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西方，始于18世纪中叶John Newbery出版的 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中国则始于清末民初。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世界儿童无书可读，人类的儿童文学，长期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改编、浓缩而来。因此，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是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

当经典文学被改编为儿童文学时，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来说，可以看作经典文本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坦率地讲，我国经典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经历了一个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水墨经典故事动画片”以及全国各美术出版社创作的古典文学连环画为主，这些作品曾影响了两代中国人的童年。而今日放眼国内童书市场，遗憾的是译介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以服务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是一个迫切且重要的学术任务。

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但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更要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儿童文学的“中国标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当然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惠海峰博士的《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则是近年来这一冷门研究领域当中的代表之作。从两个角度来看，此书所提出的问题与自身的研究范式，之于儿童文学研究理论建设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是立足儿童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研究个案——英国儿童文学，在实质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在书的绪论部分，惠海峰认为，“儿童文学在国内仍然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领域”，同时他也承认，儿童文学和电影、电视一样，是“二战后西方大学里开始的对流行文化展开的深入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儿童文学与全世界一样，目前正处于理论建设的时期，因此，一些重大理论的探讨正逢其时。

鉴于此，在《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一书中，作者并未拘泥于阐释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立足于不同方面，从儿童文学与宗教、儿童观、教育理念、课程标准等角度，为经典文学的儿童文学改编搭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以这样说，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是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与原创儿童文学“鼎足并立”。推动经典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改编的理论建设，对儿童文学总体的理论建设有着重大且积极的意义。

理论建设重在宏观视角，这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一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文本，而是对《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傲慢与偏见》与《汤姆·琼斯》等经典文本的改编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既有对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又注重理论建设对新研究范式的推动。

二是对儿童文学改编的“中国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针对“新课标”之下的儿童文学改编予以探讨，这对于今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虽然需要世界眼光，但归根结底是立足中国实际，探讨中国问题。《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一书尽管探讨的是英国经典文学的儿童文学改编，但却立足中国实际，重点探讨了国内“新课标”之下儿童文学改编的路径与向度。该书针对不同出版社的新课标课外阅读版《鲁滨逊漂流记》,通过分析其对笛福原作做出的改编,试图探讨国内出版社如何将这部18世纪英国冒险小说改编成符合国内教育需求的读物。从目前儿童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角度当属填补空白。

以“新课标”为视域，探讨儿童文学的改编、传播与接受，这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而且作者另辟蹊径，以意识形态考虑、教育需求和图书市场营销策略等为独特视角，形成对“儿童文学改编”的全方位理论审视，为今后探讨相关问题，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新课标”是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发展之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抓住这一特色，对儿童文学“中国化”路径进行了理论思考，这是重要的贡献。毋庸讳言，目前国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实际上形成了学科化的断裂，即研究西方儿童文学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同学科之下的分支。因为“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因此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难免会因学科壁垒而形成断裂。以“中国化”为路径出发，显然有助于弥合学术研究因断裂形成的空白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儿童作品文学理论建设。

综上所述，《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可谓是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式的佳作，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所付出的学术努力。儿童文学是事关国家未来的重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理论建设显然不可忽视。如何在今后的理论深耕中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以丰富儿童文学研究理论体系，这应当是包括惠海峰在内的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重点努力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