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忽然之间下起雪粒来，打在窗玻璃上，发出沙沙声。

到山南以后，陆春遥的睡眠成了问题，十之八九处在浅层，能被最微小的声音划开。雪粒越下越密，挤挤攘攘开出花朵，一个黎明似的荧亮世界，一会儿工夫就被创造出来，半夜里，竟能看清远山淡淡的轮廓。陆春遥激动地轻轻拍打窗户，像是在邀请雪花进入她的房间。等到她再次醒来，雪已经停了，她看清对面人家阳台上的积雪差不多有五六厘米厚。她从武汉来，那里空气湿润，极少能看见这样的雪，雪融化得又快，多数情况下边下边化，很难留下来。她立刻从枕头下摸出手机拍视频，一边拍，一边用兴奋的高扬语调说：“你看，随便拍，拍出来就是艺术片。”她这么说着，就好像身旁还有人，就好像她不知道，只要她一个人待着，她就会用拔高情绪的方式掩饰和安慰自己。

出门前，她走到窗前看了一眼，看到街上照样飞驰着汽车和摩托车，这才放心将前一晚停放在楼道里的电动车推出来。太阳悬在九点钟方向，刺出长长短短凛冽的光。积雪盔甲般覆盖大地，不为所动。天冷得要命，好在无风，无风次仁老爹就能出来。他同往常一样，坐在自家坐北朝南的小楼东墙外晒太阳，脚边扫出一小片空地，连着一条从门前开出的小径。

陆春遥出现在马路尽头，自北向南驶过来，圆圆的脸冻得通红。次仁老爹从她还是一团模糊开始就叫：“慢点，慢点。”这倒不是因为路上有雪。路上有没有雪，在次仁老爹看来，陆春遥都有可能摔倒。次仁老爹穿着厚厚的棕色氆氇坐在那里，头戴一顶护耳皮帽。从陆春遥第一天骑上新买的电动车开始，到她学会控制它，他便不断看到她摔了又摔，以至于老人养成了习惯，即便现在陆春遥骑得很好了，他看到她，仍要提醒她，慢点慢点。

陆春遥沿着碾压后化开积雪的车辙开，有车过来就小心移到边上。她放慢速度从老人身边开过时，冲他微微一笑。

校园主干道已经被清理出来，刚刚到校的老师和同学迅速加入到扫雪的队伍中去了。路边的雪堆得高高的。陆春遥停好电动车，匆匆往教学楼走，想到一楼的工具房里取一把铁锹。杨柳看见她，冲她喊：“春遥。”陆春遥没有听见。学生们一面扫雪一面嬉闹，雪仗打得不亦乐乎。杨柳抬高音量，先斥学生别闹了，再重复叫春遥。她身体不大好，缺氧反应严重，只用力叫了几声就喘起来。

“怎么了？”陆春遥走过来。

“昨晚排练的时候丹增在吗？”

“在。”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他突然回家去了，请假的时候只说家里有急事，昨天晚上一点多发的消息，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我也不清楚，要不你问问，那个谁……”

陆春遥向跑来跑去躲避雪球的达娃扬扬下巴。

达娃丝毫没有注意到陆春遥在看她，依旧与同学打闹，笑得不时弯下腰来，长长的头发顺着棉衣袖子扫到地上，沾满了雪。

这个爱美的十六岁姑娘，不管杨柳怎么说，就是不肯将头发剪掉或者扎起来。“进入高中了，心思要放在学习上，这么长的头发得花多少时间打理？”杨柳板起脸训话。“就这么披着不是更省事吗？”达娃天真地回她。在其他同学那里，严肃的杨柳老师一个眼神就能使他们低下头来，达娃却一点也不怕她。无论是谁，达娃都敢于直视。她的目光坦荡真切，天然有种得意洋洋、什么都难不倒的机灵劲儿。杨柳一直拿她没有办法。

杨柳是一个较真的人，眉心因为总是蹙着，早早生出两道竖纹。她自然知道女生喜欢留长发是天性，她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视长发为最高级别的美，谁要是胆敢让她剪去，她定要在心里骂上几百上千遍。然而，后来成为老师是她没有料到的事，带班张口闭口“金就砺则利”也是她没有料到的事，回想起来却都有来处。时过境迁，一个人要是走到了当初的对立面去，可没什么好惊讶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陆春遥倒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她劝杨柳说：“我们这些老师刚从内地过来，他们呢，是新生，刚从家乡过来，都在适应新环境，这时候太严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要求啊。”杨柳责怪陆春遥不理解她，“而且，我作为班主任的权威在哪里？说了那么多次都不听，不是拆台吗？”陆春遥笑杨柳真正在意的是达娃没有听命于她。陆春遥说：“说真的，留长发影响学习，大概也是偏见吧。”“不是偏见，是经验。”杨柳坚持道。“要是这样，过去的经验很多都得靠边站了，这些孩子跟我们从前遇到的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民族的审美习惯。”在这一点上杨柳倒是认可的，她点点头，有些无奈地说：“所以说不好办哪。”

达娃很快在陆春遥那里为她制造了另一种“不好办”。

那天陆春遥去给高一（二）班上音乐课，去早了，在走道上看到一些同学围着达娃。大家有节奏地击掌，为她打拍子。达娃站在正中间跳锅庄。那种美和自得，就好像单单她被太阳照到了一样。她挥动衣袖，宛若风中之树，动作恣肆，脚下却根基稳健。她沉浸在喜悦之中，又即是喜悦本身，旁若无人却似乎在与每个人交流。陆春遥马上邀请达娃加入她刚刚组建的舞蹈社团。“那是干什么的？”达娃一脸好奇。“一些喜欢跳舞的同学聚在一起，大家练功、编舞、跳舞，在篮球场上，每周两次。”陆春遥跟她解释，达娃摇摇头拒绝了。此后，陆春遥再三假装与达娃偶遇，在教室门口、操场上、宿舍楼前，达娃从来只有一句话，“老师，我每天按时上课都已经够费劲了，您还要让我按时跳舞，明明只要我高兴，我在哪里、在任何时间都能跳舞啊。”有次陆春遥在食堂看到达娃，正要端起餐盘移过去，却见丹增在达娃对面坐下来。她发现，骄傲的达娃霎时变成了一个乖巧的孩子，不但认真听着丹增说的每一句话，还总是应声附和他。

丹增是达娃的同班同学，平时并不多言，喜欢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安静地听大家的意见。这样的习惯让老师们一度忽略了他。他轮廓硬朗的脸上常常挂着波澜不惊的神情，这是因为在内心里，他有着清晰的近乎固执的自我坚持。见他身形高大挺阔，对达娃这么有影响力，陆春遥盯梢在篮球场外拦住了他。第二天，丹增去排练现场看了五分钟，就爽快答应加入舞蹈社团了。他在心里默默想着家里的阿古（叔叔）。阿古很喜欢跳舞，因为一直没有孩子，视丹增为己出，从小教他跳舞，村里大大小小的活动，丹增总被阿古拉着一起助兴。当丹增看到舞蹈社团的排练时，第一次感到如此之近地接近着另外的舞蹈形式，他想，或许，他可以在下次回家的时候，为阿古热衷的事情带去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陆春遥真正的目标——达娃，并没有跟随丹增加入舞蹈社团。

相反，丹增因为达娃成绩不佳而要求她把业余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甚至达娃想跟丹增来看排练，他都不允许。周末舞蹈社团的活动结束后，丹增总是满头大汗地去教室上晚自习。达娃买了一只保温杯送给他，要他多喝水。保温杯有着星空似的深蓝图案，丹增爱不释手。对照达娃对自己的好，丹增隐隐反省，他对达娃的那些要求，会不会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劝慰达娃，要她不要生气。他说要不是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他可绝不会考虑加入舞蹈社团。达娃露出鄙夷的神情，说她从来就没有打算进舞蹈社团。“还有啊，”达娃调侃道，“谢谢你再次提醒我，我的成绩不好。”“不是不好，是——差，差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丹增窜改了一首歌的歌词。达娃抓起保温杯，作势往丹增头上敲。丹增马上抱头求饶，达娃歪着头，露出一副算你识相的表情。

开展社团活动影响学业，这并不是丹增一个人的想法，很多老师都有同样的担忧。藏族老师感到这件新生事物让人眼花缭乱，有惑人心神之嫌。一些援藏老师也持类似的态度，认为事是个好事，但不合时宜，援藏团队刚到，当务之急是普及先进的教学方法，集中精力提高升学率，其他事情可以缓一缓。杨柳就是其中一个，她担心山南一中作为一所普通高中，这样一来更是无法与重点高中抗衡了。校长蒋超说：“这其实是先进教学方法的一种，试试看，如果出现学生成绩普遍下滑的情况，我们再做计议。”他把陆春遥调到团委，让她重点抓这项工作。

“你可要支持我。”陆春遥对杨柳说。

“我还想你支持我呢。”

“怎么支持？音乐课也缓一缓，我这个老师可以回家了。”

杨柳被逗得笑出声来。

学生们倒是普遍具有热情，舞蹈、合唱、书法、科学……林林总总十几个团都报满了。杨柳忧心忡忡。“再做计议……”她想，到那一步就晚了。她因此对班里的学生盯得更紧。

把学习本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杨柳要是知道在丹增与达娃之间存在微妙的情感，那还得了。当陆春遥示意杨柳去问问达娃，看看丹增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时，杨柳站在雪堆前，大口喘气，茫然地看着陆春遥，问：“问谁，你说的是谁？”幸亏她没有回过神来啊，陆春遥突然想到。

陆春遥摇了摇头，说：“没有，没有谁，我记错了。”

02

中午休息的时候，陆春遥找到达娃。

达娃以为陆春遥又要劝她加入舞蹈社团，连忙说：“老师，您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那么容易改变主意，是不是根本不值得拉拢？”“拉拢？”陆春遥笑起来。藏族孩子讲汉语，很容易用错词汇。“拉拢”这个词一般不会对应什么好事情，她说，“欣赏吧，改成欣赏。达娃，你误会了，我这次来找你只是想问问你丹增的情况。丹增是舞蹈社团的主力，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听说他匆匆忙忙地回家去了……”不等陆春遥说完，达娃就告诉她，丹增家的阿古生病了，很严重，丹增是因为这个才回去的。

如果是这样，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怎么向杨柳请假时，他却不愿讲清楚呢？

陆春遥谢过达娃，独自向办公室走去。

学校周边有好几座山，山上落满了雪。正前方的一座生得十分端正，山头两侧的坡面高度和弧度几乎一样。上午看时，这座山洁白秀美，像是一杯原味酸奶漂亮的尖顶，这会儿却被一大片乌云盖住了，露出大段阴影下灰色的身子。天气真是说变就变。

回到办公室，陆春遥向一位藏族老师询问学校所在地泽当到丹增的家乡松卡之间的距离，确认即使跑得再慢的大巴也足够让丹增这个点赶到家，估计热乎乎的酥油茶都喝上了，这才放心。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从武汉艺术学校转来的全国啦啦操大赛的通知。陆春遥本是这所学校的舞蹈老师，这样的比赛她以前常带学生参加，听说新一届的大赛通知到了，她便请同事李贞贞寄了一份到山南一中来。她静静想了一会儿，发短信给李贞贞说：“我这边不报了。”

“为什么？你那么擅长这件事情。”李贞贞立刻打电话过来。

“我刚来两个月，藏族孩子对舞蹈这门艺术的理解处在哪种程度，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新的舞蹈形式，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对人生的期望、对更大世界的兴趣到底有多大，我都不了解。我不知道现在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带他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参加比赛，让他们与那些成长背景不同、受现代文明影响更深的孩子同台竞技，会不会有点难为他们。”

“照你这样说，世界级的比赛就没法开展了。不了解就去了解呗，别再等了，世界大无边，等孩子们去看呢。你们这些人过去的意义不就是这个吗？”

“我再考虑考虑。”

“你呢，可以把这个当成一种教学动力，没有什么比团队竞赛更能激发潜能的了。再说，这届在武汉举办，到时候带学生来你的家乡看看，多好啊。”

“老实说你是不是进组委会了？这么卖力。”

李贞贞笑起来，说：“对对，哈哈，不过，跟这个没什么关系。我看了往届记录，西藏从来没有代表队参赛，就让历史在你我手上改变一下吧。”

“我的一个学生刚刚才对我说，如果一个人那么容易改变主意，根本不值得拉拢。‘拉拢’，我当时还觉得‘拉拢’这个词用得不够恰当，现在讲给你听，竟然觉得无比准确，你不就是在拉拢我嘛。”

“你们是在‘根本不值得’之后填‘拉拢’，我呢，是在‘如果一个人那么容易改变主意’这句话之后，填‘证明他，灵活’。”

放下电话，陆春遥琢磨着怎么去做舞蹈社团成员背后那些班主任的工作，毕竟参加比赛这种事耗时耗力，平时训练可以放在课后，可出去比赛兴师动众好几天，必定会占用学习时间，一些格外看重成绩的老师，如果不提前同他们商量，事到临头，要是他们拦着，不让班里的同学出门就不好办了。

杨柳是这类老师的代表。她之所以尤为看重分数，除了个性上的原因外，还跟她的身体条件有关。两个月前，她差一点就走了，从来了不到一周的山南一中和住了不过几个晚上的寒冷宿舍，回到遥远的湖北武汉去。她好不容易才撑过来的，如果不能使班里的孩子学习成绩得到提高，在升学这件具体而重要的事上帮助到他们，在她看来，她曾经的坚持就会失去意义。她是一个需要实际的价值感才能前行的人。

那时候真难啊。

杨柳不明白，进藏前体格检查一切正常，怎么到了山南，反应要比其他人强烈那么多。一落地，血氧饱和度就降到七十九，头痛欲裂。她死死拽住本地工作人员敬献的哈达，让它每时每刻都挂在胸前，信任它在雪域高原具有神奇的护佑能力。据说熬过三天就好了，可是，已经五天了，她每个晚上只能靠吃思诺思睡上一两个小时，头痛已经成为物理性的附着，帽子一样扣在头顶。临时宿舍里又冷，八月下旬而已，她穿短袖来的，到了这里，晚上裹上棉被都冻得直打哆嗦，还动不动流鼻血。

到了第六个晚上，窗外大风呼啸，白杨树东倒西歪，枝叶噼里啪啦拍打窗户，像是传说中阴森而急迫的索魂者在敲门。杨柳的室友，躺在另一张床上的陆春遥吓得直往被窝里钻。她仅露出的一对眼睛，紧张地看着透过窗帘摇动的黑色树影。杨柳因为身体的疼痛消解了对环境的敏感，周遭的一切使她厌烦而非恐惧。她侧身躺着，两只手按在太阳穴上，痛苦地翻来覆去。随着窗玻璃上的一记猛击，杨柳骤然坐起来，又因为这个动作加剧了头痛而迅速垂下头，鼻孔随即冒出血来。她用手抹了一把鼻血，跳下床，打开灯，从铺下拉出一只行李箱，从桌前开始，见什么就往行李箱中丢什么。她的眼泪与鼻血一起往下流。陆春遥缓缓坐起来，披上棉衣，望着她。因为动作太大，杨柳很快就气喘吁吁了。她想要扣上行李箱却怎么也扣不上，箱子里外全是血印。

陆春遥拉住她。

杨柳转过身抱住陆春遥，抽泣说：“为什么我要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我？”

陆春遥拉杨柳坐下，让她斜靠在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再把吸氧管递给她，帮她打开氧气瓶。陆春遥自己也坐到床上，拥着被子，靠在床头吸氧。

陆春遥苦笑，“为什么要来？是啊，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工作是一回事，自己的心境又是一回事，两项不至于冲突才会过来吧。”

杨柳体力不支，精神上却有些亢奋。她很想聊聊这个话题。

“我一听说去的是西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西藏可不是人人都能到的地方，更何况要在这里工作三年，是深入接触而不是像游客那样蜻蜓点水闹着玩。”

陆春遥望着杨柳，点头说：“你的身上有一种特别浪漫的冒险精神。”

“你也有。”

陆春遥笑，“我不全是因为这个。”

“当然，还是想做点事。人这一辈子，怎么活都那么点时间，一条单行道，没有后悔药，总要淋漓尽致一些。”

陆春遥点点头，又摇头，“一个人做出选择的原因其实很复杂，有些连我们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也意识不到。”

“对，我有一个原因，可能很幼稚，不过，感情上的事情，只要说起来，哪一件不幼稚？你知道吗？虽然我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可是只要面对我男朋友，我就开始挑剔自己，觉得自己哪哪都配不上他。我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也许离他远一点，他带给我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而我在这里历练几年后，可能会变得强大一些……”一阵尖锐的疼痛蹿上来，杨柳“哎呀”一声单手捶打头部，“好痛。”

陆春遥说：“对，就像这样，痛你就喊出来。”

杨柳紧紧想着自己身体的痛处，离水的鱼一样翻来滚去。但她已经不说走的事情了，好像她承认了自己的痛，承认了受不了，不去抗争，将自己放到最低处，那巨大的艰难扑上来时，就扑了个空。它没有从前那般狰狞了。她渐渐放松下来，安静了，睡着了。

陆春遥一直醒着。

杨柳没有注意到，在陆春遥刚才提出问题——“为什么要来”时，她自己并没有回答什么。陆春遥尽量避免说出最残酷的那部分。且不说为什么来山南，就连形成原因的那件事情本身她都隐瞒着，沉在心底。

她的儿子死了。她年少的儿子死了。如果那一天他听她的，而不是听他爸爸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第二天还要考试呢，他像往常那样乖乖复习，他爸爸也像往常那样认为他太辛苦，非要拉他出门放松。那天他爸爸跟几位同事约好去郊区钓鱼，别人都带了家属，他爸爸本想拉陆春遥去，陆春遥要在家陪儿子，结果爸爸成功策反了儿子，陆春遥却留了下来。至今想起来，陆春遥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当儿子答应同去时，已经无人可陪的她却没有跟着一起出门。如若一起在现场，事情就不会沿着那样的轨迹发生了吧。

同事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不知轻重下水玩，远远躲在一棵树后面，只有陆春遥的儿子看见了他。而陆春遥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同他爸爸一样强壮，也同他爸爸一样乐观。他不假思索跳下水，直到有人终于看见他。他推着那孩子，隐约听到有人来了，便彻底松懈下来。他被拉到岸上时，肚子鼓成了一只皮球，面部表情却平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

陆春遥扑打丈夫，一拳接着一拳，无声地，愤恨地。同事夫妇两个拉着年幼而不知所措的儿子在他们面前跪下来，陆春遥痛苦地捂住嘴巴。

她捂住嘴巴，就像现在这样。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样的局面，拉她儿子离开的是她的爱人，而她儿子的离开却是为了救另一个生命。比爱与恨更让人无所适从的是无法将爱与恨真正对立起来。一种复杂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横亘在她与丈夫孙立明之间。每一次他试图去安慰她，她都觉得，眼前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力量安慰她，他明明是肇事者。她不再与他亲近，视他为破坏本身。来山南这件事，直到出发前一天她才告诉他。

“我申请援藏了。”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就走。”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商量任何事情。”

“你要惩罚我一辈子吗？”

“也许我们分开会好一点。”

看着已经睡着的杨柳，陆春遥因为感到她刚才所言说的艰难浅得简直可以忽略不提而深深羡慕着她。事实上，在陆春遥的头上，也有一顶无形的帽子，但多数情况下，这顶能够拉扯着头皮摆动起来的帽子，抵不过扣在她胸口上的那一顶。那就像一个火盆啊。她睁着眼睛听窗外的风声，清楚地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突然停下来的，也知道窗外何时泛起了白光。在山南，天不亮则已，一亮必是大亮。她等待着，等待着，最后长叹一声。

差不多又过了一周，杨柳的情况才稳定下来。

那几日正是高一新生陆续入校的日子。达娃和丹增是高一（二）班最后两个报到的学生，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松卡村。

……

作者简介

谢络绎，出版有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等，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