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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题材的西洋版画

安徒生童话题材的西洋版画

最近，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建设工地又变得忙碌起来，这座位于上海市区东部的中国首座新闻出版类专业博物馆预计在2021年开馆，馆内展览的设计工作也同步进行着。自从应邀负责少年儿童新闻出版这一部分的策划工作以来，我就从未停止思考；回望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事业走过的漫长道路，我发现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丹麦的安徒生。

安徒生被译介到中国来是个大事件，它不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确立了不同于旧传统的崭新的、现代的、进步的“儿童观”——以前人们总认为儿童是没有独立地位的，新的儿童观则强调“儿童本位”，即客观上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独立生活，这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当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这种“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是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驱者对安徒生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意识到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儿童以及体现儿童本位的文学书写和出版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茅盾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安徒生的“中国之行”，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恒在的参照。

我大致列了一个安徒生童话来中国的“线路图”，这个线路图纠正了以往关于安徒生在中国种种“第一”的说法：1909年2月，孙毓修在第6卷第1号《东方杂志》上发表《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其首创的“安徒生”这一中文译名，一直沿用至今。1914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7期发表刘半农编译的《洋迷小楼》（即《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童话第一次进入中国。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由陈家麟、陈大鐙编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载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这是中国第一篇用白话文翻译且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安徒生童话，由此引发了安徒生翻译传播热。1924年，新文化书社出版由赵景深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白话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1930年9月至1931年10月，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由徐慰慈从英文转译的三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收录童话二十一篇。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叶君健翻译的十六册《安徒生童话全集》，这是中国第一部从丹麦文直译成中文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全集”，收录童话一百六十四篇。

我最早读的安徒生童话就是叶君健的译本，装帧设计非常精致，封面绿莹莹的，古朴典雅的边框里镶嵌有一幅黑白插图。叶君健是怎样与安徒生“相遇”、“相知”的呢？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叶君健在学习英语，英国出版的课本中收录有多篇安徒生的童话，其中《海的女儿》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一直忘不了那条“小人鱼”和她在爱情上遭遇的悲惨结局。二战结束后，叶君健去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每到寒暑假，他会去丹麦住一段时间，为了阅读当地的报纸，他开始学习丹麦文，并且阅读了一些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在阅读过程中，他发现之前读的不少英文、法文的安徒生童话与原作大相径庭，译者在译文中任意删节或改写，甚至是严重歪曲，“至于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那些译文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出来”。于是，他决定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安徒生童话从丹麦文直译成中文。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先是分册出版，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分册出齐后，他又将译文仔细修订了一遍，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上等于是重译”，最后再汇集成全集。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我一直受到安徒生童话的滋养；安徒生的个人经历和作品，激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这大概与叶君健当初对安徒生童话的理解和感受是一致的。叶君健曾说：“安徒生的父母是鞋匠和洗衣匠，他从小家境贫寒，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文学有一颗赤诚和执著的心。我也是出身寒门，走上文学道路也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类似的身世，使我在读安徒生作品时，仿佛较容易地体察出他观察社会和生活的那种感受。当然，真正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童话的艺术感染力，他的童话既有美丽的幻想，更有深邃的内涵。他运用童话的形式，同情穷人，颂扬劳动，并不失夸张地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和陋习，使人往往在苦笑之中产生种种联想……正是这种幻想童话、政治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现代童话，激起了我的共鸣和喜爱，促使我下决心去翻译它、研究它。”

有意思的是，我与安徒生同月同日生。今年4月2日，因疫情待在家中的我再读安徒生童话，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此时恰逢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再版。由草鹭文化和译林出版社再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以叶君健生前再三修订的最后一版译稿为底本，收录童话一百六十六篇（比旧版增加两篇），每篇童话后都附有叶君健的译后记。随着安徒生的“再次到来”，我在美好的童话世界里畅行，远离污浊和喧嚣，回归纯洁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