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美国自白派诗人特德·休斯《写给你的诗：孩子》这本诗集中，诗人的想象因为夸张、荒诞和变形而赋予了语言玩具的色彩。事实上，对童诗而言，语言从来都是游戏之梦，具有童话般的梦幻。比如爱丽丝穿过镜子在语言中冒险，彼得·潘将词语撒遍永无岛的乐园等。当特德·休斯说“猫笑得裂开了/不得不缝合”时，童诗的语言便开始“失控”。不知这种诗句在中国的儿童诗人看来作何感想？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希尔弗斯坦，但对于特德·休斯会嗤之以鼻。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童诗体系太顽固了，以至于你不得不站立在它的对立面来重新审视中国童诗的症候。

这里，我想谈一下近期读到的邱易东先生的一篇评论——《中国当代儿童诗的七个病症》。邱先生对中国童诗提出的问题我是认同的，但仔细想来总觉得这篇文章的论述过于沉迷于“幻影”的意义。暂且不论他在文中列举的一些诗人名录（李白、杜甫、艾青、柯岩、圣野、金近、泰戈尔、辛波斯卡、庞德等），单论其举的很多例子，就让人觉得十分混乱，比如唐诗与现代诗的糅合，童诗与西方诗的交融等。况且，我觉得中国的童诗单靠这些诗人是无法拯救的，相信很多孩子都读过以上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事实上，你很难看出这些诗人对当下的童诗具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即使有一些诗人将古诗通过童诗的方式演绎，似乎也只是在制造一个新的语言的笼子而已。至于老一辈作家，且不论他们的语言对现代童诗是否还具有先知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还浸染于那种语言的涵养下，恐怕只能说明中国童诗真的病了。需要声明的是，并非我对他们诗歌的艺术不尊重，相反，正因我尊重他们，我才希望孩子能摆脱这种语言的影响，走向多元的阅读和写作的可能。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孩子一旦身处这种语言的经验中，就会陷入模式化的游乐场，这也是邱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童诗症结的源头之一。

遗憾的是，邱先生一方面指出中国童诗的病症，比如题材、构思、表达的陈旧等，另一方面他又在例子中将具有这些病症的童诗奉为儿童精神的给养，实在令人费解。中国童诗最大的症结不在于邱先生提出的那七种病症，而在于我们太过沉迷于旧有的经验秩序，不敢打碎束缚我们的语言之镜。

邱先生列举了博尔赫斯、庞德等诗人，却对西方和日本的童诗只字未提也让我深感意外。史蒂文森、罗大里、米尔恩、汉斯·雅尼什、金子美铃、窗满雄等，他们童诗的语言艺术对治疗中国童诗的“病症”具有重要的启迪，因为他们弱化了语言的说教和意识形态，从而开启了一种陌生化的可能。童诗的魔法提醒我们，好的童诗不光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当我们写作童诗时，童诗即宇宙，就像童话并非儿童的专属一样。

前面我已经言明，我赞同邱易东先生对当下童诗存在问题的阐释，但我并不认同他将心中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甚至更古老的童诗作为语言的“点金棒”来施展魔法的技艺。或许，那些诗才是中国童诗（尤其孩子）需要摆脱的语言模式的噩梦。我们知道，中国童诗近百年，而我们童诗的语言风格数十年来都在这种漩涡中盘旋，为何如此？我想除了主流杂志和出版社的审美懒惰外、对国外儿童诗集的译介太少（相较于成人诗，童诗的翻译基本是一片空白）、童诗与成人诗的断裂和敌意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我们学校教育的诗教体系出了问题，对此我就不再赘述。

大家都知道科罗迪故事中的小木偶匹诺曹，他骑着说话的毛驴进入童话的世界，我希望中国的童诗能变成它的鼻子，具有测谎的功效，进而引领童诗走向纯粹、真诚、个性、多元的语言疆域中。

诚然，我希望邱易东先生的总结能真正唤醒写作者的警惕。因为，作为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童诗，它必须随着时代一起生长才能获得语言的芬芳。然而，如果邱易东先生的目光不聚焦时代的前行而一直沉湎于老一辈童诗的语言谱系中，那么他所提出的这些童诗的“病症”就只能成为“病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旧有的语言经验已经无法满足现在儿童的认知和需求。正如阿甘本所说：“起源于幼年的事物必须趋向并通过幼年继续旅行”，童诗的语言如果不具有时代性的特质，它就永远无法真正指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