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联系一位评论家，想谈谈城市文学时，他回复：“现在一说城市啊，青年啊，我都找不出词了。圈子里几乎没有新话题。” 一家文学大刊的编辑私下直接建议：你可以看看现在文学排行榜的作品。附带又补了一句，“虽然很多质量都不咋地”。而一个“90后”编辑却说，无论城市文学还是其他，我倒觉得大家写的作品越来越好了。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

正是在这一年，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参加了六个文学奖项的评奖，他把这六个奖项的获奖作品名单放在一起，发现一篇写乡土的都没有，一篇农村题材都没有。“今天我觉得城市文学已经渐渐成型了，真正的变化就发生在2012年，是个节点。”

如果说90年代大家对城市文学还感到新鲜陌生，甚至对城市是什么也不甚了解。那么今日的城市文学可以说已经变成绝大多数作品背后的共同主题——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城市正日益成为人们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主要栖身之所。

那么，城市文学和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一样，足够鲜活丰饶了吗？还是说，关于未来通往何方的问题上，城市文学与文学笔下的城市，在喧嚣蓬勃背后，同样存有太多难以厘清的迷茫，难以预料的未知。

当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时候，如同盲人摸象

老城文学对话、多城文学交流、双城文学工作坊…… 在文学现场，城市文学的主题性活动不在少数。而从众多交流讨论中，似乎能隐隐嗅到这样的讯号：城市文学还未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城市文学创作踏“虚”了。

2019年9月，第四届城市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在会上说，当前城市文学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让城市成为审美对象”。

2018年中，上海多个文学论坛都关注到巨变中的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文汇报》刊出题为《相比乡村文学的繁荣，城市文学创作严重不足》的话题文章，学者罗岗、毛尖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分别提出，当下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分支，但它正面临严重的瓶颈——“城市书写缺少力作”。《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面对这一话题时直言，近来一批新生代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尽管有了一定规模和气象，但作品对城市的描摹几乎停留在一种状态或一种情绪式的堆砌，缺乏对城市人精神世界的穿透性认知与把握。

同年底，《青年文学》揭晓首届“城市文学”排行榜榜单，作为评委之一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出了“遗憾的是，城市离我们很近，我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的阅读感受。《青年文学》主编张菁也指出，眼下的城市书写，相当一部分还只停留在对城市生活元素的运用，以及城市生活场景向文学的迁移之中，缺少与城市发展相对应的现代意识，进而透析表象，提供精神层面的思考。

在不少关于城市文学的评论中，常见到诸如此类的话语：比起厚重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依旧欠缺经典，在众多标榜城市文学的作品里，城市还是一个作为生活场域的外壳，人也还是传统意义上吃喝拉撒的人。

城市内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写起城市文学，作家们也和笔下的人物一样走进了困境？究竟是城市的问题，还是文学的问题？

“魔幻”“变化”“失真”…… 这是作家们谈及城市文学时使用的高频词汇。有段时间，中篇小说《化城》的出现受到关注，它讲述了当下城市生活流行元素“新媒体红人”的故事。作者计文君觉得，城市越来越魔幻了，不容易触碰到真实的边界。即使身处其中，依然很难了解我们的环境。

“我不能想象一只猴子生活在树林里，而对树林一无所知。但我们似乎真的对城市一无所知。”《化城》之后，计文君创作了姐妹篇《琢光》，“我们能琢出光吗？我回答不了。可能对写小说的人来讲，能摸到真问题的边界就已经很幸运了。”

“80后”作家蔡东被看成是深圳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对自己长居的这座典型新兴城市、经济特区，来自山东德州的蔡东感情复杂。一方面她经常感受到恐惧，想不通自己和深圳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并不是精神故乡。

另一方面，在她心中深圳也不仅仅是居住地这么简单，“更多时候我觉得它保护了我，给了我很大自由，让我有地方可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感谢深圳的”。

城市文学这样的命名，让蔡东时刻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性，然而她自己并不满意城市文学创作。“生活越来越狭窄了，越来越不真实。”

中国的城市发展迅猛无比，就像开车在路上行驶，速度越快，窗外的景物越模糊，到最后飞奔起来，你也分辨不清刚刚经过了什么。

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大概算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笔下城市文学的代表作了。石一枫从小住在北京的西四环，上小学时，老师明确告诉他们那里是郊区。“北京的四环路在30年前全是农田，今天想起来是很沧海桑田的。”石一枫说，在北京，你今天看到高楼大厦、很现代化的地方，它的名字都土得要命。比如中关村，为什么叫“村”？因为30年前，它就是一个农田，就是一个村，有人在那里种地。

生于70年代末，石一枫那一代人的经历中，城市正是“爆炸”式发展的。前20年，目睹着北京、上海、广州大面积“炸”开，把乡村全“炸”成城市，“炸”成高楼大厦，“炸”成机场、高铁站，现在我们依然在目睹这样的“爆炸”继续进行。

2014年，文艺报刊登文章《谁来破解城市文学之困？》，其中谈到“变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谁”，不少青年作家都表示，几乎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迅速到让人无从把握。看不见自己，找不到故乡。生活在城市，作家三三眼花缭乱，网络席卷视听，各种渠道的超负荷信息分秒涌来，“当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时候，如同盲人摸象。”

​问题不在于碎片，而在于无法为碎片提供一条坚硬的链子。也许正因如此，当下很多城市文学作品读起来，犹如过眼云烟，隔靴搔痒。

“作家们描摹的大多是现象，而不是你我感同身受的生活。” 当我向一位青年批评家提到现在城市文学“没什么感觉，看完就忘”的阅读体验时，她敏锐指出症结所在，“比如写网红，倒不如直接看视频——本就和生活不沾边的角色，虚构中再变成纸片人儿，完全不共情。”

难以把握可供深入的准确着力点，占有素材却缺少文学处理经验，即使作品与现实发展同步，在题材选择、情节架构、思想呈现等文本环节上不落窠臼，新鲜元素层出不穷，碎片化叙事依然无法获得读者的心理认同与精神共鸣。

事实上，城市为文学提供了言说的“伊甸园”，学者张屏瑾在评论文章《城市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结尾处写到：人并不能完全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生活，而这正是城市叙事开展的动机。人们并非不需要，相反是极为需要理解自身的种种方法。所以，重新强调文学的表现手法，早就超越了风格的意义，恰恰是从现实出发的需要。

家在哪里？往何处去？

生在上海也去过其他城市的作家周嘉宁有过这样的城市写作焦虑：一切都太符合规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太相似了。这让写作丧失了生命力，写作本身也变得规矩起来，这时候她反而羡慕那些在乡镇生活的人们，渴望那里惊心动魄的故事。

不久前的一次青年写作交流上，《花城》执行主编李倩倩提到了一个业内多有共识的问题：间接经验和城市生活的雷同，使青年写作同质化倾向严重—— “我觉得原因之一来自于作家们精神原乡差异感的消失，精神的原乡来自于土壤的故乡、精神的故乡，从而形成文学的故乡，类似哥伦比亚之于马尔克斯、凤凰之于沈从文、绍兴之于鲁迅，是写作者内心深藏的精神图腾。”

在中国谈城市文学，怎么能绕开乡村呢？相较于田野气息浓厚的乡土社会，城市被赋予文明和现代的内涵，工业化进程却又无可避免的带有反自然属性。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勇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理解城市文学：如果城市文学的现实性更多指向自身，那么其理想性则指向他者。“一方面是到城里去的持久冲动，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返乡，正是这样的精神返乡，完成了城市文学理想性的重要构成。”

在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城市文学都遮蔽于乡土文学之下，作为其变化、延伸的比照而存在，难为自身正名。并非作家们能力不足，中国农耕文明毕竟是存于历史深处的千年传统。徐勇在《作为“他性”的城市与城市文学》一文中曾简析城市文学的衍变轨迹：

“有关城市的想象和对城市的书写，很多都是在以乡土文学作为他者的前提下完成的。最典型的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铁凝的《哦，香雪》等。城市一方面是异己的和陌生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作者/叙述者的理想…… 正是这一以乡土作为中国寓言的象征，使得城市具有了某种理想性的精神品格。而这一理想性的精神品格，在邓友梅的《寻找“画儿韩”》、刘心武的《钟鼓楼》、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雕花烟斗》、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等对城市的书写中有着进一步的展现。这样一种“文化化”的城市写作是在“风景的发现”的意义上展开的对城市文明的回溯和追溯。城市日常被打上或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乡土农村的改革虽然带来传统的失落，但这些小说所显示出来的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却在告诉我们，传统也存在于城市，尤其存在于市井里巷。”

那么，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纯粹的城市文学吗？徐勇并不认同。

“但恰恰是这些小说，其实是最不具有现实性的。它们是以对现实的文化内涵的挖掘来完成对现实日常的有效遮蔽：现实日常的惯性、平庸和沉闷都在文化的光晕中湮没不闻。直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写作才开始直面属于城市本身的独特：“王刚、刘震云、池莉、方方…… 正是有了新写实小说的成功祛魅，才会有这之后晚生代作家的城市欲望写作，诸如韩东、朱文、何顿、东西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以不约而同的方式呈现出城市多面性来。他们一方面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琐碎、平庸和丰富乃至魅惑，一方面也同时性地呈现出城市残酷的一面——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群的两级分化。”

在城乡二元结构对立中，城市的理想性实质寄托于对乡土情结的回望与遥想。然而随着乡村文明日益凋敝，留给人们最后的精神净土也岌岌可危。“无家可归”“去向何处”成为当下城市文学作品追问的共同主题。鲁敏《奔月》的主人公来到陌生小城隐居，张忌《出家》的主人公经历着僧人生活和现实生活的交替，王安忆《匿名》的主人公在原始山林中重新体验文明，直至最后选择葬身湖底。

徐勇认为，在沈从文和老舍的时代，因为有一个乡土或传统中国的存在以之作为依托，城市的失落以乡土精神上的胜利为前提和结果。而今的困境在于，城市与乡土面临着双重陷落。

至此，城市文学何去何从？

 

每隔一段时间，学界就会有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但始终没能形成共识，大家觉得城市的特质就是变——也许变化正是它的某种本质特征。

据青年批评家岳雯观察，近年来城市文学的整体写作生态，作家们是付出了极大努力的。将声音融入到文本、以象征城市的独特景观/建筑作为线索、塑造集合城市想象的城市代言人形象、大量新城市经验的摄取与运用……

“重建城市小说的地方性，成为这两年来城市写作的鲜明潮流。” 岳雯说。“比如班宇、双雪涛、郑执，前一阵大家都在讨论东北作家群的崛起。这背后的一个逻辑因素是，我们原来认为乡村是地方的，到今天我们开始认为城市也是地方的。包括王占黑写的社区系列小说，我们会关注南方小城的地方性。”

城市不是面貌一致的公共大都市，而是各自有了表情和生命。比如金宇澄《繁花》，用地道的上海声音还原了上海生活气味。但正如岳雯所感，地方性的城市文学也存在局限：“不过，说实话，尽管阅读上没有障碍，我却不像上海人那般为《繁花》目眩神迷，觉得阅读《繁花》犹如招魂。我的魂，当然不在上海。”

当我们的视线紧盯城市，想方设法捕捉一切存在与可能时，是否已经将城乡二元体系中乡土社会这个牢固的、持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遗忘？

去年的吕梁文学季，作家格非发问：乡村在社会视野中渐渐隐去，植根于其中的伦理文明与社会秩序也消失不见了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随着城市化进程，承袭千年的乡土价值体系是否也随着人口的大量迁移而流动，当它进入城市这样一套新的文明结构中，瓦解，还是新生？面临什么变化，怎样变化？徐勇提出乡土与城市面临双重陷落，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是否也潜藏新的生机？作家们能否以此作为文学的着力点？

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鲜少在文本中看到，而这也正是大家对城市文学不满足的原因之一。

岳雯用“对位”概念理解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这是我自己创造的词。什么叫对位概念？就是说如果把它们割裂，只谈一种，它一定是不完整的。就像如果只局限在女性谈女性主义，而没有和男性概念构成一个整体的话，谈论永远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效的。”

而今城市文学也陷入了同样的危险。“只谈城市，不谈乡村，或者不谈乡村和城市的互动，不谈它们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把二者的关系割裂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城市应该走向哪里，它不可能构成今日的中国经验。”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书中涉及文化、格局、道德、家族、男女、秩序、血缘、权力等14篇章节，抽丝剥茧，实质说的是一个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与群体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关系的发生及其产生的结果。

乡土社会的一整套以关系作为根基的文明体系，在城市其实是被切断的。你来到城市，别人不知道也不关心你是谁，人与人间的关联也是切断的，城市生活其实是重建联系的一个过程。我们与自己的邻居，工作的伙伴，与门口保安，快递员，与不在身边的亲人都在重新建立一种联系，这种人伦关系在文学中反而没有多少关注。

很多人诟病现在青年作家的写作与生活是断裂的，缺乏对现实的感受力，缺乏人间烟火气。现实自然不是指各类传播渠道的信息轰炸，如果对生活中他者的经历难有整体共情，那么从细微之处出发，重温新写实小说的某些特质，也不失为一种观照方式。

1990年，刘震云写出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开篇第一句“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以这一斤豆腐为线索，勾勒了一个小职员极其平庸且窘困的生存状态。刘震云当年二十出头，完全出于对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观察，不外乎家长里短的琐事和对话，人物却活了，八九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与彼时的城市社会一览无余。

不能说网络编织的信息社会绑架了当代人的头脑，但确实要警惕何平描述的现象：“极端地说，他们的文学生活只是发育了的资讯接收器官，然后将这些资讯选做成小说的桥段，拼贴出我们时代光怪陆离却贫瘠肤浅的文学景观。”

毕竟，要是细琢磨，一斤馊豆腐也能品出烟火气。

如果想明白了，还写个什么劲呢？

以发展眼光看城市文学，会有什么样的期待？说到愿景，作家邓一光是痛苦的——“我不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展望什么。如果展望，那是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去完成的。文学的展望必须给出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谈何展望？”

去年《青年文学》主办的城市文学高峰论坛上，邓一光在现场表示自己“真的很困惑”。

“困惑来自于哪里呢？现在写作者的很多观察和发现，不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确与具体生活相关，比如他的支离、恐惧、疼痛、过不去、遇到了什么坎。他的这些问题，其实是与时代框架的冲突、与潜在理性的冲突。”

每每谈及城市文学的未来，邓一光都想逃避。“这个逃避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尚未麻木，或者尚未迟钝的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生于20世纪50年代，邓一光感到，现在的时代已经与他们那个时候完全不同。“面对的挤压，观念的更迭，它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大。是我们前人没有经历过的。” 社会化进程也曾对文学有过冲击。19世纪中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也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个体。“但是它整体对前文明的覆盖没有那么快速，反而形成张力，给文学艺术以自由发展空间，既传承，又生长。”

现在，时代的进度是非常快的，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的创生，使每个人的思维、认知、甚至道德伦理观念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你不得不接纳一切新的东西，伴随着怀疑与确认的交替循环，不断修正自我。

一次活动上，作家和科学家对话交流，科学家一讲完，作家就崩溃了。科学家说，从发展角度讲，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就得这么做，伦理怎么变不是我们的事，是你们作家的事，是文化领域的事，是管理社会的事，科学技术不能停滞。

当克隆物种出现，当生物的基因序列可以被编辑，我们就知道，过往的文明经验已经无法再沿用，科技将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重新改变。在断裂性的颠覆面前，才会有像邓一光那样的感叹：“传统的法律、伦理、观念已经濒临动摇，用不动了。而我们还在用，这是城市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巨大困惑。”

城市经验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根本结果是导致我们认知方式的转换，甚至形成了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挑战。

具体到城市文学，作家弋舟有着清醒的认知：“在我看来，并非书写的对象是城市，我们就一定能创作出城市文学来。城市文学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题材，更是一种精神特质与创作途径。它之所以被单独地提出并且相较于乡土文学，毋宁说，是为我们重新确定了另外的书写难度——它在思维模式、修辞方法、乃至创作逻辑上，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种新的现象面前，一种新的感觉面前，一种新的思想面前，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力图把握住这新的对象。”

能够看到，作家们也在尝试捕捉潜在的可能性，近年来城市文学书写多了科幻的元素，关注未来城市生活的作品屡屡出现，城市文学与科幻文学相重叠。正如评论家李德南所说：从最深的层次上来讲，城市文学要回应的，也正是新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城市文学需要表现这种生活，也需要对这种生活背后的逻辑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有原则的高度批判。

回望抑或远眺，描摹抑或批判，都是城市文学的书写姿态，接受城市的多种面孔并能与之和谐相处，形成思维与行动上的自洽，也是作家们的选择之一。

《景恒街》作者笛安珍视城市给自己的馈赠，淡漠的、珍贵的孤独——

“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很容易见到的图景是：一个办公室可能什么人都有。我有一个朋友在科技公司上班，这边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隔壁有一个程序员小哥起初是送外卖的，就是非常混杂的状态。我不关心每个个体的故乡，我把他们每个人当成是城市的一部分去关心。这是城市的丰富性的意义所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总有一种倾向，尤其是中国的普通人，日常的约定俗成的语言里面，总会说月是故乡明，但我想说的是，月是故乡明吗？不一定的。再进一步说，也许月是故乡明，可那又怎么样，生活里不能总看月亮，就是有一个地方会比故乡更重要。至少我理解这是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李唐是“90后”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他心目中的城市文学更多的是创造的精神，多元的观念，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与更新。在北京出生成长的他，小说中很少出现“北京”两个字，也鲜少有城市具体标志性景观的描写。

“这确实是我有意为之：我想要写一种具有普遍人性的小说，不局限于某地，甚至某国、某民族，只是关于人的处境。作为读者，被打动的原因绝不是他的地域性，而是具有某种生存境况的普遍意义。”因此，长篇小说《身外之海》干脆发生在一个完全虚构架空的小镇上，借此概括性地表达他对城市的精神认知。

天亮到天黑，城市的灯火永远不会熄灭。年逾六旬的邓一光还是感谢时代让他处于不安之中，甚至处于恐惧之中。“因为这样的不安与恐惧，我不会在某个地方窝着，尤其是我的念头和想法不会在某个地方停驻。”

邓一光说，就是因为想不明白，找不到其他的方式。要是想明白了，百分百不写了。“都那么老了，还写个什么劲呢？”（文/中国作家网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