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

——契诃夫《我的一生》

我下午早些时候就离开了家，因为约定的拜访时间是晚饭后，我先去了一家咖啡馆。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又在城里大大小小的路上走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清静点儿的街道。过去，沿着某条笔直的大街走到尽头，就能走到一个安静些的地方，房子越来越稀疏，行人也越来越少，周围的风景会渐渐呈现出一种田园的风味：这里一片树林，那里一块田地，还有细小的水渠从路边流过……

在我过去的想象中，我们是在位于县城西面、临近城乡交界处的那所平房里见面的。那是她的家，一米高的矮砖墙，从墙外可以看见刷成白色的、样式简陋的三间平房。想象中我们见面的另一个地方是我曾经的家，那栋被称为“县长楼”的两层小楼，更确切地说是在这栋楼的一楼客厅里——我们那天下午不欢而散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一直是那天下午的样子：空荡荡、冷飕飕，她穿着一条白裙子，站在光线阴暗的背景前面。这就像一张镌刻在我脑海里的旧照片。

多年以后，还在年少时熟悉的地方再聚，这注定只会存在于想象中。这两个地方如今都已不存在了。我想起通往她家的那条柏油路两边开满紫红色花的楝树。过去，我和史涛经常在那条东西向的路上骑车狂奔。那时小城里有各种各样的树，在不同时节开着不同的花：白色的槐花、粉紫的桐花、紫红色的楝花。人在清晨醒来时常常闻到一股花香味儿，而黄昏向黑夜过渡的那段时间是花树的香味最浓郁的时候，一切仿佛都笼罩在带有草药味儿的、微微发苦的香气中。在路的一侧还有小块的农田和郊区居民的自建房，这样的景色也让我觉得温暖、清新，一切和她相关的东西对我来说仿佛都有了另一种意义。如今，这地方已经是城内的一部分，取代菜地和民房的是商铺林立的大街和密集的商品住宅楼。至于我们家曾住的那栋米黄色的小楼，它本来就是公家的房子，大概十多年前就拆毁了。县委已搬去城南开发区，新大院气派得如同白宫。当然，这都和我父亲无关了。他早已经退休，现在是个因糖尿病、骨质增生而受折磨的老人。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他，而过去认识的人也未必会理睬他。

与我想象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重逢之前，我穿过一条两边挂着“七匹狼”“南极人”等花花绿绿店铺招牌的商业街，又经过一个到处是闲逛闲坐的人、花坛里不像样子地种着几棵蒙着厚厚灰尘的冬青和月季的广场，找到广场斜对面一条被拆了半边的巷子，巷子尽头是她住的那栋教师家属楼——一栋五层楼房，外面砌着一层青灰色的碎石子。这一路没有半点我熟悉的东西，它不仅无法和我往昔的印象有丝毫的交汇、重叠，还形成一种痛苦的干扰。还有一点儿时间，我掉头往回走，回到车流、人流混杂的大街上。

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应该是晚饭后华灯初上的时候，过去，这是个空气里弥漫着芳香、天空中色彩奇异、静谧美好的时候。现在，俗艳的装饰彩灯亮起来，照亮那些花俏而粗糙的建筑，白日的废气、喧嚣仿佛都往下沉，空气中的浊臭比任何时候都重。我朝这条街的尽头望过去，猜想它过去是个什么地方。很可能街口处就是原来那片树林，与她家的房子相隔着一片菜地。从她家门前望这片浓绿的槐树林，感觉它总在一片水洇洇的雾里。我觉得它很美，但同时也是再普通不过的风景。有时候我们去她家，如果她不在或是不方便出门，我和史涛就骑车顺着菜地中间那条土路到树林里去。我们躺在草地上闲聊、仰望被大树树枝分割成小块儿的天空，消磨着漫长的光阴。那时候我们眼前有那么多的光阴，仿佛永远耗之不尽。透过大树黑褐色的躯干，我可以看见那个平淡无奇的房子。对我来说，奇特的是就在这一带荒凉的城郊，在一个土里土气的平房里，有这么一个女孩儿生活着。

她父亲是工人，母亲是郊区农民，从他们身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任何和她相似的地方。她仿佛从周围的事物——她居住的平房、她的父母兄姊、他们家散养在院子里的几只鸡，她家门口那棵石榴树，夏天里在平房房顶上摆成一排的、她母亲晒酱豆的坛子——中全然地剥离出来。偶尔，我们被获准进入她和姐姐两个人住的小房间（三间平房里左边那间）。房间的墙壁白里带灰，如果你不小心倚靠到墙上衣服就会沾上墙灰。因此，床里侧的墙壁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布的颜色和图案却很别致，有点儿抽象，有点儿阿拉伯风格。她告诉我们那块布是她姥姥手织的。布的上方，贴着一些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照片，林青霞、张曼玉、王祖贤、蓝洁瑛……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她让我们俩坐在床上，她自己坐在椅子上。一个寒素的房间，但毕竟是女孩儿的房间，洁净，有一股温暖和生气。

时间差不多了，我原路返回。我站在家属楼外面一道刷成蓝色的铁门前，犹豫了一下，试着推大门中间的一扇小门，发现它并没有锁。我走进去。楼道外面是一个拱形门洞，里头很暗，楼梯下停着三四辆自行车和电动车。我想，这就是他们俩生活的地方。

我从小就不擅于画画儿，知道自己完全没有画画儿的天赋。但过去的某段时间，如果手头碰巧有张空白的纸，我会在纸上反复地、几乎是无意识地画三个小人儿：她、史涛和我。这是我画得最多的一幅画儿。画完，就把它揉成一团，撕碎，随手抛在某个陌生地方的垃圾桶里。当然，我画的画儿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本人，也许，只有她的头发像她，只有那张嘴巴像我，至于史涛，我画不出他的任何特点。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男孩儿。我当初和他做朋友，只是因为他在初中二年级碰巧和我同桌，而他为人老实，学习也不错，多多少少崇拜我，羡慕我的生活。我们后来上了同一所高中，一连三年，我们都在同一个班。史涛很乖巧，他和我的家庭也走得很近，我父母都喜欢他。最可笑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当时可能和我爱着同一个人……这故事听上去老套、幼稚，但事实即是如此。

高中时，会有其他学校甚至社会上的人等在学校门口，为了看一所学校里美丽的女孩儿，当这些女孩儿经过的时候，他们会起哄、吹口哨，她就是这些美丽的女孩儿中的一个。但她始终不是很多人追的女孩儿，“甜蜜”“温柔”“文静”，这些我们中学时代用来形容可爱女孩儿的词用在她身上都不合适。她不乏欢笑和热情，但她的热情也是干干爽爽的，没有暧昧或缠绵可言。我和她高一认识不久，她就坦荡随便地对待我，要求我把她当成一个兄弟来对待，而不要把她当成一个女孩儿来对待，说她不需要男生让着她、保护她。她就是这样，有时会突然说出一些直率得惊人的话，似乎她渴望把真实的自己全然展露在你面前；有时却又过于自持，甚至古板、固执，似乎她那颗心永远不要别人看透。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流言传出来，说她已经和我好了，她是我们家的未来儿媳……我们俩从未提起这流言，当然，我也没有在别人面前否认过它。它对我来说甚至有些甜蜜的意味。但结果并不怎么好，我隐隐感觉到，她开始避免和我单独在一起，所以，史涛成了一个必要的“第三者”，避免我和她单独相处的尴尬。可我从未把史涛当成情敌。后来，当我得知他们俩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史涛？那个平庸、其貌不扬的男孩儿？对我来说，这像是个极大的讽刺。

好几年里，一连串费解的问题折磨着我：为什么我会被拒绝？他们是在我们三个经常一起时就有了隐瞒着我的恋情（而那恋情成了她最后拒绝我的真正原因）还是在我们上大学以后开始交往的？……我的问题慢慢在流年中沉寂下去，但它仍是我不愿去触碰的一件事，它是我的耻辱，是一根扎在记忆深处的刺。大学毕业后我就出国了，差不多二十年里，我再也没有和他们联系。这看起来也合情合理：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生活、事业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很多事并非如你计划那样，你以为可以这样隐匿下去，可有一天，微信却把你和她、和他们又拉到了一起。然后呢，你发现你极力避开的人其实是你多么想再见一面的人，于是，你放下多年的克制……和过去一样，我这个骄傲的人在她面前却没有任何骄傲可言。

她的家在五楼，这栋家属楼的顶层。没有电梯，走进昏暗的楼道，我听见从某户人家传来的电视机的噪声。会是他们吗？每天晚饭后看看电视，聊聊柴米油盐，辅导孩子的功课，这是她现在的日常吗？而在我眼里，她曾经是那么不同寻常。她直爽、骄傲，总是显得比我成熟。而且，她对我从不比对别人高看一眼。史涛则不一样，他喜欢我邀请他到我家里做客，他让我对我母亲说留他在我家过夜，我也听到过他对人描述我家的家具摆设、各式各样的灯，我们的爱华音响，我的吉他、随身听，我们吃饭时喝的易拉罐饮料，一盒盒的外国巧克力……显然，他喜欢这一切，以和领导的儿子结交为荣。但对于史涛所艳羡的我的家庭，我住的地方，我的一切新潮东西，她却仿佛无动于衷。她这种淡漠反倒让我感到，在她面前去炫耀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只会显得又蠢又俗。

我母亲察觉到了什么。有时我邀请她和史涛到我们家玩儿，母亲就尽力挽留他们在家里吃饭。而我感觉到我母亲请她留下吃饭只是为了观察她，母亲斜着眼悄悄打量她的眼光让我感到害臊。她倒像是没有察觉，自然而然，既不羞怯，也不显得过度热情。连我母亲也承认她是个举止大方的姑娘，却并不因此喜欢她。照我母亲的判断，这种家庭的女孩儿有得体的举止叫人很难相信，说明这姑娘其实很有心机。她这个势利的判断让我气恼，我们为此吵过不止一次。“难道你还真喜欢上她了？”母亲最后总会大惊小怪地问。我当然不承认，在那时候，承认自己爱谁简直是种羞耻。

但势利的人远不止我母亲一个，在我们那地方，势利基本上是一种习气。高二时，我们班主任做过一件明显对她不公的事，那件事本身当然让人气愤，却又意外地给我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回忆。那年初冬，我们学校举办建校×周年庆典。庆典当天，我们都得穿着校服以班级为单位从大操场上列队走过，模仿部队的阅兵式。为此，我们开始早晚训练，每个班里都挑出一个女生做领队旗手，这个女生无一例外的都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我们班的旗手是她。训练了将近两周后，某天早上，刚要开始训练时，班主任突然把她调换下来，让另一个女生替代。而我们都知道，这个女生的父亲是某局领导。小地方人对特权的谄媚就是到了这么滑稽的程度。我记得当时她平静地把旗子拿给那个女孩儿，然后就站在一边，拒绝归队训练。全班的人都看着这尴尬的一幕，我为她感到屈辱、痛苦。我想，如果班主任敢训斥她、强迫她，我就立即站出来。但他大概自知理亏，涨红着脸，低声而急迫地劝说她。她只是冷漠而倔强地看着他。突然，她转身走了，她边走边摘下她戴着的旗手袖套和白手套，把它们扔在身后。她的背影充满了对她所遭遇的不公、对身后这个势利之徒和一群无聊围观者的轻蔑。那个孤独的身影在我心里催生出许多复杂的情绪：尊敬、欣赏、怜爱……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是个旁观者，我也离开队伍，快步追上她。我听见班主任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们俩的名字，在同学们发出的哄闹声中，我们一起走出校园。

我们出了学校大门向右走，走过学校围墙的拐角处，朝后面田野和村庄的方向走。刚开始，我们俩似乎还处于一种激动的情绪中，谁也不说话。但周围的一切我都强烈地感受到了。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初冬早晨，空气清冽澄澈，到处都凉丝丝的，但并不寒冷，田野上、远处树林的边缘，都浮着一层奶白色的薄雾，还未完全凋谢的草叶上覆盖着薄薄的白霜，在初升的光线里闪着晶莹的光。

我们已经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学校的后围墙渐渐显得低矮、模糊了。

她说：“你不用跟我一起走的，你又何必因为我得罪老师呢？”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得罪那个小人。”

“你当然不怕他，他敢对你怎么样呢？他只会欺负我。”她说。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

她那双亮眼睛这时直视着我：“谢谢你。不过，我不是和你说过，我不用你保护我。”

我没再说什么。我想，真是个不领情的怪女孩儿。

停一会儿，她问我：“你说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别人可能误会，以为我想当旗手。我一点儿也不想争那个旗手，我只是觉得他这么做太欺负人了。”

“你当然做得对。”我说。

“哦，你觉得对那就是对了。”她说着，转过头对我笑一下。

从她笑的样子、她的声音里，我感到她是喜欢我陪着她走的。

又走了一段路，她突然调皮地看着我说：“我猜等我们俩回去，那个家伙会再把旗手让给我的。你猜呢？”

“我不知道……你觉得他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不是不是，”她打断我说，“因为他发觉要讨好局长的女儿，却惹了县长的儿子，他现在肯定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呢……”说完，她自己也忍不住发笑。她看起来心情好多了。而后来事实证明，她的猜测是对的。

那条窄小的柏油路中途变成了土路，分出一条向左的岔道，岔道沿着一条灌溉渠向前延伸，通到一片树林中去，林子后面是贾鲁河。晨雾还没有散去，一缕缕的，远远看过去，树林像是缠着白色的绸带。我们拐上岔道，往河边走去。小路很窄，我走在靠灌溉渠的一边，渠里没有水，堆着枯枝和落叶。就在我们斜前方，靠近树林的边缘，有一片不知在修建什么的小工地，工地上支着一个墨绿色的帐篷，帐篷旁边有几个工人大概在做早饭，一柱白色的孤烟笔直伸向空中。在白烟即将消散的地方，在高高的林梢贴着天空的边缘处，有一轮硕大、橘红的朝阳。这景色美得出奇，我相信她也注意到了，但我们都没有说什么，仿佛不小心撞见这种美丽的人只应该凝神静气。

我们在树林里徘徊，然后又走到水边去。我们有时站得很近，坦然、热烈地交谈，有时她走开去了别的地方，去看一丛岸边的水草，或是去捡一颗鹅卵石？我隔一段距离看着她。薄雾，初冬的河水，湿漉漉的褐色枝干，河流转弯处曲折的岸……周遭这一切熟悉的事物却仿佛构成了一个我不曾见过、不曾呼吸过的新世界。

那个早晨也许是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之间始终流淌着一股温暖的情谊、充满信任的默契。不说话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们的心灵朝向彼此敞开，就像那个早晨本身，充满了光芒和新意。知道他们俩在一起之后的几年，我试图给自己一个解释：毕竟，他们俩在同一个城市里读了同一所私立学校，日久生情不可避免……但我始终觉得这并非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未曾察觉却关乎结局的变化，但这究竟是什么变化，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从哪个点开始我和她彼此远离了，我却全然不知。我忽略了某些变化，使得那个冬天早晨里朝我打开的那扇门关闭了。

而所谓“结局”发生在一个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下午。之前，我鼓起勇气去她家找她，请她第二天下午到我家来一趟。“史涛也去吗？”她问我。“我没有叫他，我有点儿事想单独问你。”我羞臊地说。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她来了。我父母都不在家。我们俩坐在客厅里说话，那时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经盲报了志愿。她报考的学校在江苏，我报考的学校在浙江。我们谈论着想象中的大学生活，说虽然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也一定要经常通信、互访……但交谈的气氛一直有些尴尬。

坐了一会儿，她问：“你说有点儿事想单独问我？”

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诸如我的感觉之类的话，最后说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她能否当我的女朋友。

她愣住了，然后低下头。好像挺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说话。

终于，她开口说话了，说她暂时不想恋爱，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

“以后呢？以后会考虑和我在一起吗？”我还想给自己一点儿可怜的希望。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好，我已经习惯了和你当朋友。我非常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我对你……不是那种喜欢。”她说。她脸上的表情说明我让她多么为难。

“如果你这样觉得……”我羞愧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明白我是被拒绝了。

她说她要走了。我也觉得在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俩再坐下去是对彼此的折磨。所以，我也站起身。

就在我们一起往门口走的时候，我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问她：“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什么？”她惊骇得站住了。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问，没抱什么希望。

她竟然点点头，然后极度僵硬地站在那儿，涨红着脸，眼睛不看我。

我拥抱她。短暂的身体接触，宛如电光石火。我很快松开她，由于羞愧、震惊，由于自觉触碰了拒绝属于我的东西……她理理头发，似乎要抹去被我拥抱过的痕迹。我把她送到外面，她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在明晃晃的阳光底下站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假期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但都是和史涛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我们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其实生活变了那么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个夏天之后的日子沉闷、炎热、让人心灰意懒。后来，他们俩都落榜了，读了省城一所付费的私立大学。我则去了浙江。我们写信，直到她不再给我回信……

三楼靠近楼梯口的一家人关着防盗铁门，里面那扇门洞开，电视机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来的，此刻听上去音量更是大得惊人。透过防盗门的铁栏，我瞥见三四口人围着一张小圆桌，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看到一个穿着印花睡衣裤的女人的背影，还有一个穿白宽带背心的男人的背影，我猜他们就是这家的主人，奇怪他们对这样大的噪声竟浑然不觉。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都不能理解边吃饭边看电视的一家子，深知我自己也永远无法过这样的家庭生活：我，还有一个女人、两三个孩子围坐在餐桌边，边吃饭边呆滞地盯住电视屏幕，或者热烈讨论着电视节目的内容，脸上浮现出一种痴愚的兴奋……

我到了五楼，很快找到那个门牌号。我在她家门外站了两三秒钟，没有看到门铃，就连敲了两下防盗铁门。在这里的每户人家都装着这样的铁门、这样的铁窗……听到屋子里响起脚步声，我的心狂跳起来。随后，里面那道门开了，她站在防盗门后，隔着铁栏。尽管我想象了各种可能，但她的变化还是让我惊讶。她留着平直的短发，我记忆里那双总是在我面前炯炯地发着光的大眼睛似乎也小了一些，眼角微微往下耷拉。她看见我，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只是在这一瞬间，我发现那双眼睛里射出一道和从前一样的光。

“进来，快进来。”她热情地说，帮我推开防盗门。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倒没怎么变。

我进门，和她面对面站着，但这一切对我来说仍然不像是真的。

“天哪，你是不是又长高了？你过去好像没有这么高。”她有点儿激动地说，打量着我。的确，我觉得我显得比她高了许多。可能她瘦了，整个人也显得矮小了一截。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站着，头发稀疏，稍有点儿卷曲，他仿佛有点儿矜持地笑着。

“史涛……”我说。他实在胖了太多！而他过去是个精瘦的男孩儿。

他这时才走上来，朝我手臂上打了一拳，用刻意加重的口气说：“兄弟，你总算回来了。”

他们把我引到沙发那边坐下，沙发前面的玻璃茶几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开心果，还有一碟糖果。她问我喝饮料还是泡茶，我说我只需要喝杯水，但她还是给我拿来一罐露露杏仁露。过一会儿，她又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放在我面前。长沙发是三人座，我和史涛坐在上面，她坐在旁边的一张单人沙发上。

说起各自的状况，我得知他们俩是在同一所高中教书，她教地理，他教政治。

“史涛的工作比我辛苦得多，”她说，“他是毕业班班主任。去年他的班里考走的学生最多。”

“那太不容易了！”我说。我明白她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升学指标是能压死人的东西。

“不容易，”史涛说，“因为去年的成绩不错，今年让我负责小班，县里几个领导的孩子都在小班，压力大啊。早上五点就得爬起来到班里去。周末也没有休息，四个星期能休息一天。”

“比我们当年还可怕，哪里是中学，简直是监狱。”我说。

“不这样干不能保证升学率啊，三所高中竞争很厉害。你们大学里教书的人就不用操心这些。”史涛说。

“你呢？工作辛苦吗？”我问她。

“我教副课，比他轻松一点儿。我多做点儿家里的杂活儿，外面靠他，他现在是名师了。”她说，笑着看了一眼丈夫。他没说话，露出一副郑重的神情。

史涛问起我父母的情况。

“身体也还好，但人老了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我说。

“避免不了的，没大病就算健康。”他说。

过一会儿，他说：“听说阿姨也被贷款公司骗了？前段时间贷款公司倒闭，咱县很多人都掉进去……”

我很惊讶他知道这件事。我想，那他应该也知道那些人堵在我家门口、叫骂着让我母亲还钱的事。我母亲当时不仅把她和父亲的钱存进贷款公司吃高利，还热心介绍亲戚朋友把钱也放在那里。尽管她什么回扣都没吃，而那些人也是出于自愿，出事后，他们仍然来找她要钱。

我说：“她是瞒着我把钱放了进去。人到了这样的年纪，容易糊涂，还特别武断。”

史涛重重地叹口气，说：“哎，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他俩，也老了啊。我一直想去看看他们，可就是抽不出时间。”

“不用去，不用去，他们经常出门不带手机，你去了也未必见得到他们。”我说。我想他并非真想再见到他们。

她的眼睛瞅着玻璃杯里浮起的茶叶。“你喝点儿茶吧。”她殷切地劝我说。

“孩子、老婆也都回来了？”史涛殷切地问。

“我没有结婚。”我说。

“什么？”史涛惊骇地瞪着我。

“还没顾上。”我开玩笑地说。

他皱起眉，把手里正要剥的开心果放回到小碟里，似乎需要一点儿时间想清楚我的话。而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工作归工作，婚还是得早点儿结，生两个孩子，人生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他不自觉流露的老师腔调让我想逗逗他。我问：“人生的任务？谁给的任务？”

“兄弟……这……这不是谁给你的任务，是我们得担负起的责任嘛。都像你这样不结婚不生孩子，家族、国家就后继无人啦。现在国家都在鼓励生二孩了……”

“生或是不生，这难道不该是自己决定的事儿吗？”

“‘自己决定的事儿’？”史涛重复着我的话，“兄弟，你还是那么理想主义。有什么事儿是自己能决定的？”

“就算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还是有很多事儿能自己决定。但我们有时不想自己决定，因为害怕压力，害怕周围人把自己当异类，人其实害怕自由。”

史涛的表情出现了短暂的呆滞，然后，他从夹住他、仿佛禁锢着他庞大腹部的沙发和茶几之间的狭隘空间里挤出来，像在讲台上那样在茶几和电视机之间的过道上来回地走了两圈，唉声叹气地说：“还是那样，兄弟，你还是那样，一点儿都没变，爱杠，而且理论总是多得很。可是，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吧？那样不是自私吗？想想叔叔阿姨……”

“我们就不必争这个问题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笑着说。这种无谓的争论在我和我的父母、友人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对于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个人选择，其他人却都觉得有权猜疑、谴责你，劝说你改变。

我注意到她只是微笑着看我们争辩。我刚进来时她有点儿激动的情绪平复了。偶尔，她睁大眼睛专注而直率地看着我，往日那种镇定、安详的神情像飞云的阴影般从她脸上掠过。但仅此而已。她的神情里已经没有我过去熟悉的那股仿佛努力克制住的热情和天真了，取代它的是一丝中年的惯常和倦怠。她坐得离我很近，在白色的灯光里，我们彼此看得更清楚。她脸色苍白，微微发灰，眼周和唇边散布着细纹。她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连衣服也过于中规中矩，就是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学老师的样子。我想，生活并没有好好对待她。

后来，我们谈起某个星期六由她策划的一场在凌晨四点的大街上游逛的“冒险”。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史涛拍着手、笑呵呵地说，“她让我们在她家墙外学狗叫。真会捉弄人啊。那时候咱们俩也傻，任人摆布。”

“学狗叫最保险，因为那条路上本来就有两条流浪狗。”

“但最后你爸还是追到了大街上。把我们都‘押’回家了。”我说。

“对对对，是在西大街、靠近消防站的地方找到我们的……”史涛回忆说。

“不是，是在靠近戏院的地方追上的。我们那时候还在唱歌，唱的什么你们记得吗？”她说，看着我。

“齐秦的歌，《巡行》。”我说，“‘我们在黑暗的街道巡行，怀抱着一种流浪的心情’……”

“你的记忆力一直都很好。”她说。

“我们还被你爸训斥了一顿。那时候找人真容易，就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史涛说，他仍然站着，又大声叹了口气，“哎，二十多年如一梦，弹指一挥间，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说完，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

“声音小一点儿吧，我们在说话。”她提醒说。

“有点儿背景音多好。”他说着，还是把音量调小了。

“他习惯开着电视，开着电视吃饭，开着电视备课……”她对我说，怀着歉意。

“不然容易睡着啊。”史涛瓮声瓮气地说。他浮肿的眼袋让他看起来十分衰弱、疲倦。

“你爸妈还好吗？”我问她。

“身体都还好，”她说，“我爸上班的棉毯厂早就倒闭了，他后来开了一家五金店，他和我妈轮流看店，反正顾得住他们自己……”

“不完全顾得住，我们每个月还得补贴他们一点儿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真不容易。”史涛在一旁说，眼睛仍然盯着屏幕，同时用力地猛甩两只胳膊，我猜这是他的锻炼方式。

她淡然地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你还爱看闲书吗？过去你的书经常被老师搜走啊。现在好了，你可以搜别人的书了。”我把话题岔开。

“你都还记得啊？”她冲着我笑了，“有几本书还是从你那儿借的。现在哪有什么时间看闲书。工作虽然没有主课老师忙，每天也占得满满的。回到家又有很多杂事儿，时间一晃就没了。以前腾腾住在家，我晚上得辅导他。他今年刚上高中，在学校寄宿。”

“我看到腾腾的照片了，”我说，又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家庭合影，“他长得像你。”

我注意到在窗户右边的一盆虎皮兰旁边放着一个吉他匣子。

“你弹吉他？”我问史涛。

“兄弟，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他说。

“是腾腾的吉他，”她说，“腾腾考上高中以后，假期想学个乐器，我给他在网上买了一把吉他。现在功课太忙，再也没时间弹了。”

“学种乐器多好，一辈子能自娱自乐。高兴或是心烦的时候，都有个寄托。”我边说，边走过去把吉他拿出来。

“你过去就弹得很好。”她说。

“说不上好，自己乱学的。”

“现在还弹吗？”她问。

“偶尔摸摸。”我说。

我试了试吉他，音色还可以，但音不太准了，大概太久没有调过弦。

“给我们弹首歌吧，兄弟。”史涛说。

“弹一首吧。好多年没听你弹过了。”她也说，起身找到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弹什么呢？”我说。但我心里已经有一段旋律，整个晚上，它几乎一直在那儿回旋。我把两根松了的弦上紧，稍微回想了一下开头的谱子，弹了甲壳虫乐队的Yesterday：

“昨天，我所有烦恼好像已走远，

“而今它又回到我身边

“哦，我相信昨天；

“刹那间，我不再是从前那个人，

“当往昔阴影将我笼罩，

“昨天，它突然又来临

“……”

我只唱了前半段。我把吉他放下来，她轻轻鼓起掌来，史涛也跟着拍手。

“太好听了。”她说。

“好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不过，这歌好像在哪儿听过。叫什么名儿？”史涛问。

“《昨天》，保罗·麦卡特尼的歌。”我说。

“不知道谁。外国歌手都不了解。但这名字好，‘昨天’，让我想起咱们过去一块儿玩儿的时候。”史涛说。

他拧着眉头，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但最后他用手掌揉揉眼睛，捂住嘴打了个哈欠。

“你以前唱过这歌吧？我肯定就是过去听你唱过。”他笃定地说，试图掩饰自己的疲乏。

“确定没有，”我说，“我上大学时才学会弹这首歌。”

史涛有点儿费解地看着我。

“好多年前的老歌了。”我说，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了。

“一定得找个时间请你吃饭。”我要走的时候，史涛说。

“好的，我们再约。”我说。

“我送你下楼。”她对我说。

“不用送。”我违心地说。

“让她送送你吧。我还得改会儿卷子。”史涛说。他这时显然是个大度的丈夫。

他趿拉着拖鞋把我送到门口。在那扇明晃晃的防盗门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兄弟，我劝你多回来看看，看看国家的发展。你看看咱县，过去的破房子破街都发展成了高档楼盘。现在不是有很多海归吗？我劝你也归吧，以后咱们见面多方便。”

我看着发福的老朋友，说：“你说得对啊。”

但我心里感到悲哀，他似乎说得很动情，动情地说着那些套话！他还是那个平庸的人，从观念到感觉，他都是平庸的。但是，他过去毕竟还是个单纯、充满生气的人，一个用树叶盖住眼睛、仰面睡在树下的男孩儿，一个喜欢在河边捡石头、打水漂、唱着歌消磨时光的男孩儿。现在，他身上沾染了一股庸俗势利的习气，还有那种小地方人出于无知的心满意足，无论是他的模样还是他的声音，都流露出令人悲哀的衰弱和暮气……

我们慢慢走下楼梯。我想，她就是在这里这样生活的。二楼到一楼的阶梯一片漆黑，她说这几天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在黑暗里，我和她不知不觉走得更近。在楼梯口外面，我们停了一下，犹豫着是否该在这里告别。借着院子里的灯光，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我想从她脸上看到什么呢？惋惜、遗憾？对她所拒绝的人的追悔？对她所选择的生活的鄙夷？可我什么都没看到。她看起来瘦削、疲乏，过早露出了初老的迹象，却似乎又对一切安之若素。而我又有什么无法释怀？她不过是个美丽和活力早已被时光消磨殆尽的普通县城女人，我们的生活、精神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可这和我心里的“昨天”又有什么关系？！这顽固的昨天，它像是被完好地封存在什么地方，那么多逝去的时日、流年的变迁都没能抹去它。在那里，我还是那个沉默地爱过她三年的人，她还是那个坚定地拒绝了我、也许从未欣赏过我的女孩儿，而和她在黑暗里走在一起的短短一瞬间，那个初冬早晨的感觉又在心里全然苏醒过来，生动、清晰、熟悉得令人悲伤，连气味儿都不曾改变……

她带着我继续往大门那儿走去。我们走得很慢，可恶的是那道门离得那么近。我们在铁门前又站住了。

“你……过得都好吧？”我说。

“还可以。”她低下头。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你呢？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吧？”

“挺好。”我说。

“那就好。”她诚恳地说，“真好，你都没怎么变。我过去就知道你会走得很远……这样真好。”

“你该回去了吗？”我问。

“没事儿，再站会儿吧，外面的空气很舒服。”她说。

她仰头望望天空，但天空中并没有什么可仰望的东西，没有星辰，没有月亮，只有几小片云，飘在颜色混浊的夜幕上。

我真想和她坐下来、不受任何打扰地好好聊聊。我觉得只要给她一点儿时间，她还是会像过去那样天真地敞开自己，那么直接地说出一些仿佛没头没脑却又是最真实动人的话。而我也有那么多的话想对她说，它们在这些年里累积起来，有时成为一种压迫。但无论在二十多年前，还是现在，我们之间的结局似乎都注定如此：尴尬、默然地相对站着，然后不得不匆忙告别。

我朝巷子的另一头走去。巷子里很昏暗，只有两个距离很远的、歪斜的路灯。走出去一段距离，我回头看，看到她仍然站在那道刷成蓝色的铁门外。我站住，朝她挥了一下手，她也朝我挥了下手。但我已经看不见她的脸，她的笑容、神情全都模糊在夜色中。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头看，我害怕发现她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她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作者简介

张惠雯，1978年生，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1995-2010年居于新加坡，现居美国休斯敦。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花城》等文学期刊。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曾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 “《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