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我被封存在了大钟镇。

原因很简单，在外漂泊多年之后，我终于耗尽了冲动，准备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去生活，却刚好赶上了2003年的非典。大钟镇的人分不清外面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所有从镇外回来的人，都携带着看不见的危险性。因此，我刚刚从客车上下来，就被人喷了一身消毒水。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背着给果树和农田喷农药的喷壶，左手不断压动手柄，把气体压缩，将喷壶里的消毒水以半气体半液体的状态喷出来。我的眼前弥漫着白色的水雾，鼻腔受刺激，剧烈的喷嚏让整个胸腔都收缩起来，连带着胃部也有轻微的痉挛。

我带着一身消毒水味走出车站。街上人不多，炎热的天气里蕴蓄着某种难言的烦躁。大钟镇的几个招待所都关了门，一些小旅店也不愿意营业了，我好说歹说，多掏了钱，才在一所家庭旅馆找到个小房间。没有被褥，只有一张硬板床，一条起满毛球的脏毯子。躺在硬邦邦的床上，我还在断断续续地打喷嚏，感觉自己像被设置了定时喷嚏的机器人。无论如何，我终于回来了，虽然将来的日子跟消毒水雾一样模糊，但身体下的硬木板是真实的，空气里被炎热闷熟的人肉味是真实的。靠着这点儿真实感，我在疲乏中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就被赶了出来，老板不再相信我身体的清白，他思前想后，觉得我一定带回了他看不见的病毒。相比于多赚几十块住宿费，他还是更愿意保住命。更不妙的是，因为旅途的劳顿，加上睡得不好，我开始显出了感冒的初期症状。我自己也担心那会是非典，就到药店去买药。卖药的人也很紧张，戴着口罩和塑胶手套递药拿钱。

我拿了药，才走了半条街，就被一辆车追上，下来几个白大褂，把我团团围住。他们给我测了体温。幸好我的体温还算正常，没有被强行带走。但一个白大褂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在外面赚钱，平时不回老家，外面有瘟疫了，一个个火烧屁股地往回跑，这不是祸害自家人吗？

我试图告诉他我是从深圳回来的，不是广州也不是北京，我安全得很。但只要我一张嘴，他就举起喷雾器的喷头，要给我可能飞溅出来的唾液消毒。我只好闭嘴。通往乡下的班车已经停运了，车站门口一张大大的告示表明，什么时候恢复通车根本没法确定。我想，要不要自己走回去？一百多里路程，两天怎么也走到了。可又想起白大褂说的话，万一呢？万一我真的携带了非典病毒，那岂不是要把老爹老妈给传染上，然后就可能把整个村的人传染上？

我决定还是留在大钟镇，直到危险解除的那一天。或许还有其他促使我留下来的原因，但在当时，我无暇细想。

首要问题就是找住的地方，已经没有旅馆再接待客人，特别是从外地回来的生面孔。我敲了一上午的门，很多小旅店的店主只是透过玻璃看了我一眼，就拉上帘子。我提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像个流浪汉。遇见小商店，我买了两根冰棍，边吃边走。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一开始的那种烦躁竟然渐渐消失了，反而生出一种异样的轻松。大钟镇的街道，每一条我都曾经走过，现在，它们中的一些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另一些则被许多次挖开，铺上各种管道，然后是砂石沥青，还有一些已经失去了道路身份，变成广场或者门面房。

我沿着脚下的路漫无目的地瞎逛，不知不觉走到了高中校园的门口。学校一周前停了课，大门紧锁，收发室里传出一阵苍老的呼噜声。我把行李靠在一个墙角，从围栏上爬进院里，四处看不到一个人。走上教学楼，看了看自己待过的几间教室，想回忆点儿有关课堂的事情，但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一闪而过，无法连缀成片。我想自己大概是年纪大了，或者是被辛苦的工作和艰难的生活弄得麻木了，原来那颗稍微敏感的心，已经被一层层迟钝的肉包裹了起来。

在操场上坐了一会儿，空旷让整个世界像是虚拟的，连自己也不太真实。主要是太安静了，没有敲钟声，没有学生的吵闹，连鸟儿或虫子的声音都没有。我又顺着栅栏爬出去，肚子感到了饥饿。我知道，现在不可能有饭馆开门。有那么一刻，我有点担心自己会这样死在镇子上，没吃没喝，没地方住。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我终于看见了一辆车。是一辆有些破旧的桑塔纳，从中学西边开过来，我拎着行李冲到路中央，张着手臂。桑塔纳直直冲过来，我也不躲闪，直到它声嘶力竭地在我身前一米处刹住车。

司机探出头：你找死啊？

我想这次冒险对了，因为司机是老何，我当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何凤栖。

何老师，我说，我是子麟，你当年的学生。

老何撇了撇嘴：我教了几十年书，学生多了去，闪开，我还有事。

他撇嘴的动作，让我确认了他是老何，于是走了两步，直接把行李蹾在车前盖上：何老师，你就算有一万个学生，也不应该不认识我子麟。

老何愣了一下：子麟？啊？子麟！当年的事不怪我啊，我也没想到……

我说：何老师，我不是来找您报仇的，我是来找您帮忙的。

老何摸了摸头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药，他脑袋上的头发似乎比以前还多了，尽管仍然是暗涩发黄，说：那上车吧，子麟，子麟，这么多年，我老何就对不起你一个人。

老何确实对不起我，他改变了我的一生，或者说，因为他，我的一生都改变了方向。

在路上，我告诉老何，我本来想回老家，现在回不去了，也没有地方住，想让他收留我一段时间。

老何说行。

我问他：不怕我有非典给你传染上？

老何撇撇嘴：嘁，我老何是吓大的？我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你看着也不像有非典，有的话他们也不会把你放在大街上乱跑。

我竖起大拇指，说：行，何老师，别看你现在年纪大了，骨头可比原来硬气了。

老何不再是原来的老何了，他现在是市里某私立学校的副校长，年薪十几万，属于高收入群体。老何说，他在市里买了房子，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钟镇上，他离不开乌兰茶馆的奶茶和手把肉。

“我的根在这儿呀，”老何感慨道，“我老何就是从这里出去的，我二十年的时间都扔在镇子上了，去别处，我总是心里发虚，就在大钟镇，才踏实。”

这天晚上，老何的老婆炒了一个鸡蛋，一棵白菜，还从一个相熟的小店里买了一个猪头。没有手把肉和奶茶，乌兰茶馆也关了门，老板跟老板娘跑回草原上去了。

我跟老何喝起了酒。

老何撕下一个猪耳朵给我，说：子麟，人生啊，充满了偶然，当年的事情，全是偶然呀，你说那么多考生，怎么就你那么寸呢？话又说回来，谁的人生不是呢？就拿我来说，还不是一样，我的事，你知道吧？你肯定听说了，几十年前我在市里读大学，脑袋不清楚，跑到北京去搞运动，结果运动没搞成，让人给逮住了，档案上留了一笔。就是这笔，毁了我一辈子。

我真饿了，撕咬着猪耳朵，端起酒杯：何老师，你说得对，人活着看起来像是自己活着，其实不是，好多事情都是别人左右的，现在想想，也说不定这就是命中注定了。为了我们的重逢，干杯。

酒落进胃部，我感到身体热了起来，脱掉了上衣。老何啊了一声，吃惊地看着我身上的四处疤痕，因为喝了酒，它们有一种隐隐的痒痛，颜色暗红，似乎在提醒我什么。我指着伤疤说：何老师，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这些年的经历，四道疤，都不是致命伤，皮肉之苦。

怎么回事？老何问。

我挠了挠胸前的那条长疤痕，说：这条是被人砍的，说起来也是冤枉，我在湖南邵阳干活儿的时候，碰到两伙流氓打架，我身上穿了件红色半袖，妈的，打架的其中一伙穿的也是红衣服，对方以为我是他们的人，就给了我一刀。我缝了十一针，冤死了。其他几条，都是干活儿受的伤。肩膀这条，是在工地上走，楼上外墙贴着的玻璃掉下来一块，直接插肩膀上了，两寸多深，这条胳膊差点废了。

老何摸了摸脑袋，端起酒杯：我敬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记着你何老师这句话，错不了。易经八卦我都研究过，看你的面相，你是有大富大贵之人。

我们胡侃着，喝掉了两斤酒，啃完了一个猪头。

那猪头被我们啃得干净极了，一点肉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白生生的一副骷髅头骨。我还没有见过这种猪头，它的牙显露出来，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眼睛是两个洞。我不太敢盯着这两个洞看，昨晚好像两个猪眼珠都让我吃了。

何老师喝多了，到处找斧头，他要把猪头敲开，吃里面的猪脑子。

我站起来，觉得有些晃，这是我这辈子喝得最多的一次。

老何拎着斧子过来，大喝一声闪开。我躲开些，但仍然左右摇晃着。

老何使尽力气劈了下去，却劈在旁边的水泥地上，水泥渣子溅起来，打中了老何的脸，顿时流出血。老何抹了一把，又喊道：哪里走，待洒家一斧子劈开。又劈了下去，这次正中猪头，斧子陷了进去，但猪头并未裂开。老何又连劈了几斧子，只是把猪头砸开了一个大窟窿，能看见里面的脑子。老何端起猪头，用手掏着吃，吃了几口，递给我，我学着他，可我近距离看见猪头里的猪脑子时，胃里一阵痉挛，刚才喝的吃的东西全都涌出食管和喉咙，吐到了猪头里。

然后，我就瘫倒在地上了。

2

那年我在老何的班上复读，成绩一般，但还是有希望上一个三本院校的。四月的某个中午，一部分学生在午休，另一部分在安静地学习，老何把我从教室叫了出去。

子麟，老何说，我知道你家庭困难，念书不容易，复读费又高，马上又要交报名费了。

我不知道老何想说什么，只是嗯嗯地答应着。

老何说：我是当老师的，不能不关心你，我给你找了个解决报名费的路子。

老何的路子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路子，就是去替考，主要是替成人高考。那些年，在大钟镇附近，这路子很流行，每到一年的四五月份，高三或复读班的教室里就会少不少人。据说邻近一个县的某高中，还有整个班级都去替考的。我们学校管得很严，这类学生很少，主要是学校宣传做得好，校长经常在大会上讲：我告诉你们，不要不知道轻重深浅，替人家去考试，挣千八百块钱，不值得，你要是被捉住了，三年不让你高考，同学们，三年不高考，你就完了。你还别不信，我了解的一个学校，就有这样的学生，成绩那叫一个好，绝对是上清华北大的苗子，就因为跑去替考，被捉住了，取消了高考资格，那孩子吃了老鼠药，没死成，用肥皂水洗胃，救了回来，可人也傻了。

校长的宣传很管用，但我当时真的缺钱，我连饭都吃不饱。那时候，我的身体似乎到了发育的晚期，疯狂地攫取各种能量，食堂里的饭菜没有什么油水，我也不好跟家里多要伙食费，开学时的复读费还是父亲借高利贷借来的。我就想，如果我去替考，挣一千块钱，能解决大问题。而且，这是老何找的我，他毕竟是老师呀，总不至于害我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何老师，替考被捉住，可是要取消高考资格的。

老何撇撇嘴，笑了：你知道不？那都是校长用来吓唬你们的。再说了，我给你找的路子，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都是硬替，咱们是软替。知道什么是硬替，什么是软替吗？硬替就是你拿着别人的准考证，硬生生地去考；软替就厉害了，人家会拿你的照片去办一张准考证，真的，有钢印的，你再去考，危险系数为零。

我听了更加心动，就说：那考试费……

老何四下看了看，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了五百块钱：先付一半，剩下的考完试给你。我看着五百块钱，身体有些哆嗦，我接了过来，数了好几遍。

我去。

考试在市里，考前一天，老何把我交给了找他的人。那个人姓李，是镇上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考试的是他儿子，可他儿子什么也不会，我就是替他儿子小李考试的。老李带着我坐班车到了市里，住到了宾馆。那是我第一次住宾馆，我在浴缸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生怕自己身上的泥把宾馆的白床单弄脏了。第二天就要去考试了，我还没看到印着我照片的准考证。老李在旁边的床上打起了呼噜。

我忍不住，喊醒了老李，问他准考证的事。

老李很不耐烦：怎么回事，老何没和你说好吗？是硬替不是软替。

我说不对，何老师说的是软替，我要是见不到印着我照片的准考证，我就不进考场。

老李坐起来：操，你玩我啊？小心我把你弄进去蹲几天，这时候我上哪儿给你整准考证去？你就去考吧，没事，出了事我兜着，考完了我多给你两百块钱。

我摇头，坚决不去。

老李看我态度坚决，穿起衣服，骂道：妈的，净鸡巴事，一分钱也不给我省。

老李拿出他的大哥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拎着公文包出去了。三个小时后，老李回来，扔给我一张准考证，我拿着它跟他儿子那张左对右对，好像真是一样的。

老李说：这回行了吧？操，为了这个，我又花出去五千块钱。

第二天，我心情忐忑地走进考场，找到座位坐下。

监考老师进来，宣布考试规则，发卷，答题，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有一个考生突然掏出一把钱来，拍在桌子上：老师，你就让我抄点儿吧，这些钱全给你们，我都三十多了，再转不了正，我媳妇就跟我离婚了。监考老师吓了一跳，赶紧叫了流动监考员，把那个考生架了出去。这之后，监考老师开始认真核对每个人的信息。一个女老师走到我面前，拿着我的准考证，看了又看，然后问：你有二十八了？我一愣，假装镇定地说：我长得显小，二十八。这个老师拿着准考证，和另一个监考老师商量了一下，又走过来，说：好，我相信你二十八了，那我问你，你哪年出生的？我愣了一下，但很快算出了二十八岁应该是哪年出生，告诉了她，心想幸好我算术能力还可以，要不然就栽了。她冷笑了一下，说：脑子够快的，我再问你，那你是属什么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算了半天，也没算清楚自己应该属什么。

我抓起自己的证件和笔，飞快地跑了出去，直接跑到了学校外。

老李正在外面喝汽水，看我跑了出来，上前问：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出来了？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我说完了，完了，老师发现了。

老李说不可能，我那可是压了钢印的准考证，真的。

我告诉老李刚才的情况，老李愣了，说：我操，这些人真他妈狡猾，问了哪年出生还问属什么。

我说：李老师，这不怪我，真不怪我。

老李拎着汽水瓶子，一会儿要摔，一会儿又不摔，来回走了几分钟，说：你跟我说说，这监考老师是不是每门考试前抓阄的？

我说好像是，这科监考的老师，下一科就不一定在这教室了。

老李一拍脑袋：这不就得了。我再问你，刚才的卷子，你做了多少了？

我说：有一半了。

老李：你觉得能得多少分？

我说：四十分吧，题不太难，成人高考比真正的高考简单多了。

老李哈哈笑了：操，真是天不亡我呀，得四十分就够了，老何跟我说了，说你数学不错，下午考数学，你争取拿个一百四十多分，政治再多得点分，只要总分上去就行了。

中午老李带我去肯德基吃了一顿炸鸡块，我吃得很饱。

吃完饭，老李又掏出一百块钱递给我：好好考，只要分数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我想拒绝，可是手却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我脑海里一直晃动着炸鸡腿的样子，我想天天吃炸鸡腿。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劝自己：别怕，没事，下午的监考老师换人了，不一定知道上午的事情。

我走进考场，再次坐在座位上时，周围的同学并没有看我。我还发现，考场上少了四五个人。监考老师走进来，我不敢抬头，一直摆弄自己的笔，我听见有一个老师走了过来，站在我身边，我还是不敢抬头。这样沉默了一分钟，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可真行，又杀回来了。

我抬头，看见的竟然就是上午那个老师，顿时晕了。

我忍不住说：下午怎么还是你，你你……

那女老师耸耸肩，说：你倒霉，我中午抓阄，又抓到这个教室，得了，上午让你跑了，这回你跑不了了。

我有点累了，也不想跑了，我像是被放进另一个圆形的笼子，怎么跑都跑不出去。我甚至也没有了上午的那种惊恐，达到了某种无奈的麻木。很快来了几个老师，把我带走，我觉得腿很软，两个老师就搀着我，或者说是拖着我走出了教室。有那么几秒钟，我回想起电视上看到的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是这模样。我觉得有点丢脸，努力想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可腿却并不听使唤。

我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问话，登记身份证号、学校信息，还摁了手印。

从市里回大钟镇的路上，老李一直铁青着脸。老李过一会儿就骂一句：他妈的老何。过一会儿他又骂一句：他妈的老何。老李骂了一路老何。我心里也一直在骂：他妈的老何，他妈的老李。我已经看出来了，剩下的五百块钱，老李是不想给我了。

我回到大钟镇后，上了一周课，每天胆战心惊，幻想着自己能躲过一劫。但是很快，学校就贴出了通知，我被开除了。和我同样去替考的其他人，则买了新衣服和运动鞋，准备高考。

我去找老何。

老何说：子麟，这是命啊，哪有这么寸的事？别着急，我去找人帮你活动活动。

然后老何就消失了，我再也没在办公室找到他。

十天后，我背着行李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我老爹听我说替考被发现，还被取消了报考资格，吐出一口血来，拿着棍子把我赶出了家。我在外面待到后半夜，才被我妈放进门。我妈给了我几个鸡蛋几个馒头，还有身份证和两百块钱，让我走。在家的话，我爹肯定得打死我。

我心里又郁闷又痛苦，连夜跑了几十里地，第二天坐上了一辆拉矿石的车，开始了自己辗转各地的打工之路。

3

我醒来时头痛欲裂，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旁边的老何趿拉着鞋，正在给谁打电话。

老何大声对着话筒说：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抓回来，我们是全封闭学校，怎么能让学生跑出去呢？我要扣你奖金，抓回来，关他们三天禁闭。我告诉你，别人停课，我们绝对不能停课，死怕什么，战士要死就死在战场，学生要死就死在课堂，这叫死得其所。

老何气冲冲地挂了电话，看见我起来了，说：醒了？厨房有粥，自己吃点吧，我得回市里，妈的，非典闹得学校乱哄哄。你放心在这里住着，我和你嫂子都得走，给你留把钥匙，住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老何收拾完东西，开着破桑塔纳，带着女人走了。

我四处转了转，除了锅碗瓢盆，几床行李，破电视机，三间屋子里什么都没有，怪不得他放心给我住。

也好，我正愁没地方去，在这里总比睡大街上强。

我冲了把脸，到厨房看看，果然有半锅米粥在电饭锅里，可这粥既不是大米粥，也不是小米粥，似乎是昨天晚上的大米饭又加了些小米煮的，白白黄黄，大大小小，看起来有点像猪食。一想到猪食，我就浮想起昨天的猪头和猪脑，胃里又是一阵不舒服。

我赶紧逃离厨房。

我锁上门，又到大街上去闲逛，发现胡同口的小卖部开了门。我过去，买了一瓶橘子汁和一袋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了起来。大街上仍然没什么人，只有十几分钟一趟呼啸而过的车辆。这世界怎么了？我想，会不会我打工的城市也是这样呢？好像不应该。可是现在的大钟镇的确就是这样，像是一个垂死的病人，维系着游丝般的呼吸。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任何事情的回忆都带上了奇异的色彩。我不能不想起自己的高中岁月，一开始，回忆还有点磕磕绊绊，可随着过去熟悉的事物一样样浮现，很多人就变得清晰了。我想起那个似真似幻的她，想起混黑道的表弟，想起镇子西边砖厂里那高高的大烟囱，整天冒着黑浓浓的烟，据说沿着这股烟真的能到天上去。有一个同学曾经断言过，登月的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看见的人类建筑，除了万里长城就是这个大烟囱，因为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它太高了。现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高的烟囱，宇航员也只能在天空看见。有一段时间，砖厂倒闭，大烟囱不再冒烟，那儿就成了许多人选择结束生命的地方，我印象里大概至少有四个人都从那上面掉了下来。

我抬头往西边看了看，天哪，在一切都静止的现在，大烟囱竟然还在冒着烟。看着它，我有点惊喜，似乎终于从密不透风的闷罐子外透进来一丝风。我打算吃完东西就到那儿去看看，我还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它呢。

大烟囱这里竟然没有人。我到了才发现，冒烟的根本不是大烟囱，而是它旁边的一家工厂。门口的牌子写的是大钟镇鑫淼化工厂，不知道具体是生产什么的，院子里也有一座烟囱，要小一些，刚好挡在大烟囱的后面。

大烟囱其实已经破败了，很多地方砖头散落，但整体骨架还立着。

我手脚并用，沿着断壁残垣爬上了一处豁口。这里看来经常有孩子玩耍，散落着很多饮料瓶子、塑料袋，还有一些食物残渣。我坐在正对着夕阳的豁口处，看着天边的火烧云，许多在这里发生的事终于像拼图一样，由碎片成了整体。

一瞬间，回忆像井喷一样，全部涌入脑海，交错着，纠缠着。

……

作者简介

刘汀，1981年生，青年作家，现居北京。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