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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话：一个作家和他的同行及其作品》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蒋道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行话：一个作家和他的同行及其作品》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菲利普•罗斯采访了全球各地的7位杰出犹太作家——普利莫•莱维、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伊凡•克里玛、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米兰•昆德拉和爱德娜•奥布莱恩。本文摘取了书中菲利普•罗斯采访普利莫•莱维的片段。

一九八六年九月到达都灵的那个星期五，继前一年春日午后的伦敦一面，我与普里莫·莱维再次开始对谈。我请求他带我参观油漆厂。起初他在这里被聘为研究化学师，后来一直到退休都担任经理。公司总共聘用了五十位员工，他们主要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师和在车间工作的技术工人。生产机械、成排的储存罐、实验楼、装在大型集装箱中待运出去的成品、净化废气废水的处理设备等都被放置在离都灵七英里远的方圆四五英亩的地方。烘干树脂的机器、搅拌清漆的机器以及抽吸污染物的机器的声音绝没有使人感到痛苦和恼火，堆置场里刺鼻的气味——莱维告诉我，他退休两年后衣服上还黏附着那种气味——完全没有使人感到憎恶，三十码长的垃圾箱装满了防污染过程中排出的黑色泥浆质地过滤渣，这也并非特别不堪入目。这里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工业环境，却远离莱维自传性叙述中那种特有的精神境界。

尽管与他的散文所表达的精神相距甚远，工厂显然离他的心很近。注意到噪音，恶臭，杂乱交错的管子、大桶、箱子以及刻度盘等，我想起了《猴子的痛苦》中那个技术装配工福索内。他对莱维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在一个工地上转悠是我喜欢的事。”莱维把福索内称为“我的另一个自我”。

我们走过开阔的庭院来到实验室。实验室是他任经理时建造的简易两层楼房。路上他对我说：“我离开工厂已经十二年了。这对我来说将是一场历险。”他说，他相信几乎每一个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现在不是退休了，就是去世了，而实际上，他碰到几个仍在那儿工作的人，看他反应仿佛是撞见了鬼魂。有人从他原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欢迎他归来，他对我耳语道：“又一个鬼魂。”原料要在实验室里仔细检查后才能被移至生产部门。在去这个实验室的路上，我问莱维是否能嗅出弥漫于走廊里的淡淡的化学气味：我觉得闻起来像是在医院走廊里。听了我的问话，他只是微微地抬起头，将鼻子对着空气嗅了嗅，然后脸上挂着微笑对我说：“我知道并可以像狗一样对它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他内心充满了活力，更像森林中最具诡计与智慧的那些速度极快的小动物。莱维个头不大，身材瘦小，不摆架子，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体格柔弱。从表面上看，他就如十岁时一样灵活、敏捷。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你会发现他十岁时那样的脸和身体，而这在许多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他身上的那种机灵几乎是明显可见的，而颤动于其体内的那种敏锐就像是他的指示灯。

乍一想，这可能令人吃惊，但实际上作家就像其他人类一样可分为两类：那些听你叙说的和那些不听你叙说的。莱维倾听别人说话；他的下巴上蓄着白色的胡须，一张脸恰似一尊模型，虽然六十七岁年纪，但看上去却像潘神一样年轻，像一位教授，脸上表情充满好奇与敬意。福索内早在《猴子的痛苦》中就对莱维说过：“你这个家伙，居然使我向你讲述了这些故事。除你之外，我从没有告诉过别人。”我相信他这话。难怪人们总是把事情告诉他，每一件事在书写出来之前都已被忠实地记载下来：他在倾听时专心、安静，就像金花鼠在石墙上发现了陌生的东西一样。

莱维与妻子露西娅居住在一幢大而坚固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建于他出生前几年，实际上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因为这里曾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除了在奥斯威辛的那一年和被释放后冒险的那几个月之外，他一生都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是住宅楼的宽阔大街上，它使我在这意大利北部看到了曼哈顿西区大道：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在轨道上飞速驶过的电车，还有沿着大街两边无限伸展开去的一排排高大的栗子树，从路口可以看到的城边的绿色山丘。房子的稳固性已开始有点显示出岁月的侵蚀。直接穿过莱维所称的“迷人的都灵几何构造”，到市商业中心著名的拱顶走廊需步行十五分钟。

自他们夫妇在战后相识成婚以来，莱维的母亲一直就与他们居住在这幢公寓里。她已经九十一岁高龄。莱维九十五岁高龄的岳母居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隔壁住着他那个二十八岁的物理学家儿子；再往前几个街区就是他三十八岁的植物学家女儿。在当代作家中，还没有哪位几十年一直自愿与自己的直系亲属、出生地、地区、祖先的世界，特别是当地的工作环境——在主要为工业区的都灵、菲亚特所在地，保持如此直接、不间断的联系。在二十世纪有智慧的艺术家当中——莱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表现为艺术化学家，而非化学作家——他可能是对周围生活适应得最彻底、最好的一个。也许对普里莫·莱维来说，与群体互为联系的生活，以及他关于奥斯威辛的代表作，构成了他对那些尽一切可能割断他每一个持久的联系并把他和他的同类从历史上抹去的人，所作出的深刻而激烈的反应。

在《元素周期表》中，首段用最简洁的句子描写了化学最令人满意的过程之一。莱维写道：“蒸馏很美。”接下来的内容也是蒸馏，即把我们在一个漫长的周末，多数在莱维家门厅旁边静谧的书房里用英语进行的活跃、广泛的对话提炼为精华要点。他的书房很宽敞，但装修简朴。里面放了一张绣花的旧沙发和一把舒适的椅子；办公桌上是一台加罩的电脑；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堆放着莱维五颜六色的笔记簿；书房周围的书架上到处都是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的书籍。最唤起人记忆的是一个最小的物件：一幅不醒目的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半被毁坏的带刺铁丝网的素描。挂在墙上更醒目的是莱维亲自用绝缘铜线很巧妙地扭曲成各种形状的趣味作品。那些电线上涂有一层清漆，实验室研发这种清漆的目的就是用于绝缘。作品有一只大蝴蝶、一只猫头鹰、一只很小的蟑螂。办公桌后面较上方还有两件最大的作品：一件是电线制作的猎鸟者；另一件，当我猜不出代表什么的时候莱维解释说，那是“一个玩弄鼻子的男人”。“一个犹太人。”我建议说。“是的，是的，”他笑着说，“当然是一个犹太人。”

罗斯：在《元素周期表》中，就是那本关于你作为一个化学家“强烈而又辛辣的”经历的书中，你谈到了朱莉娅，你一九四二年在米兰化工厂工作时那位迷人的年轻同事。朱莉娅在解释你的“工作狂”状态时认为，那是因为你在二十出头时见到女人很腼腆，没有女朋友。但我认为她的判断是错误的。你工作狂的真正原因源自更深刻的因素。工作似乎是你的主题，不仅体现在《猴子的痛苦》中，而且还体现在关于你在集中营被监禁的第一部书中。

“劳动创造自由”几个字被纳粹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上。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是对工作可怕的戏仿，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导致痛苦死亡的惩罚。或许可以把你的整个文学创作视为致力于恢复工作的人道意义，即将奥斯威辛集中营雇主们以嘲讽挖苦的方式玷污了的工作意义恢复过来。福索内会对你说：“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就像是初恋。”他喜欢谈论他的工作就像喜欢他的工作一般。福索内通过劳动使自己成了真正的自由工人。

莱维：朱莉娅把我当时疯狂工作归咎于我在女孩面前腼腆是不无道理的。这种腼腆，或者抑制，是名副其实的、痛苦的、沉重的——对我来说比对工作的忠心更重要。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描述的米兰工厂里的工作是模仿性的，因此并非我所盼望的。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意大利休战的灾难消息已经广为流传。如果对此不理不睬，继续埋首毫无意义的科学活动岂非愚蠢可笑。

我从未试图认真分析我这种腼腆性格，但毫无疑问的是，墨索里尼的种族法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他犹太朋友成了其牺牲品，有些“雅利安”同学嘲笑我们说，我们的割礼就是阉割。我们出身在清教徒家庭，因此至少在潜意识上也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那时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性的补偿，而非出于真正的激情。

然而，我也充分认识到，离开集中营之后，我的工作，严格说是两种工作（化学和写作），在我生活中确实起了且仍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正常人在生理构造上注定要从事具有目的性的活动，无所事事或者无目标的工作（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则导致痛苦和萎缩症。以我的情形看，以及以我的另一种自我——福索内——的情形看，工作就等于“解决问题”。

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常常看到一种希奇古怪的现象。“出色工作”的要求很严格，结果致使大家在从事缺乏独创性的日常零星工作时也追求“出色”。那位连续六个月偷偷给我送食物、救我性命的意大利瓦匠痛恨德国人，痛恨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安排他去砌墙时，他把墙砌得又直又坚固。这并非出于服从而是出于专业尊严。

罗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记》的最后一章是“十日传奇”。你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如何经历了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痛苦。纳粹带着大约两万名“健康的”囚犯向西逃走后，集中营临时凑合的医院里只留下了你和少数患病或垂死之人。这里所叙述的故事我读起来就像是鲁滨逊的地狱漂流记。你，普里莫·莱维，就像鲁滨逊，从残酷邪恶的岛上攫取生存之必需。这部分及整部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颗实际、高尚的科学心灵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使你得以生存。在我看来，你的幸存并非由单一的生物力量或者难以置信的运气所决定，而是由你的专业性格所决定：讲究精确的人，追求秩序原理的实验控制者，他所重视的一切都被颠覆。就算你是恶魔般的机器中一个编了号的部件，你也是一个总在用一颗系统化的心灵去理解的部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你自语道“我思考得太多”以抵制“我过于开化”。但对我而言，那位思考太多的开化人与那位幸存者是分不开的。科学家与幸存者是同一个人。

莱维：千真万确，你说到点子上了。在那难以忘怀的十天里，我确实感到像鲁滨逊，但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鲁滨逊为他个人的生存而工作，而我和两位法国同伴则有意识地、幸福乐意地为一个正义的人类目标而工作，去拯救我们患病同志的生命。

至于生存的问题，我无数次自问，许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坚持认为没有普遍的规则可言，只是进集中营时身体健康，会说德语。除此之外，唯有听天由命。我注意到，活下来的人中有精明的人，也有愚蠢的人；有勇敢的人，也有胆怯的人；有“思想家”，也有疯子。就我的情形而言，运气至少两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次是领我见那位意大利瓦匠；另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生病的时候，且病得正是时候。

虽然我同意运气占绝对上风，但你所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即思考与观察是生存的因素。我记得在奥斯威辛那一年的生活中，精神处于异常饱满状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或者是毋庸置疑的毅力缘故，或者完全是本能缘故。我不停地记录着身边的世界与人，结果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仍然难以置信地清晰。我强烈地希望去了解，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后来事实上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怀疑一切的心理：当一个自然主义者发现被移植到一个骇人听闻却是新的环境时，他所抱的好奇心。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我的那句话，“我思考得太多……我过于开化”，与另一种心态有所抵触。但请准予我拥有不一致思想的权利：在集中营里，我们的心态不稳定，每时都摇摆于希望和绝望之间。我想，在我的书中可以发现的那种一致性是人造的、文饰的、事后的产物。

罗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记》起初用英语出版时的书名是《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该书是对你意大利语书名的忠实翻译（你的美国出版商起先应有保留那个书名的见识）。你依据确切的数据，描写和分析了你对德国人“大规模的生物和社会实验”的可怕记忆，展现了一个人可以像化学反应中的物质一样，变形或分解，失去其应有的特质。《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读起来就像是一位道德生物化学理论家的回忆录，记载了其被强征为标本生物，去经历最为邪恶不幸的实验。那个被困于疯狂的科学家实验室中的生物自己就象征了理性的科学家。

《猴子的痛苦》一书可能最准确的名字应该是《这是一个男人》。在这本书里你告诉福索内，即你那个蓝领山鲁佐德，“在世人眼里是位化学家，感到……血管里流淌着作家的血液”，结果“我身体里有两个灵魂，那对我来说太多了”。不过，我却要说那是一个灵魂，而且是令人羡慕地宽敞、密封的。我还要说，不仅幸存者与科学家是不可分的，而且那位作家与科学家也是不可分的。

莱维：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诊断。我心存感谢地接受这一诊断。在集中营生活时我尽最大可能表现出理性。我撰写《如果这是一个男人》这本书就是挣扎着去向别人和我自己解释我所经历的事件，但却没有明确的文学企图。我的书写模式（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的风格）是工厂里惯常使用的那种“每周报告”的形式。它必须精确、凝练，使用的语言在工业等级体制中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当然不能使用科学术语。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一位科学家，也从来没有是过。我确实想成为科学家，但战争和集中营阻碍了我梦想的实现。因此，我整个专业生涯中就只能局限于当个技术员了。

你说我只有“一个灵魂……而且是……密封的”，我再次对你表示感激。我说过“两个灵魂……太多了”，那半是玩笑，半是暗示一些严肃的事情。我在工厂里干了几乎三十年，我必须承认，当一个化学家和当一个作家并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实际上，两者还互为强化。但工厂生活，特别是工厂管理，包含许多其他事情，远不止化学问题，如聘用和开除工人，与老板、顾客和供应商等争吵，处理突发事件，在夜晚或者在派对上时突然有电话找你，应对官僚问题，还有许多枯燥乏味的任务要完成。这整个行业与写作都形成了无情的不相容，因此需要相当的心灵平静。最终当退休年龄到了，可以辞职时，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于是放弃心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