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径分叉的路口。是时候停下来，歇歇脚，张望张望前路了。

我们是谁？我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大约在十年前，因缘际会，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从那时候起，人们称呼我们为“青年批评家”。“青年”，说的是我们刚刚而立，离学问的成熟尚有距离。“批评家”，大约是对我们的美好期冀吧。人们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自然有一时代的批评家。我们这些寄身于学院、作协的年轻人，仿佛听到了召唤，将文学，准确地说是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志业。这里的“志业”，是韦伯意义上的，不仅仅是职业，还有使命的意思，是一个伦理概念。这意味着，我们宣誓效忠于文学这位神祗，甚至不惜得罪别的神祗。在诸神之间，在不可调和的立场之间，我们站在文学这一边。

为什么会以文学为业？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清楚地回想起当初的缘由。所有的叙述都不过是追溯，而追溯，则很难说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时候，我将之归为文学所带来的愉悦。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感受到，在黯淡无光的日常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流光溢彩的文字世界。我无比迷恋在文字所搭建的迷宫中体验愉悦。正是这份愉悦感吸引我时时躲到文字的世界中来，体会多姿多彩不一样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所体会到的那一点点心得写下来，也不过是为了小小回报文学所带给我的愉悦，并将这份愉悦与同道分享。所谓不忘初心，既然如此，我得在写作过程中首先让自己感到愉悦，同时，尽可能地让看我文章的人感到愉悦。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没那么简单。这些年，我不过是在实验令人愉悦的不同写作道路，并期望自己能通过练习写得稍好一些。”那个时候，当我在谈论“愉悦”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被消费主义所争夺并强力支配的成分了吗？恐怕那一缕自省尚未获得应有的形式就烟消云散了吧。有的时候，我将文学视为理解自我的形式，我曾经以绝对化的口吻断言，“说到底，文学是帮助我们真切地理解遥远陌生的他人，理解我们复杂缠绕的生活，理解我们所处的瞬息万变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现在，我开始深深怀疑，“自我”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真的存在如此抽象的自我吗？这些理由看起来是如此虚浮、脆弱，不堪一击，摘录于此，不过是为了说明，从什么地方开始或者因为什么开始或许并不重要，而变化，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的题中之义。

当我还在困惑于文学批评是什么的时候，同行者已经举起反抗的旗帜，以批评的名义潜移默化地改写着文学的版图。他们重新赋予历史以沉重而具体的肉身。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头脑之一一早就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了不满，认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历史的健忘症以及对当代严重的不自信”。把“历史”请出来，不是借历史的光环为文学加冕，而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理解今天的现实。历史洞察力，或者说历史感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的内在要求。这或许让人意外。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小时代”的我们应该是去历史的。我们的文学也一度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只关注现象而不去追问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是批评的失职。弱化了历史，也就是拒绝了现实。于是，我们重新勘探文学的历史——我们讨论不同时期的文学，“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教科书上清晰的文学判断在我们这里重新被问题化了。枝杈生长出来，有的还深入大地，重新长成一棵树。作家的形象在不同的叙述中摇晃，暧昧、模糊、复杂……这些似乎才是文学的真谛。不妨武断一点说，对于历史的尊崇，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学理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分享着同一种历史观念。恰恰是在历史观上，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不同的人生经验、理论视野与兴趣爱好，都决定了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让我们在同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也让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作品，展开不同的言说。基于此，我甚至将这些年青年作家的历史化写作倾向看作是批评辐射的结果。毕竟，历史不是在某一个人身上起作用，而是在一代人身上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改变是，我们视批评为写作。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抗。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学院，或就职于学院，但我们不满足于论文式的写作方式。有人说，“囿于理论与材料的批评文字只有理论的气息，材料的气息，而没有文学的气息，人的气息，它们是僵死的。但是，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视批评为写作，这不仅意味着重视感性与直觉，还意味着批评的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内心的痛楚与热望。我们都在学习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一代青年批评家，即使盖上名字，我也能分辨出文章为谁所著。读他们的评论，就像听他们在说话。

回望这十年，我们的生命被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会议上相遇，或唇枪舌剑，或秉烛夜谈；我们秉笔疾书，是深海采珠，也是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一份备忘。通过文学批评，我们想要召唤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并试图与之对话。有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间歇性虚无，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创造更好的世界。

而今，站在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才恍觉同行者零落，人烟渐稀。他们有的经由文学批评这条小径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大花园——他们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由评论者转而成为被评论者。有的则成为经典的阐释者、传统的守卫者——他们读诗经、读史记、读孔孟、读左传，较之于当下，他们离古人更近，或者说，“纵身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永恒裂缝之中，令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裂隙的创造物。”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孔眼巨大的筛子，留下的是像我这样无力逃逸的人。

何以如此？

大约因为文学批评消耗巨大。批评不是别的，就是读，读，读。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读非文学作品；读中国的，读外国的；读当代的，读古代的。有前辈坦言，之所以淡出评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年纪大了，体力不济，阅读量跟不上了。可见，批评真是一个体力活儿。读几十万字，所出可能不过几百字，性价比实在是不高。除了读书以外，消耗云云，还指的是写作方式的巨大消耗。正如一个同行者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作品都有具体的语境，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具体，故此每当面对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必须试着去摸清这个作品自身的肌理，并用适合这个作品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每次写作累积的经验，在面对下一部作品时都完全失效，从开头到结尾，都要重新摸索。”读一本评论集，最怕看到的是篇篇是同一种写作范式，同一套话语，甚至得出同一种结论。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尽管有心避免，但是下笔的时候，仍然不免一再落入早就织就的文字之网。

变法势在必行。

所谓变法，一是知识结构的调整。这些年，大家都在抱怨文学不再成为思想的前沿，文学无法提供人生的滋养，这与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是有关的。长久以来，我们将文学全然封闭在个体的心象中，隔绝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之外。狭小的空间与自循环使文学丧失了活力与生机。如果说，之前的文学批评还能在一些话语所构造的幻觉中自娱自乐，显然，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危机时代的来临。疫情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秩序演变，都将一个急剧变化着的世界的图景放大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经此一役，文学的位置、结构与功能，都将无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学家罗新说，“毕生所学，只为此刻。”对于文学和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来说，大约也是如此。在大变面前，我们之前关于文学的种种阐释、想象与期待都可能失效。如何超越之前的知识惯性，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应对文明的差异乃至冲突，进而构想新的世界秩序，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我知道，这听上去过分宏阔了，但是，倘若不打开文学的边界，将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以及类文学纳入视野，那么，无可避免的，曾经蓬勃的文学能量将走向衰微。

当然，说到底，文学还是落实在形式和语言中。一个新的认知框架需要新的语言。长期以来，我困扰于自己语言的疏松、乏味，不够密实，不够强健有力。这固然主要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可是，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显影。我们正在日益脱离丰富的感觉与丰富的语言。那些我们读过的作品，非但没有参与我们的精神构建，反而钝化了我们的感知。“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它不再表达一切重要的行动、思维和感觉模式，也不再与这些模式有关。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如数学、符号逻辑、化学或电子关系的方程式。其他领域则属于非客观艺术和具象音乐的子语言或反语言。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这种锐减（世界的意象正从语词交流的控制中撤退）已对语言的品质产生了影响。随着西方意识越来越不依靠语言资源来指挥经验和管理精神事务，语词本身似乎失去了部分精确和活力。”斯坦纳描述的是西方世界的现象，我以为，这也是我们所置身的当下的现实。这一事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文学仍然负有特殊的责任。或者，用文学的话说，语言是我们站立的大地，是我们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依凭。

经过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大约也会散落天涯吧。有的人，也许已经发现了“一条狭窄、垂直的小径”，假如他们不停歇地走下去，早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有的人，已经偃旗息鼓，不知所踪。我们还能凭借批评召唤更好的自己吗？答案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