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德威先生在为科幻评论集《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序时断言，“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迈入二十一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不管是否完全赞同这一判断，观测视角与参照系又有多少差异，当我们试图描绘当下文学现场时，恐怕都不能绕开这条名为“科幻”的水系。按照《中国科幻新浪潮》作者宋明炜的观察，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科幻便已进入“黄金时代”，诞生了自己的巨星（重要作家）、星座（科幻期刊、出版社、幻迷群体），乃至自己的宇宙规律（“科幻已经不关心主流文学在做什么”）。对照他的描述，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所见证的更多是“科幻宇宙”的影响力跨出相对“小众”的圈子，蔓延到传统文学期刊、文学研究界，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中间。这里可以列出若干标志性的事件与节点：2010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上韩松、飞氘代表中国科幻圈“出场”，2011年王德威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表以“从鲁迅到刘慈欣”为主题的演讲，《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发表刘慈欣一组短篇小说，2015年第7期推出“科幻小说辑”，2015年、2016年刘慈欣、郝景芳先后获得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雨果奖”，2019年春节期间刘慈欣《流浪地球》电影版公映，引爆新一轮话题……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对于这波科幻大潮的感受更为直接，在我日常阅读的文学期刊范围内，带有科幻印记的作品越来越多，粗略地概括一下，主要出自这样几个群体：一类是在科幻圈已拥有一定口碑的作家，被视为科幻代表队的一员而排入当代文学界的方阵，或者主动“出圈”寻找更为多元的对话语境；一类是原本就活跃于传统文学期刊的作者，引入科幻元素，谋求创作上的彻底“转型”或局部“跨界”；另外一些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其成长过程中则早已吸收了来自中外科幻文学经典包含科幻影视、动漫、游戏的营养，写作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科幻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文学元素，在同期创作甚至是同一部作品里可以自如切换，消弭了风格、题材、类型之别，进入某种意义上的“无界”写作。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自然并不全面，在特定作者身上也会有所交叉，但大体上可以描绘当下文学界在科幻浪潮影响下的发展态势。

科幻作家飞氘2010年在“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上曾有一个比喻，一度广为流传——“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十年之后回看，科幻这支“伏兵”早已不再“寂寞”，但在开头所描述的新态势之下，继续思考科幻的勃兴带给传统文学的影响，视野却依然不够清晰，需要在纷杂与喧嚷之中，找出新的线索。也正因为如此，本次《中国作家》杂志以开阔的视野、精心的设计推出的科幻作品专辑，具有特殊的指标意义。虽然我对于科幻作品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从文学期刊编辑的视角略有涉猎，但翻阅这一专辑收入的十多篇小说，仍然收获颇丰。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预言，这期专辑的推出，会成为深化相关讨论的一个契机，或者说一次“事件”。

《中国作家》这次的专辑中汇聚了一批银河奖、星云奖获奖作家，堪称科幻界的“实力担当”，其中最为资深就是与刘慈欣、王晋康并称“三巨头”的韩松。新作《山寨》里依然有典型的“韩松式”诡奇构思与狂放想象：一位男性中年企业家在远离尘嚣的无名荒山上，以召开作品讨论会为名，召集了一批著名作家、批评家，又在会议进行当中，宣称他们已被“劫持”。此时，“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与世隔绝的“山寨”中异状频生……平素擅长就文学论题侃侃而谈的作家、批评家们在“好奇而自卑”的心态下，赫然惊觉，“文学其实一直远离了生活”，通过这样的极端境遇，他们才“嗅到了生活的真实性”，也“第一次接触到文学的本质”。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情节：大批外星不速之客降临地球，甚至也出现在“山寨”里，这时作家、批评家们才想起了科幻小说家，“科幻小说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类型文学。现在看来，过分了吧。也许科幻作家才有机会介入时下的新世界，发现和利用写作的机会”，于是大家“决定放弃坚持多年的主流文学创作”，“开始集体学习《十万个为什么》”。这里荒诞戏谑的表达，倒不一定要坐实为科幻作家面对“主流文学界”的某种微妙心态，因为韩松本人的写作公认在科幻作家中最接近“先锋文学”的脉络，《山寨》的构思也让人联想起阿瑟·伯格的“学术荒诞小说”《哈姆雷特谋杀案》《涂尔干死了！》等，具有某种“元小说”的意味。不如将之理解为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的隐喻：当“新世界”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局，原有文学表达方式与生活近乎“脱节”，科幻被想象为某种“密钥”或“秘药”，可以挽救文学于“失语”的困局。

90后科幻新锐阿缺的《你听我沉默如述说》，也与对“失语”和“发声”的想象有关。在厌倦喧嚣的外星生命干扰下，人类社会从某一天起进入了“失语”的年代，经过最初的震荡之后，人们默然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在一天之内“只有跟一个人说话的份额”——“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只要你向他开口，那一整天里，你的声音就只能被他听见”。人们常常说，科幻文学带给读者的“惊奇感”源于独一无二的“点子”，阿缺在这篇小说里的设定，无疑是一个可以多向延展的“金点子”。正是在这里，作者本人面临了与小说中人物相同的难题：该如何使用手头珍贵的“份额”，用这个独一无二的“点子”讲述怎样的故事，让自己的声音被哪一个他人“听见”？——虽然科幻的“点子”常常代表作家的世界观，不能与具体作品的主题完全剥离，我们仍可以设想，有时科幻作家与从事其他类型、文体写作者，面临着相似的选择时刻，把眼中世界的哪一部分压缩至作品的神奇魔盒和变形透镜之中？

陈楸帆的新作《剧本人生》，延续了他近年《人生算法》等作品的关注点，把他的“份额”分配给了在这个据说属于AI、VR的时代中“算法”与人之关系——小说中虚构了一套可以通过植入芯片调节人类情绪的云端算法系统。给这个“点子”增加了厚度的是，作者把第一位试用者的身份，设定为一个过气的明星、蹩脚的演员、演艺帝国候选继承人的女友。于是“情感算法”虚拟出来的情绪反应，舞台上的程式化表演，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说的日常生活“自我表演”，相互叠加起来，在镜宫般自我衍生、不断增殖的镜像中，真实/表演、自然情感/虚拟情感之间的界限崩塌了。关于“虚拟现实”这一尖端话题的思考，与千百年来关于“人生如戏”这一古老主题的种种文学表达，也由此连通，得以相互映照。

如果陈楸帆的选择让我们进入了真实与幻象交错的繁复迷宫，那么宝树在《你幸福吗》中则选择芟夷枝蔓、直取核心。假如“幸福”并无本质化的内核，只是一种特定参照系下身心体验的演算结果，那么在这个欲望也成为消费对象的时代，我们也许不过在以不同方式经历小说中“虚拟现实屋”所发生的那一幕。宝树这篇四千余字的小说，看似一个寓言化的思想实验片段，却无意中提示我们，在科幻写作中同样存在着轻与重两种美学选择。如何让轻巧的构思和表达，具有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之美，面对这一千百年来的难题，科幻作家同样没有“豁免权”。

另一种难题，则摆在《完美恋人》的作者徐彦利与《偷心特工》的作者超侠面前。如何在情爱这样已被书写过无数次的文学主题与种种既有的人物关系模型之中，找到情节新的爆发点？两位作者用仿真机器人与纳米机器人这样的科幻设定，将现实经验加以变形，放大了人们在现实中都体验过的选择、沟通之难与面对生活真相的无力、挫败，以及在重新面对自我那一刻所可能爆发出的微小闪光。

相比于处理人物关系，科幻小说似乎更擅长将人直接放置在宏大的世界面前，孤零零地面对“我是谁”这一终极问题。彭绪洛的《平行空间》并没有超越小说标题所带给我们的阅读期待，外星文明，异度空间，还乡的“复制人”遭遇停留原来时空的另一个“我”。耐人寻味的倒是结尾处两个“我”所达成的共识，一个“我”选择探险游历，为另一个“我”收集写作素材，对应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儿童探险小说作家”的身份，仿佛暗示了科幻与其他形态类型文学之间可能的共生关系。

著述颇丰的科幻作家兼科幻评论家郑军，这次带来的中篇《弗林效应》，与他近年推出的《临界·高科技罪案调查》同属一个序列，在科学与其他类型元素、科幻与社会话题之间，更为巧妙地找到了临界点与结合点。“弗林效应”这个标题来自心理学术语，指青少年智商测验成绩逐年升高的现象。关于这一效应的种种解释，连同“智商”这一概念，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郑军把这样的“冷知识”与基因改造这样的热门话题，用青少年犯罪这条线索串联起来，推导出令人肃然的追问：当我们的孩子们更高、更壮、更聪明，掌握着更多的物质条件，却在承担更少的社会责任，这样真的合理吗？

这次的专辑中另一位科幻老将星河，选择的题材极为特殊。读完《章鱼》之后，我忍不住立刻上网查询，章鱼是否真的具有小说中所描述的超高智能与神奇能力，结果马上跳出“NASA科学家确认章鱼为外星物种”这样的标题。不知道作者的构思是源于这样的新闻，还是有意呼应西方科幻传统中的“克苏鲁神话”母题，但硬盘里的虚拟智能体与神秘水生软体动物对话协作的场景，确实令人眼前一亮——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视域的局限，本来也正是科幻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可能性之一。

《三灶码头》的作者王诺诺是近年颇为引人瞩目的科幻新锐。在表现壮阔的宇宙与其冷酷的铁律之外，当下不少年轻科幻作家偶尔也会在作品里添上柔情而浪漫的几笔。《三灶码头》里便有这样的诗意场景：来自未来的时空旅行者，意外陷落于抗战爆发之际的内地小镇，为了答谢好心少年的协助，他在返航之前，拿充满市井情味的晾衣绳，拴起飞行器隐形用的未来高科技薄膜，当作露天电影幕布，播放了一场《马路天使》，大数据中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电影。这或许是科幻主题之外的无关闲笔，却也是小说家的神来之笔。

在这次的小辑中，也有来自科幻圈之外的创作。赵炎秋的《智人崛起》，有着学者般的严谨，几乎推演了当拥有高智能的人工智能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阶层意识”伴随着自我意识一同觉醒后，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效应。站在人工智能的视角想象与人类的博弈，这类主题在中外科幻作品中都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我读到小说里觉醒的高智人们引用鲁迅的说法“我们只是想生活在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来讨论自身的处境，仍不禁拍案叫绝。孙未的《信徒》里，“身心步行”创业团队带领会员在城市里寻找“桃花源”的过程中，发现了令人愕然的真相，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房地产商与人工智能系统合谋打造的幻境中。不落俗套的构思，并非现有科幻母题的复写，而显然来自当代都市生活经验的沉淀与发酵。这两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也激发了我进一步的兴趣，当更多具备差异化背景的写作者，从各自的关注点切入“科幻”的场域，会给当下创作格局带来哪些新变？

本文讨论的最后一部小说，墨熊《春晓行动》，可能更贴近人们狭义上理解的科幻作品：宏大的世界观设定，大战之后荒凉的地球，人类文明的覆灭与重启……小说中肩负重任的秘钥人，被救援队提前从冬眠中唤醒，一起跨越雪原，寻找收藏着人类火种的避难城市，这样的叙述，很容易让人眼前复现若干经典科幻影视作品，包括《流浪地球》中的场景。然而我并不想由此展开，而是将其解读为一个关于科幻文学本身的隐喻，以回应讨论《山寨》时提到的问题：当传统文学面临着断层的危机，科幻写作是否能扮演拯救者，就像《春晓行动》中那句通关口令，“化身钥匙，点燃火炬”？小说中给出了另外一种想象，幸存的秘钥人发现，在人类因数万年的极寒而灭绝之后，一个混合了人类血肉灵魂与超级无机物材料的全新生命形态，经过自然的筛选，适应了恶劣的环境，它们显然“更配得上这个世界”，那么，还需要执行原来的命令，启动复活人类文明的“春晓行动”吗？那一刻，秘钥人耳边响起了母亲的教诲：

“不要留恋曾经发生的过往，而要在意即将出现的可能……你是钥匙，就去寻找打开明天的锁；你是火炬，就去消灭属于过往的寒。当有人问起你‘该怎么办’时，记住我的话，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选择那个最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