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一直以来由人主导的人类交际系统正向智能人机交际系统转换。面对已发生且将持续进行的交际系统变革，当下的话语研究多聚焦于智能技术如何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遇，及未来人类生存图景中人机博弈的风险，而对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文化性问题观照不足。“文化话语研究”强调的是人类的交际性、社交的文化性。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只有充分考察智能技术的文化生产性，才能探究清楚人机交际系统的文化复杂性，并进一步保障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文化多元性。

重视智能技术的文化生产性

话语研究之所以集中于智能生产力变革及人机对立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思维主导下的“技术工具论”所引起的。“技术工具论”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倾向于将人视作支配技术的主体，并将技术视为中性、被动的信息传输渠道，认为人机二元对立，而非协同共生。但在智能技术崛起的社会语境下，如果仍将技术置于认识论的边缘，无视其文化生产性，智能人机交际系统与传统人类交际系统则无甚差别，人机互动产生的新型文化复杂性问题便无从谈起，全球智能人机话语体系的文化多元性、文化安全问题更得不到观照。

在媒介技术哲学的“泛媒介论”视角下，能促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交流”（数据传输）的智能技术可被视作新兴媒介。智能媒介作为新传播主体，可在时间、空间和信息维度上延伸人的传播力。因此亦可说，伴随着智能技术崛起的是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也是一个新型的人机话语系统。通过对媒介技术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会发现，每一种新的主导性媒介技术界面都能带来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从具有亲密的共同体偏向的口语系统，到理性的二元对立的印刷话语，再到非中心连接的电子话语，直到跨界融合的互联网话语、人机共生的智能话语，人与媒介技术的亲密互构关系始终贯穿于人类话语传播的历史进程中。

媒介技术与话语系统更迭的启示在于对媒介技术的文化生产性的发现：具有新的不同技术偏向的媒介擅于改变物质环境、符号环境与文化环境，生产出具有不同内在文化偏向的话语系统。因此，技术并非如同结构—功能主义者所默认的那样，仅仅是提升政治、商业活动传播效果的中性工具。在媒介技术哲学视域下，技术既是人自我构造的中介，又通过人的感知模式、实践模式、话语模式外在地构造了世界的物质与意义系统。因此可以说，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

在德国学者克莱默尔那里，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所在。因此，话语研究有必要对智能媒介技术的文化生产性作出肯定。通过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三种基础方式获得机器智能的人工智能产品（例如社交机器人），创造性地革新了话语主体、话语模式。以人际传播（例如群体传播）为主导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传播模式，正逐渐向包括人机传播、物物传播及人际传播在内的人机传播转换。人与智能技术在互动中形成了一个人机融合、人机共生、人机协作的智能人机话语网络。

除了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外，智能媒介技术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它在装置意义上打开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并能动性地生产着在“智能媒介之水”中生活的人们的话语体系与文化系统。因此，有必要对智能人机话语系统的文化性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辩证认识人机结合文化

在“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人类社会不同族群所依托的话语系统的突出特性便是文化性。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相互对话，其中充满竞争、合作、渗透、融合，形成权力关系。那么问题是，智能话语的文化性究竟如何？人机话语系统的文化性如何形成？人类交际的文化竞争问题是否会消退、消失，抑或渗透、蔓延至智能话语，甚至在智能话语中得到增长？如何发展一种多元的、动态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

首先，智能话语系统创造了人机结合的新型文化形态。智能技术的文化生产性使其能动地革新了传统人际交际系统，生产出与智能媒介技术界面相对应的人机话语网络：“人化的机器”和“机器化的人”成为交际主体，智能媒介成为新的交际渠道，人机协作成为突出的交际模式，具有跨界性、激活性、精准性的高维人机交互话语网络替代了低维人际交互的话语网络。智能媒介技术的生产性将过去人际话语系统的文化性问题，激活、转化为更复杂的人机结合文化问题。

其次，智能话语系统的人机结合文化产生于程序化人机交互过程中。虽然主导智能媒介的算法实质上是函数模型，但在主流的深度学习算法中，不论是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还是无监督学习，都无法脱离人而自行运转。智能媒介研发、优化、应用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其文化性产生于更加复杂的生产环节中，具体包括以下过程：（1）应用场景与产品需求；（2）样本选择与数据库建设；（3）选择或创建模型；（4）根据模型质量调整其权重和参数。接下来，再经过工程师的反复训练，达到一个满意结果后，算法得到确定并投入具体场景下的应用。因此，人类交际的文化性在智能话语网络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复杂、隐蔽的方式得以生产。

再次，智能话语系统存在隐形文化操纵的风险。由于不同智能媒介技术产生于不同社群、族群、国家，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观不可避免地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渗透到智能话语网络中。全球人机话语网络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性的多元人机结合文化。相较于人际话语体系，智能话语系统无论是其价值观念、文化，还是意识形态的输出都更为隐蔽、高效。由于全球人机话语网络同样存在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较量，包括文化竞争、输出、融合、对抗，因此，智能话语系统的隐形文化操纵问题便成为建设多元有机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所不可回避的难题。

保障文化安全和文化多样性

如前所述，人类文化多样性正面临由人机交互导致的隐形文化操纵与文化安全难题。因此，维护文化安全也意味着保护不同社群、族群、国家的智能话语安全，建设多元有机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保障全球智能话语系统的文化多元发展。

第一，将多元共生文化观植入世界不同智能话语系统中。法国学者德布雷在肯定媒介技术能动性的前提下，指出了人在进行媒介选择、使用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因果关系是人与技术互动的结果，技术提供可能性，环境起过滤作用，人进行部署。同样地，智能话语网络的文化性是在人、智能技术、政策条件、商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下，不同主体需加强交流合作，通过价值引导、技术编码、制度共建等方式，从理念与实践出发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优化智能技术与人类协作共生，推动人机协作方式进化。当前，智能技术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还停留在对人感知、认知、行动、创造能力的部分延伸阶段。虽然智能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社交活动中，但人机对话的深度、友好度都有待提升。今后，随着技术综合智能水平不断提高，人机协作程度加深，人机对话性、协作性将越来越强。作为智能话语主体另一方的人类，也需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以增进与智慧机器协作共生的水平。

第三，将智能话语体系建设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一直以来，全球互联网传播存在着发达国家及其霸权话语所主导的发展、治理模式，漠视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现状和诉求。这种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已引起一系列文化冲突。而面对当前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崛起和更加复杂的文化安全问题，需将人机文化共同体建设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建设有利于文化安全和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倡导人机文化多元共生。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交际体系得以重构。建构文化多元的全球人机话语体系和动态有序的人机交际秩序，首先离不开对技术能动性与生产性的考察，其次离不开对文化多样性和安全性的思考。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的价值并不在于通过技术侵占外在环境或其他文化，而是在与技术的合作中延续自身，放大人的创造力，从而丰富整体文化的多样性并使其有机生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18ZDA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