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刚从贵州赶来开会。我是1960年21岁时去贵州教书的,1978年离开,来北京读研究生,这次59年后回去和当年的老学生、老朋友见面,就沉浸在60年代、70年代的历史回忆中;现在,又来参加今天的老朋友对话,要回顾80年代的历史,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就只有从子平兄的书里偷取灵感。而且真的在今天要着重讨论的他的新著《文本及其不满》里得到两大启发,就此谈两点随想。

子平首先谈到了“同时代人”的关系。特别提到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谈”概括他所亲历的80年代。子平说,这是“很传神,准确”的,“当年的各种思潮与文章的蓬勃潮流”,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子平称之为“新启蒙”的“态度同一性”。我读到这里,心里为之一震:因为今天这样的“无限交谈”和“态度同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甚至在家庭内部,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的朋友越来越少。子平概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离析了。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回顾当年的历史情景,怎能不感慨万千!

李陀把当时的友情和交谈概括为四条: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我还想补充一句:什么都可以谈,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学……各种问题都随便聊,没有任何顾忌,这或许是最根本的。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这样的“自由谈”的结果。在那个年代,自由聊天,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学术方式,我们还创造了“学术聊天”的自由文体。我还要特别回忆的,是当年我和学生之间的“无限交谈”。这就是所谓“老钱的灯”。学生上完晚自习路过我住的21楼,看见老钱的灯还亮着,不管时间多晚,敲门,撞进去,就谈开了。王风回忆说,他经常和我聊天,聊到三四点钟,这大概是真的。而且我和学生的交谈,都是平等的,是所谓“以心交心”,学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争论。一些经常来聊天,比较亲近的学生和我就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我退休时就有学生在网上发文,说我是“最像朋友的老师,最像老师的朋友”。我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评价的。所以学生都叫我“老钱”,其中含着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学生也是“同时代人”。

那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令人怀想的:这是思想解放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为基础,超越名和利的人际关系。我曾经说过,自己——或许也包括我们同时代人,前半生充满艰难曲折,后半生发展就比较顺利。这其中关键是在80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按平原的说法,我们是与三四十年代的学者直接接轨,得到了他们的倾力教诲,也得到了50年代的老师的无私支持。另一条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同时代人”。我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最要感谢的是三个群体。一是贵州、安顺的朋友群:这是我的基础,我的根;这次回安顺就是落地归根。再一个是我的北大老师群:吴组缃、林庚、王瑶、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信等。第三个就是同代人群。我所接触到的关系密切的同代人自然以北大的老同学、老学生为主,也包括外校、外地的几十年没变的一些老朋友。这个同时代人群,在我看来,有四大特点。一是思想、精神、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保留不同意见,但又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亲密无间,相互合作但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四是彼此欣赏,形成良性互补。我万幸生活在这样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内斗、内耗和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心爱的学术,还可以时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许多人都惊讶我怎么写了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管时有大的环境的干扰,但我所处的具体小环境,却极为和谐、安静、温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创造。这是我要永远感谢我的老伴和周围的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老学生——我的同时代人的。

这里,我要特别谈谈黄子平兄。我多次说过,子平是我们中间智商最高的,也最具有独创性,以致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概括他的学术特点。我只能说说我最为佩服他的几点。一是他的理论自觉与修养,特别是他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强烈兴趣、熟悉程度与广泛运用。坦白地说,他的文章有的地方我看不懂,原因是我对相关理论不熟以致无知。二是他的艺术感悟和美学自觉。三是他对语言表达的情有独钟、讲究与独特运用,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四是他的社会、历史、学术视野的广阔,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这四个方面大都是我的弱点。我比较关心政治、社会、思想史。我发现子平从表面上很少直接谈论政治、社会、思想,但他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思想关怀和政治关怀与焦虑的。在这方面,我们俩是有内在相通的。意识到这一点,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

我还要说说子平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帮助和启示。一是他把我举荐到出版社,打开了我的学术通往社会之路。我们四个人中最早出名的是黄子平,他的那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一举成名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问他的朋友中还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荐了赵园和我,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才得以顺利出版。而在此之前,我的书怎么也找不到出版社愿意接受。子平的出手相助,就是“雪中送炭”。我更难忘,并心怀感激的,是子平的学术思想、思路对我的直接启发和影响。我的著作中,引述子平的意见最多。像最早注意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现象的就是子平,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及,却没有展开;我当时正在思考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却找不到切入口,读到子平的这一发现,就茅塞顿开,立刻紧紧抓住,最后写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我至今还认为,这是我的主要代表作。这当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但“始作俑者”是子平,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后来,我构想《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结构,也是得到了子平关于文学史叙述结构的设想的启示。这样的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学习,借鉴的学术关系,也是今日所难得,我特别珍惜的。

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满》,在说到“同时代人”的相互关系之外,还特别谈到了“同时代人”与他的时代的关系。子平指出,他们既“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面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他们“属于这个时代,但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他们“紧密联系时代,同时又于时代保持距离”,他们“紧紧凝视自己的时代,又最能感知时代的黑暗”。我理解这就是说,同时代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在”又“不在”。我认为,子平的这一论述,很好地概括了我们这些人与80年代的关系。我们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似乎是“如鱼得水”。但这只是“似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对那个时代的认识。80年代是一个两种倾向、力量相互博弈的时代。这里,就需要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一个人们不太熟知,以致被遗忘和淡化的背景:在我们之前,曾有过一次在“五四”领导权问题上的大批判。我们从这次大批判中,意识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依附于政治史叙事的文学史框架”。因此,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对既定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框架的一个自觉的反思,这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的学术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不合时宜的反叛性的这一面。黄子平在80年代的两句名言:“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了”。前者是对批判的学术的辩护,后者则是对创新成为时髦的警惕与自嘲,这都表现出某种异质性。因此,这些同代人在那个时代的心情,既有舒畅尽兴的一面,同时也是内含忧虑的。子平解释我们以“悲凉”概括20世纪文学的美学特征时说,我们自己当时就怀有“焦虑、忧患意识”,“劫后余生,心境一直悲凉得很”,虽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但也有一定道理。

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融入了时代潮流,又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就从根本上维护了自身学术上的独立性。因此,到90年代以后,我们由学术的中心位置逐渐边缘化,一方面依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另一面又因为边缘化,就看到了子平所说的“身处中心无法看到的问题”,对学术思想、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发展,而且更加自觉地追求学术的独立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十多年后子平回到大陆,发现许多当年的同时代人都变了,但我们这个小群体却没有变,自然弥足珍贵。我们至今也还是“相互搀扶”着。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孤独。现在,我们都老了,能够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历史经验的总结。今天的“四人谈”,重话当年“同时代人”,就有总结的意思。我想归结为两条,也是我今天发言的重点:要保证个人与整个学术界健康的发展,有两个关键,一是思想的自由,一是学术的独立。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