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哪天，要是在某位文艺青年的签名上看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不要怀疑，他八成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就算知道，他多半也会把它归于《在路上》。事实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出处是《达摩流浪者》——杰克·凯鲁亚克的另一部作品。这似乎印证着杰克·凯鲁亚克的“奇特”命运：他留在世人心中的只有一部《在路上》，而且作品比他本人来得更加出名。

6月9日晚，《在路上》首版译者之一、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资深制作人、央广中国之声和经济之声评论员陶跃庆来到单向live，和读者一同回到《在路上》的热血生活，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翻译往事，同时分享《在路上》如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活动现场还连线了远在异国的另一位译者何小丽。

“凯鲁亚克”成为当之无愧的出版热点

2020年，“凯鲁亚克”成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当之无愧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第一个季度，面市的《在路上》中文译本便不下十种。考虑到中国出版界正遭受着疫情带来的重创，这种“百花齐放“的盛况便不能不让人感到讶异。这可不是什么“中文世界重新发现了凯鲁亚克”之类的老套言论，而是凯鲁亚克的作品进入公版后自然触发的市场反应。

凯鲁亚克

1969年，凯鲁亚克逝世。到2019年，正好50周年。按照《伯尔尼公约》，著作权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内，这意味着凯鲁亚克的作品到2020年已经进入公版范围，出版不受著作权法限制。试问，在不用购买版权的情况下，谁不想分一杯“凯鲁亚克羹”呢，况且这杯羹还顶着“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灵魂人物的名号？

美国芝加哥作家博物馆中展示的《在路上》原稿

《在路上》正式出版于1957年，是凯鲁亚克用20天时间在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上完成的。出版仅5年后，《在路上》便有了中文节选译本。不过最早的译本没有公开出版，是具有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现的，由黄雨石和施咸荣合译（注：“黄皮书”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的“内部发行”版本）。今年的“凯鲁亚克”出版热中，这个最早译本自然也没能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在年内推出当年节译本的补译全本。

国内首次公开发行的《在路上》，陶跃庆、何小丽合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

改革开放之后，漓江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公开发行《在路上》，由陶跃庆、何小丽合译。时间是1990年，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其后，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买下版权的文楚安的译本，这一版本后来一直绝版。此后20年，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在路上》译本，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王永年版本。

陶跃庆、何小丽合译的《在路上》不仅对国内译介凯鲁亚克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译者的人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次，世纪文景推出新版《在路上》，特意选择陶跃庆、何小丽30年前的译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策略一样，打的正是“情怀牌”。

遥远的翻译往事

回忆起自己与《在路上》的缘分，陶跃庆直言“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1988年，陶跃庆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读英美文学专业，第一次在学校图书馆读到英文版的《在路上》。虽然此前已经有所听闻，但一直没机会目睹真容。“上世纪80年代真是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学生对新知识和文化特别渴望，特别向往开阔眼界，想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30年后的新译本《在路上》，陶跃庆、何小丽合译，世纪文景策划，2020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陶跃庆为读到原版《在路上》激动不已，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个年代，《在路上》被定性为一本离经叛道的书，不是主流的作品，特别小众。”

陶跃庆的第一反应是不好读。按理说无论哪个国家的作品，文字的叙述、描写或结构一般都是相通的。但是，《在路上》显得与众不同。陶跃庆后来才知道，原来凯鲁亚克用了一种叫“自发性写作”的手法。

“其实说白了，就是胡来、乱写。” 陶跃庆调侃道。

陶跃庆想找中文译本对照着看，一直找不到。除了内部流通的“黄皮书”，《在路上》没有其他中译本，陶跃庆直觉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就像商人来到非洲，发现当地没人穿鞋那样，这是一个商机”。

于是，陶跃庆找学俄文的师姐王璞打听出版事宜，并联系到漓江出版社当时的编辑沈东子。沈东子让陶跃庆先试译几页试试。确定后，陶跃庆找到师姐何小丽，两人一起合译。书在翻译完成后两年正式出版。

《在路上》出版后，陶跃庆和何小丽收到3600元的稿费，这对于刚踏入职场的陶跃庆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要知道，他当时在上海对外友协工作的月薪只有104元。

开启“在路上”的人生

翻译《在路上》带给陶跃庆的不只是1800元的稿费，还有精神上的转变。

拿到一半稿费后，陶跃庆立即辞职，买机票，直接飞到海口。先是在美标公司（American Standard）推销卫生洁具，一做就是6年。1997年，陶跃庆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加入《焦点访谈》团队，开始新闻记者的工作。

陶跃庆在文景艺文季讲述翻译往事

在《焦点访谈》，陶跃庆采访过不少国内外政要，并报道了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社会事件。

从译者、推销员，再到央视记者，陶跃庆的人生演绎着“在路上”的传奇。

陶跃庆说，《在路上》让他知道了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因此在心态上无所畏惧。他发现，人经历挫折、处在人生转折点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那般脆弱。陶跃庆一直有这样的信念：能做到的一定努力去做到。

“可以说，《在路上》改编了我的人生轨迹。”三十年过去，世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陶跃庆的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他认为，《在路上》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去外面看世界，更要在看到世界之后仍然能否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这才是看世界的真正意义。

“垮掉的一代”的迷惘《圣经》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氛围极其压抑。麦卡锡主义、冷战、越战、种族歧视等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率先站出来，否定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其中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最有代表性，小说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迷惘《圣经》”（美国批评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语） 。

“垮掉的一代”在城市之光书店前的合影

陶跃庆认为，《在路上》是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凯鲁亚克把内心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这份内在的激情非常能打动人。许多读者都会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 “垮掉的一代”另一位成员威廉·巴勒斯曾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咖啡机，它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 从中可以看出《在路上》带来的巨大影响。

鲍勃·迪伦与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

陶跃庆提到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认为鲍勃·迪伦作为流行歌手能够加冕诺贝尔文学奖，一部分原因是他汲取了“垮掉的一代”留下的文化遗产，在歌词里表现文化叛逆，为同时代的青年发出声音。

“叛逆、独立和激情，是让你的生命变得伟大的状态。”陶跃庆说，“激情不仅仅存在于别人的鼓励中，更是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打开《在路上》，随便翻阅，便能看到生活有不一样的色彩，灵魂有不一样的姿态。”

陶跃庆不断反问自己，“我能做独立思考和判断吗？当所有人都对我说一样东西的时候，我还能够再坚持想一想，判断往左还是往右吗？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给予我们的东西。”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凯鲁亚克写在《在路上》的这句话，值得献给每一位青年。（中国作家网记者 刘鹏波）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