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因为口渴，我几乎在遇见第一家带围墙的单位时，就走进去。在乡下，一个像样的单位的标志就是砌有围墙，墙沿上端嵌入碎玻璃或瓷片，有的还铺设铁刺，以形成自己的领地和权威。我很清楚，在这种单位的后院，往往有一口水井。光线将我进入的这家单位的后院分成等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暴露在像细小的波浪一样起伏的阳光中，一部分笼罩在办公楼下的阴影里。水井围栏是用水泥砌的，突出于地面约有人的膝盖那么高，井栏外的防水层湿透了，说明就在没多久前有人打过水，并且打得过满，以致水大量地溢出。因为被淘米、洗衣的水和清澈的井水反复冲洗，防水层“好像长了鳞片似的显得斑斑驳驳”，不过正是因为这样，人们觉得它是一块干净得没法再干净的地方。在防水层外围搁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盆，浸泡着数件衬衫，盆上搁着搓衣板，放着剪开小口子的洗衣粉。水井外是菜地，生长着叶子肥大的白菜。这一切都敞露在阳光中。我迈上办公楼的后走廊，为四周的过于寂静惊诧。这种惊诧让我想起闯入白虎节堂的林冲，它意味着深入一种陌生，不仅地方是陌生的，就是气氛也让人感觉反常。我感觉环绕我的所有物质都在睁大眼，看着我走进一个它们知道然而无法告诉我的圈套。走廊被楼梯口分为两截，楼梯口那搁着一双鹅黄色雨靴。我从楼梯口正对的台阶逐级而下，走向阳光中的水井。我抓紧尼龙绳，把铁桶丢进井里。它侧躺在水面上。我甩动着绳索，使铁桶的巨喙多少能吃到一点水。这样甩动几次，它吃进的水越来越多，后来要不是我把它提起来，它都要沉向水底。我用手轮番抓着绳索，将满桶水提上来。在这过程中，有一些水像雪块那样坠落下去，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就像那些在海外留学的人看到来自祖国的宣传：回到母亲的怀抱。我记得将水桶提出来，蹾在地面时，又有一些水跳出桶外，发出啪的一声响，使地面变得更加潮湿。在我俯身捧水时，我的脸在晃荡的水波中显现出来。它比山间即将盛开的杜鹃要红，简直有对联那么红。

就是在这时，我听见从身后不远处，办公楼的楼梯上，走下一个人。我停止饮水，扭头望去，一名年轻女性正弯腰解保暖鞋的鞋带，准备换上雨靴。几乎在我的头扭过去的同时，它就自己扭了回来，仿佛颈项里装有弹簧合页，让头可以像弹簧门那样在开启的同时就启动关闭的程序。这样匆匆地看上一眼也许和我们人类的习性有关，一位朋友的朋友，她是研究心理学的，翻开她正在读的《人类简史》，告诉我，“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潜意识需要安全感，对很多事“不得不给予注意”，陌生人出现时我们会警惕地看过去，但我们又受教养约束，会不去注视很久。我感觉，对雄性来说，频繁地去观察，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潜在的交配对象。我整个扭头的时间不超过零点七秒，其中用来看的时间不到它的三分之一。然而就是这差不多只有零点二秒时间的观察，我敢说，比那些美术生围着一名模特整堂课整堂课地观察（他们从各个方位注视，在每一种光线条件下端详），看得还要丰富，还要仔细，还要心潮翻腾和刻骨铭心。她的头发很多，不过并不是像麦垛那样“高高隆起”，发丝散发着光泽，向后梳，在脑后结成马尾辫。她的眼睛像头发那样黑，有黑夜那么黑，眼帘生长着长长的睫毛，从这眼睛里射出的是直率和善良的光芒，它们尚不知道怎样去狡诈、冷漠和狠毒。她的鼻子窄而笔挺，鼻尖上没有任何赘肉。她有一张小的盾形脸，但这种小不是以牺牲整体上的协调为代价，不像有的人个子小而脑袋大，或者个子大而脑袋小，她的头是她修长身体和谐的一部分，它只能这么大。也许，上帝在造她的时候太过专注外在的比例，而忽视她有一块稍稍显大的牙床，这使得她的嘴唇微微前突，不过这无伤大雅，因为它还没有明显到成为缺点的地步。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制服，向属员派发制服的机构，都希望用威严、规范的服装夺去属员一部分甚至全部的个性和美，然而现在，与其说是这样一套制服驯服了她，还不如说是成全了她。她纤巧的脖子从扣紧的衣领里伸出来，在领圈和脖子间尚留有一圈空隙。乳房“像一对肉色的翠鸟蛋，藏在柔软的窝里”，微微撑起上衣胸部。上衣的下半截像窗帘一样自然垂落，显示她有笔挺的背部和细小的腰肢。能够想象那双修长的腿绝不是病态的骨瘦如柴，长在大腿上紧致而富有弹性的肌肉透过裤子时而显现出来，尤其是在她从楼梯上走下时，大腿这一块的显现就会变得特别明显，这明显的一块区别于裤子的其他部分，就像有时我们在被风吹皱的湖上会发现特别光明、特别平整的椭圆形的一小块水面。

水从我的指间全部漏了下去。在她意识到很明显是朝这边走来时，我的脸再次红起来，我很怕自己作为一个大上几岁的男人，在她面前暴露出自己对她有意的心思来。一会儿我想到我的脸因为喝酒本来就是红的，这后一阵红完全可以遁入到前一阵红里，得到它的庇护，以是它的家人的身份对外解释。可是我又想，用这一张红得像猴腚一样的脸见人，不害臊和羞愧吗。因此，我反复捧起冰凉的井水，浇向自己的脸，妄图使它在极短时间内降温。当我停止这一慌乱的动作并且站直身体时，看见她蹲在塑料盆边揉搓衣服。她把袖子挽得很高，双手戴着橡胶手套，一颗颗彩色的水泡从揉搓的衣服间升起。她的脸颊红扑扑的，鬓角有一些碎发不能随着头发的整体归置到后边。从她身上渗出少女肉身自然的香味。她的鼻子在轻轻呼吸，她脸上那些看不见的细小的毛孔也在呼吸，这些呼吸距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在这近处看到的，不过是确证了刚才远观她时所形成的印象和看法：我遇见了自大专毕业后所能遇见的最美的女人。并且她极大地缩减了美丽那千差万别、百花齐放的定义，使这个概念仅仅只符合她。我的心上蹿下跳。人们干完了一件事就得离开，仿佛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哪怕他在别的地方也没有事做。我就是这样，我喝完水，站起身，几乎与此同时，就得抬脚离开这里。我从她身边无奈地走掉，而她的形象正像开足马力的蜘蛛，一次次将我的心包围。这种包围和缠裹是如此迅捷、严密，以致使我觉得自己再没有逃脱的可能。刚才，我是那么口渴，要到这里来打水，现在我确信，有一种心理上的饥渴，要比这种生理性的饥渴，远为饥渴。

我们家是在一九九〇年春天进城的，那时我们瑞昌刚撤县建市。这次搬迁是在一种恐惧的心态下完成的，仿佛再晚一步，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要永远地变成和牲畜一样的乡下人。我的父亲——这个家庭的国王、船长和唯一的发动机——将主要精力花在我、我的二姐和弟弟的转学及如何在城里找地方继续开店上。他和他杰出的助手、我的大姐，认识到自己在城里举目无亲，也不懂城里人，还是应该去做那些乡下认识的人的生意，或者说，只能去做这些人的生意。他在市区南郊一个叫四季春的地方租下一间门面，开百货批发部。且说我父亲的精力被这两件事牵扯以后，就再无余力来考虑他的职位和我们的住房了。作为莫家药材站站长的他，级别相当于市医药公司某个科的科长，但调动后他只是被安排为中药科副科长，这样的人事安排反映了一种数学的美，就是每当你得到一点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失去一点什么，很多进城的人都付出降职的代价。我父亲用这个职位向公司讨到的住房，是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小两室一厅，不足六十平方米，邻居多是皓首苍颜的退休职工。我和祖母、二姐、弟弟以及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我和弟弟睡的是白天合上、晚上打开的沙发床，有时打来的货堆在客厅，我和弟弟就睡在货物上。父母住在四季春的批发部。哥哥早在搬家前就在一中读书，一直住一中宿舍。在我的记忆中，祖父消失了，经过推算，我确定这会儿他正在九源乡度过自己最后一段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排平房距市政府只有一箭之遥，海拔却比它低三至四米。我每天离开平房，爬坡去上学，感觉像是从地下的低级世界来到人间。今天，这排平房及它紧邻的一条小港已经彻底消失。我记得雨季来临时，水从小港漫溢而出，使平房前后变成泽国，黄色的水面漂浮着草叶和粪便，我因为赤足把家里的东西往高处搬而罹患灰趾甲。

一九九一年秋天，出于再不能让我们住在蜗居的愿望，父亲在市区北郊农贸街的商品房推出销售之际，出资两万两千八百元买下其中一栋。房子几乎处于北郊的最北端，房后是一个村庄及归属于它的水田和森林。大姐一家三口搬入他们在荆林街买的二手房，哥哥考上山东矿院，我和二姐、弟弟、祖母搬入农贸街新家，不久祖父也搬入。我们搬进去时，三楼的墙砖和地面尚未敷上水泥，因为未通自来水而不得不聘人在屋内挖了一口井。我们和邻居抱着结识城里人的心态来走动，结果发现彼此无一例外，都是农村人。多年后，政府也许觉得这条马路的名字——很多城里人装作是听错了，故意叫它“农民街”——像“黑人路”一样刺目，将它改名为桂林路。至今，这条路还是接待农民进城的一个“港口”，一些住户有了钱去城中心买房后，将这里的房屋出租或转售给新的进城者。也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几年中，我们未来命运的龙骨逐渐从沙丘下显现出来：祖父和祖母因失去乡下关系的保护，客居于县城，逐渐滑向疯癫或老年痴呆的深渊；二姐、弟弟没有考上高中，弟弟去当兵，他们将在未来更紧密地依赖父亲；我考上省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

这两个住处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可以将第二个住处视为对第一个住处的补救，而补救者自己又带来新的巨大漏洞。因为每家都使用水井，地下水屡屡为之枯竭，同时，它距离市区遥远，“荒凉空荡”，公交公司没有开通到此的公交线路，人们进城得搭乘“蹬士”或“拐的”①。它距离父母做生意的四季春就更远，路程达四公里。一九九四年秋季，在将我送往南昌念大专后，我的父亲开始考虑为全家买下一栋永居的房屋。也就是写到这时，我忽然清晰地看到父亲进城这四年多来所过的艰苦。并不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这种“注意”和“知道”被混入诸多的“注意”和“知道”中，它和其他很多事一样，既不显得“无关紧要”，也不显得格外突出，它从来没有获得被单列出来进行思考和面对的机会。即便，它有时被单独拎出来对人叙说，这种叙说也没有取得内心的响应，我只是对人说我的父亲很可怜，却不意味着我的内心也为这种可怜心潮起伏。人的秉性就是将注意力过度地投放在自己身上，至少我是这样。只有到了今天，到我写到这段文字时，我父亲进城后的一段生活，才像一出“古典悲剧”，从“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里脱颖而出，“变得明白易懂”和让人震惊。我清晰地意识到他自进城后每个夜晚都睡在货物簇拥的狭窄的木板床上，被不卫生的环境、污浊的空气、蚊虫和寒冷反复关照，没有一次解手不是借用公共厕所，并且经常吃不上热饭。然后，他的身体在晚年受到残酷的报复，因为缺血性中风，他偏瘫七年，最终因为习惯性便秘招致的二次中风辞世，享年七十一岁。我记得在他死去后，一大股漆黑的血还撞开他的嘴唇，奔涌而出。尽管如此，我认为我在写这段文字时，为生命规律如此毫厘不爽地惩罚一个人所感受的震惊，要大过为父亲如此竭力地牺牲自己所感受的震惊。也就是说，一个人因为早年生活的艰苦而被病魔死死缠上，这件事带来的冲击力，要大过人性伟大所形成的冲击力。

……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获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说”，作品被翻译10个语种20个品种，被《华盛顿邮报》《晚邮报》《国家报》（西班牙）评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