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期间来到云冈石窟。他指出，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高度重视与珍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引领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的重要思想。文学创作如何用好历史文化资源，讲好精彩中国故事，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十分迫切的课题。

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如果并不严谨地划分，我们大致可以把文学作品视为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以及关于未来的幻想题材几个类型。不论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什么，都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好，这就是如何看待评价我们的历史。尽管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过去式”，但它总是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现实中的人，并对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选择未来产生重要作用。对历史的研究了解可能会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但也将帮助人们解决“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问题。不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这种烙印一方面来自于客观的生活方式、风俗伦理等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并不自觉地渗入人们的血液之中，演化为潜意识表现；另一方面来自于个体对历史文化内在的主观自觉的接受，并形成个体认知，转化为观念性价值取舍。无论如何，作家应对历史有科学的正确的认知。或者也可以说，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断认识自身，认识自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到了今天。毫无疑问，人类取得了伟大成就，如人口快速增长，财富不断扩张，生活日见便捷，自由度与主体性不断放大等等。但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人类走向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这些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就中国而言，也同样存在着能否科学地、正确地认识自己历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迫切。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她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什么贡献？其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的意义在哪里？她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创造力从何而来？相应地，她是不是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我们的现实与未来就是非常迷茫的，我们的文学也难以找到适应时代要求的现实出路。相应地，文学的表达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作家所描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具有优秀的品格、奇绝的想象力、战胜困难不断使自己成长完善的人，还是相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具备了在不断努力中走向更好的未来的可能性？作家应该发现、感受某种相异性并用自己的作品来激励人们消除这种相异性，还是使这种相异性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化的存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认知来解决的。

历史文化资源有多样的存在形态，比如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各种典籍，以实物形态呈现的历史原貌，口耳相传或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某种传说、风俗等等。无论如何，他们帮助我们重回历史。以良渚文化遗址而言，在距今约5000年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先人已经能够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修筑宏大的都市城垣，进行今天的人们不太好想象的航运与农业生产，创作精美的、充满奇特想象力的艺术作品如各种玉器，以及在他们的时代能够很好地运用而今天的我们却难以解读的文字。在那一时期，众多的人工从哪里来？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设计、施工、使用又体现出怎样的科技水平、生产能力？虽然我们还不一定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但仍然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一时期活动在良渚一带的人们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创造力。否则，这样辉煌的文明是难以出现的。在云冈石窟，我们不仅看到了神态各异、精美绝伦的石雕艺术，也感受到了距今1500多年前，这个今天看来地处塞北的偏远城市是如何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使节信徒、商旅兵士以及画家、舞蹈家、书法家等各色人士的。这不仅是一种超绝的艺术呈现，也从一个方面展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品格——开放、包容、自信，创造力、想象力、生命力等等。在许多典籍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历史的风貌，获得精神的激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豪迈壮阔、一往无前的情怀与历史时空相融的境界使人心生感佩。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这个民族的文明可以绵延5000年而不断，可以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拥有这种品格的民族，不仅将创造璀璨的历史，也一定能够解决现实面临的困难，并拥有更具人的意义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辩证统一的未来。

事实上，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如某种历史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原因，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生产所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某种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品格与局限性，其外部影响的意义与内在的规律等等。尽管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进行详细的讨论，但必须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与判断，从历史的本质中把握历史的方向。这种判断如果不正确，违背了历史的规律，创作就可能陷入源于历史观扭曲而形成的价值误区。

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体系

一定的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作用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因素，逐渐建立起与自身发展相伴随的方法论与价值体系。在陶寺遗址中，我们看到了巨型观象台的观测点“地中”。由自然条件决定，农业生产成为以陶寺为中心的区域最重要的生产方式。而农耕的收获需要相应的时间与固定的空间，并受自然气候的影响。人们为了更好地把握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研究感受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寻找“地中”成为那一时期的科学命题与意义归属。中，是天地人的统一，是人能够按照天之意、地之气成人之性的基点。因此，“中”不仅仅是度量单位，而是升华为哲学概念、方法论与价值观。它超越了实用含意而成为文化追求。由此而来，大自然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人类的统一体；事物固有其稳定性与必然性，但也存在着变易性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在另一些地区，由于大自然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人们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征服自然。他们更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对抗，而不是同一、统一。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价值体系。尽管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价值认同上存在差异，但就人类而言，仍然存在着超越其差异的共同价值，如爱、善、真等等。

但是，当一种文化处于强势时，往往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价值观取代别人的价值观，实际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突飞猛进，引领世界。其文化也渐成强势，成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标准”。当人们说现代化的时候，实际上暗含着一种“西方化”的追求。“西方”成为一种判断尺度。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也存在着历史的无奈与悲凉。在先发国家面前，传统社会缺乏足够的物质抵御能力。那些被帝国瓜分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原生的独立主权，而是成为殖民地。如果不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就会被“现代化”吞噬。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的惨痛教训。与这种历史相伴随，先发国家在文化形态、基本概念、历史塑造、话语权、价值观等隐性地带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世界也在不知不觉中追求、遵循这种秩序，并以此为标准改造自己。但问题的实质是，尽管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文化秩序有某种“合理性”，但文化殖民主义已经成为改造世界服从某种规则的潜在而强大的力量。对人类而言，文化的趋同将导致文化的窒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而言，文化的消亡将导致民族的消亡以及国家地位的改变。工业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既改变了历史演进的方向，也为人类日常生活创造了新的方式。同时，也引发了诸如资源的巨大消耗，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军备竞赛与核武器、生物武器的发展，特别是人的主体性的弱化与异化等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其发展显现出巨大的局限性，人类寻找未来的出路陷入迷茫。究其根本原因，是人类价值体系存在深刻的缺陷。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如何重新发现并光大传统文化中那些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与生命力的方法论形态、基本范畴、价值观，吸纳并融汇那些与我有益、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文明成果，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构建具有民族文化传统、适应时代要求、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化形态与价值体系，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文学亦然。实际上，在传统文化资源中，仍然有丰富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存在。即使是西方文化的构建也没有割绝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汲取。在东方农耕文明逐渐形成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感受到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讨论问题时往往要从“道”出发。老子的《道德经》自不必说，孔子也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所说的“道”并不是简单的道路、道理，更主要的是指宇宙自然运行的总规律、必然性。它强调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文学创作中，那些表现出高远深邃意境的作品往往体现了“道”的意蕴。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中有宇宙自然的形态及其规律性变动，人在其中的内心体验与感受，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生成的情感表达等等。这样的作品即使历千年之久，仍然直逼人心，熠熠生辉。这其中既包含了人的审美表达，也体现着某种价值判断。我们仍然能够从这样的作品中体味到一种文化的话语魅力，仍然能从中寻找到人类解决现实问题、通达未来的价值意义。

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通达未来的方向，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体系，最急迫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传统是“根”，现代是“流”，现实是“的”。这其中既有哲学价值层面的追寻。如道生万物、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节用求简、协和万邦、修身养性等；也有方法论的意义，如辩证统一、中庸之道、格物致知、以柔克刚等。即使在审美领域，也有很多仍然充满生命力的价值范畴。如自然之美、意境意象、文以载道、风骨气象、虚实共生、俭朴为美、飘逸旷达、雄浑豪放等等。如何在这些资源中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东西，并与人类已有文化经验与丰富实践融合扬弃，进行具有现实意义的转化，是文学面临的课题。只有它们的统一共存、转化新变，才能生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价值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

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相应，人类审美也同样是在不断的吸纳融合中新变的。距今大约四五千年的时期，在中原的核心地区陶寺一带，融合了来自东北部的红山文化、西北部的鄂尔多斯文化，以及东南部的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等，形成了陶寺文化——以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在这一时期，高度抽象的花卉图案成为这一地带族群，也就是华夏族群的文化标识，并逐渐向周边地带扩展；原生于红山文化中的“龙”也进入中原，成为华夏族群的图腾。至少在夏商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已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西域的玉石进入中原，逐渐由实用器演变为颇具艺术意味的礼器，并发展出玉石所附着的文化含义。玉石之路也成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绘画技法传入中原。其“晕染法”改变了中原传统画法中的平面表达，使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显现出来，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凡此种种，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中国的审美进一步丰富昌盛，强劲鲜活，满足着时代演变之中人们不断丰富起来的审美需求。

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文学如何为我们提供精神支撑、价值引领、审美范式，创作出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高峰之作仍然需要艰苦的努力。单纯从表现手法来看，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在或显或隐地追求与所谓的“世界”而实质上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一致性。从价值表达来看，显现出遮蔽或遗忘传统而竭力向他者倾斜的态势。从判断标准来看，也表现出以他人为中心的评判倾向。这也引发了诸多方面的批评与反思。一种是创作层面。很多作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仿借鉴之后，又重新回归传统，从中寻找新的动力与资源。但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积累了相应经验之后的新探索，具有了新变的可能性。另一种是本质层面。就是要很好地解决，是要为世界提供中国的文学，还是提供由中国作家写作的“仿外国”文学。如是前者，仍然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意义。若是后者，则消弭了中国文学的独立价值，变为中国人看来不中国，外国人看来也不外国的状态。这也说明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从旧向新的革命，并进行了成功的民族化、大众化实践之后，进一步完成其“现代”性的转化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似乎可以讨论一些方向性的问题来提供探索的可能性。这将使中国文学蜕变为更具表现力与艺术魅力的审美形态。首先是用中国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弥补而不是代替现代派文学轻叙述的现象，使文学的叙述能力得以强化。其次是用中国传统文学描写人物的方法来强化而不是代替现代派文学重内在世界的呈现而轻外在行为的刻画，从而改变人物性格模糊、形象概念化、标识化的问题。同时要发挥现代派文学重视人物内在世界描写的优势，使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鲜活性，也具有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再次，用中国传统文学以情节为中心、有明确的时空来结构作品的手法丰富而不是代替现代派文学忽视情节、模糊时空，以心理反应结构作品的跳跃性、流动性，甚至随意性的现象，既弥补读者把握不住人物及其存在环境的问题，又能够使以时间为序的结构方式具有摆脱时间控制的单一性现象，使作品拥有更多样的内在与外在表达的可能。第四，用中国传统文学重视外在社会生活的描写来改善现代派文学只重视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不足，使文学能够从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生活多个层面进行表达，从而既拥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文社会关怀，又拥有个人内在世界主观感受的丰富性，并使这二者融合同一。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学表现现实的能力。任何被读者广为接受的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都具有直面现实，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的功能。它必须关注人的现实境遇，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帮助人对现实进行思考体验，并给予人们解决实现问题的精神力量与价值启迪。如果文学仅仅蜕变为一种技巧，一种单纯的形式，将失去读者。其结果就正如文学疏离了读者大众一样，读者大众也将疏离文学。由此，文学也将褪化为生活的装饰品，而不再是人们所需要的文学。文学的这种现实功能，可能是针对局部的，或者是即时性的，但也可能是超越了国家、民族、政治与宗教的。其超越性越大，受到关注承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越普遍。而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仍然有丰富的可以转化为现实价值的资源。这些源于传统又立足现实，具有现代意义又体现出充沛的现实精神的价值观对当下人类的发展模式、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当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并表现出改变世界格局与发展方式的趋势时，中国的作家也当然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积极变化提供充满思想深度、想象魅力与艺术活力的精彩的中国精神、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