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琼·贝兹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20年4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琼在家里录制了一段视频，为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而工作的人们献唱了一首鲍勃·迪伦的《Forever Young》。视频里的贝兹已经七十九岁了，干练的银白短发，声音不再如年轻时清亮，但唱起歌来依旧高贵得像个女王。稍早，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鲍勃·迪伦刚发行了一首17分钟的新歌，名为《Murder Most Foul》，歌词中梳理了自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以来的一系列历史、文化事件（其中提到琼·贝兹演唱的《Oh，Freedom》），在疏朗的钢琴和小提琴伴奏下，鲍勃·迪伦平静的吟咏仿佛是对历史幽灵的一次集体招魂。

音乐与政治：能与弱者共情是一种更罕见的天赋

如今，当我们提到琼·贝兹，很难绕过鲍勃·迪伦，这不仅因为他们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过一段恋情，更因为他们作为那个年代最耀眼的存在，共同定义着人类的文化记忆。并且，他们至今仍旧以各自的方式见证和参与着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虽然，对世界态度的分歧使他们最终分开：“我（琼·贝兹）觉得我能改变一些事，他（鲍勃·迪伦）却觉得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什么。”

琼·贝兹在她的自传《钻石与铁锈》里，记录了她的天赋、她的音乐生涯、她的政治信念以及她为改变世界做的事——几乎承担起了六十年代民谣的高音声部。这本书初版于1987年，当站在生命的中途回顾她的音乐和人生，琼开门见山：“仅仅做音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如果我的生命中不是行动和音乐并行。那么那些声音再动听，也与这个世纪唯一、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那时候，她已经建立了一所非暴力学校，组织过一场名为“包围国会”的游行，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反征兵运动而两次入狱，去河内慰问战俘期间，因空隙而被迫滞留越南境内，见证了人间最悲惨的事情。

对政治的高度介入使她长时间饱受争议，但这种选择又几乎是宿命的。琼·贝兹1941年生于纽约史坦顿岛，是家中三个女儿中的第二个，有一半墨西哥血统。因为与生俱来的深肤色，甚至一度被人叫作“黑鬼”，这使她从小对于种族歧视就有切肤之悲。童年时曾随墨西哥裔的父亲旅居过巴格达，目睹了中东地区的苦难和贫穷。当时的少女贝兹这样描述巴格达：“鸟儿在不断变换形状的云中飞过，用几千种声音唱歌。尽管生病了，我感觉自己是巴格达的一部分，就好像它的苦难也是我的。”

如果说声音和表演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那么这种与弱者共情的本能则是一种更罕见的天赋。她把他人受到的伤害转化成自己的，并且，从伤口的裂缝中，提前洞见了这个结构失衡的世界的本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始终把马丁·路德·金视为第一位人生偶像，她被他非凡的魅力所吸引，也因他暴力性的死亡而愤怒。此后，她坚定不移地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反抗战争和一切不公正，金的非暴力原则始终支撑着她的人生，并指导她作出具体的行动。声音是她唯一的武器。

琼与鲍勃·迪伦：他的眼神像冬天的树叶一样脆弱

琼·贝兹是异常早慧的。她仿佛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舞台上的表现朴素而成熟，并始终保持着自我的真实：“我上台唱歌的方式跟我在自己的房间或后廊上唱歌是一样的。”十九岁时已经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记录着她最初的歌唱生涯。六十年代初，她游荡在波士顿的酒吧，用纯净的女高音唱犹太人的民歌，唱幼小的摩西之歌，唱贫穷者的迁徙之歌，唱哭泣的女性之歌……照片上，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衬托着棕色皮肤的脸，看起来有种印第安风情。她是无年龄和无种族的，为世间所有角落的悲伤故事而歌唱，当时的观众因此形容她为“圣母玛丽亚”。

但在这本书里，琼·贝兹回忆中的自我和观众们记忆中的那个“民谣女王”似乎不同。在琼的个人记忆里，她从来都只是一个会紧张、渴望爱的普通女孩。演出前经常肚子疼，唱歌时假装不在乎裙子下面颤抖的腿，生活里用力过度（近乎神经质）地恋爱，她真诚地袒露这些脆弱的时刻，并展现出她的困惑、迷惘以及与自我斗争的过程。与此同时，专注地用歌声开拓未来。没有人比她形容自己的声音更贴切了。“我的声音是普通小女孩的声音，甜美而真实，但纤细得像廉价的棉线，也像一张活页纸上又细又直的蓝线。”

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她的人生之路看似坦荡，其实和所有人一样，也是由一个接一个真实的选择构成。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家庭，婚姻，做母亲——她对生命中的所有可能都怀有真实的欲望，但又总是被强大的“自我”拉扯着，需要一次次作出取舍。

她这样回忆对音乐事业的童年渴望：“房客中有一个大提琴手，他的演奏如此美妙，连母亲也会关掉吸尘器站在过道里听。我呢，会坐在他的门外，试着决定以后要么在交响乐队做大提琴手，要么留精致的长指甲。”

青春期时，她虽然已经登台演唱，但在舞台下，却像那个年纪的普通女孩一样，在维护爱情和音乐事业之间犹豫不定。这一青春期的爱情经历了四年，最终她选择了唱歌，她的天赋之路——但选择并不容易。在她的一生之中，总是在爱，爱男人也爱女人，爱名人也爱平凡人，并顷刻在爱里变得温柔而卑微，并且很快因为这失去自我的卑微而饱受痛苦。

比如形容初见时的鲍勃·迪伦：“他的眼神像上帝一般老，像冬天的树叶那样脆弱。”那双时刻洞察着他人的眼睛也是苍老而脆弱的。她一生始终怀念着两人一起唱歌的时光，但也真实袒露着自己受到迪伦冷落后的内心伤害、对迪伦妻子萨拉的嫉妒（之后被友谊替代），在伤痛中独自歌之唱之，并最终坦然和解：“过去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除了他是我隐秘的哥哥，我们曾是街上的双胞胎，共同被时代和环境裹挟着。”

琼与时代： 纷纷落下的灰烬结成钻石与铁锈

在所有时候，她似乎都能公正地对自己做出评价。一个时代将她推向世界中心，那光芒在另外一个时代黯淡了，她并不悲伤：“我活在六十年代，并且已经幸存。”

冷战的六十年代，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披头士登陆美国，马丁·路德·金遇刺，越南战争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死去，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反抗和歌唱。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在伍德斯托克，五十万人在暴风雨中为爱与和平相聚。“每个人都倾斜着身子，风简直把我们刮成了野人，蓝色、黑色的云在我们的头顶和身边簇拥着。是遭遇了诡异的天气，还是我们都感觉历史正在被创造中。”

琼·贝兹继续回忆着，好像既身处其中，又旁观其外：

“伍德斯托克中有两个孩子出生，三个人去世。伍德斯托克是一座城。是的，它是暴雨和音乐混杂的美妙绝伦的三天。不，它不是一场革命，它是色彩斑斓、泥泞遍布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折射。……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伍德斯托克。伍德斯托克，带着泥泞与荣耀，仅属于六十年代。那个反常的、被憧憬的、被浪漫化的、被迷恋的、悲剧的、疯狂的、胡子拉碴的和珠光宝气的时代。它已经失去并一去不返了，我并不怀念。”

琼·贝兹也有她的六十年代，她的所有唱片都受到热烈追捧，和爱人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结婚，做了母亲，并且，在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和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之间犹豫不定。等待丈夫因拒绝入伍和组织反征兵运动而被逮捕的时候，“为树上的寄居客、太阳朝拜者、吃嫩芽的人、水瓶座孩子、霸占者和抵抗者做早餐。……边听着车子呼啸而过，边煮咖啡和草本茶。”

时代的河流奔涌而下，疯狂裹挟着她前行，但她总能清醒地回到“自我”之中，满怀温情地凝视那些现实世界中略带反讽的细节。在丈夫出狱后，她选择结束家庭生活，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不想再试着成为一名妻子，而且我只属于我自己，自那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偶尔被野餐、蜜月、旅行中的通宵狂欢、我的梦想间断。”

她和世界的联结似乎更紧密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声名鼎盛，却真实徘徊于“丝质长裙”和“修女式套装”之间，徘徊于“享受个人生活”和“履行世界义务”之间的琼·贝兹，并且看见她总是倾向于选择那条更艰难的路。去看望越战期间的河内战俘时，她说：“我厌恶恐怖故事。我已经听了、看了他们很多年了。但我有义务知道这一切。”

为遭遇飞机轰炸的越南人而唱、为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幸存者而唱、为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下的智利人而唱，为佛朗哥统治结束后的西班牙人而唱，为阿根廷失踪者的母亲们唱，为所有被监控、被囚禁、被折磨、被伤害的人而唱，为所有死者和幸存者而唱。并且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声音，和那声音里的真实渴望，撬动着世界更顽固、更坚硬的部分。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人类理想主义精神，它保留在一个普通小女孩的声音里，向着未来的所有世代歌唱。

多年以后，琼·贝兹在《八十年代的孩子们》这首歌里，以年轻一代的口吻唱着过去：“我们喜爱六十年代的音乐，我们认为那个年代一定很酷，有滚石、披头士、还有大门乐队，有‘花儿’、有伍德斯托克，还有战争，肮脏的丑闻、包庇，以及其他东西……”

她知道，新的浪潮已经来临，无论它是金属乐、电子音乐，还是别的什么，属于民谣的六十年代都已经过去。而民谣是什么？消失的谋杀与爱情，关于痛苦的记忆，为自由而斗争，对时间本身的哀悼……在人类创造的废墟中，它们像灰烬般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结成钻石和铁锈，又被其他事物掩埋。时代的浪潮会一次又一次地吞没所有人，属于青年人的时代过去了，属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时代也会过去。下一代会比上一代更自由吗？世界真的会变好吗？没有人能回答。唯有年轻的歌声在风里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