚的文学史定位；第三，张爱玲小说艺术的“辩证法”和写作方式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尤其是她写上海的小说中，甚至也局部地影响到她的小说观，产生了烙有王安忆个人印记的“小说辩证法”：“她写的那些女性是我所不熟悉的，我很难说。我听说有人将《倾城之恋》和我的《香港的情与爱》作了比较，好像有点像。”不过，“逢佳始终没有到背水一战的地步”，“我始终给我的人物留有余地。李主任死的时候，我会给王琦瑶留金条，我不喜欢将女人逼到走投无路，这样就不好看了，就没故事了”。这种深有体会的话语里，确实有一点点张爱玲小说辩证法的影子。

显然，张爱玲关于上海人世俗性的认知已成为王安忆上海地域视角的重要着力点，但她没有也尽力回避了张爱玲那种深刻的个人虚无感。例如在《米尼》等小说中，王安忆是从作品人物与外部思潮之间关系的角度理解她们身上的世俗性的，她不像张爱玲把个人虚无感带入她们性格的世界，而是理智地控制着这一进程，把这性格世界的形成归结为上海地域性所酿造的结果。起根本作用的，并非一次偶遇所理出的命运红线，而是上海人的世俗性在支配着米尼。因为米尼作为知青，返城后面临失业，与阿婆关系的紧张逼着她“无路可走”，离家出走与阿康结婚就成为她必然的选择。在我们看来，不是小说中米尼与阿康的关系在刻画她的命运，反而是上海人的“现实性”也即世俗性，成为刻画她命运的一个逻辑。王安忆替米尼算了一本家务账：“每次回家，阿婆都先要与她算一笔细账：她在家的期间应按什么标准交纳饭钱；而她带回家的土产，又应按什么价格销售给家里，这两项再作一个减法。米尼常常想在计算上使个计谋，或多进一位或少进一位，可是阿婆越来越精于计算，她的阴谋很难得逞。”小说中小芳爸爸的一席话是对上海人世俗逻辑的最好注脚：“第一是保牢自己的人，第二是保牢钱。人是鱼，钱就是水。有了水，鱼活了；有了鱼，水也活了。”与其说米尼与小芳爸爸想到了一起，不如说上海人都想到了一块儿。对上海而言，资本堆积的历史就是一部金钱史。上海人浓厚的世俗性恰恰就是这种生存环境塑造的。

不仅是王安忆对张爱玲的评价和认识，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所创作的小说中某些故事想象逻辑、叙述方式和行文风格的转变，也都或多或少地看得出张爱玲文学资源的成分。但这又并不表明，王安忆的创作就是张爱玲在90年代的翻版。正如前文谈到的，一方面她们是不同时代的上海人，另一方面她们的身世、经历和人生养成也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王安忆在“遭遇”张爱玲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并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了。“张爱玲”这一因素，不过是给她小说创作的地域视角注入了新活力，产生了一种新动力。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她“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