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母亲有一把木制的拐杖。

它取自于一棵在春天忽然死去的榆树。其他树枝都向南边伸去，追着太阳生长，唯独它，向着相反的方向延伸。它孤零零的，像一根伸出的食指，指着院里码放得格外整齐的圆形麦秸垛，更像一杆枪威逼着一棵圆滚滚的脑袋。直到多年后，她在母亲手上被盘磨得圆润亮泽，我才忽然意识到，这截树枝早就以威逼的架式出现在我们院子里，等待着母亲臣服于那场病痛。

父亲早就看它不顺眼了，总想着怎么将它除掉。可树枝太高，他必须借助一架梯子才能完成这件事，可我家没有梯子。直到这棵树死了，他才忽然想出办法：把一个不太大的锯绑在结实的长木棍上。举高锯子，找准树枝与主干之间的部位，用力拉扯起来。父亲像个行刑人，对待一棵树，一块木头，他总有各种办法。

那些他父亲、祖父种下的树，都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张张桌椅、门、窗户，甚至我和弟弟的玩具。他还没有专门给母亲做过一件什么东西。

母亲当年结婚前要的那种新式的组合柜，他没有兑现。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两件掀盖的木柜，母亲已经很欢喜。然而多少年下来，里边装满了父亲、我和弟弟的衣物。与母亲有关的东西少之有少。这木柜就像母亲的心一样，看似归她所有，却装满了与别人有关的记忆。

父亲想给母亲做一个梳妆盒，但母亲美化自己的工具仅有那折掉好几年的半把梳子，还有一个黑底碎花，上边写着“万紫千红”的小铁盒。父亲这想法很快就夭折了。

我和母亲站在不处远看热闹，看见树枝间的碎沫纷纷落下，像穿过阳光的金子。父亲戴着帽子，闭着眼和嘴巴，生怕它们会进入自己的身体。眼看就要锯掉了，可那截树枝就像死死扯住母亲衣角的孩子般不愿撒手。最后，父亲把锯子反过来，狠狠对着它砸了一下。那截树枝才终于带着它稀疏的散枝落了地。他把这一截锯下的树杆放到牛棚旁边那间堆满杂物的矮房子里。树的其他部分却没有再管。母亲好几次想到要将它烧掉，却始终也没有动手。

母亲忽然病倒的那一年，在外打工的父亲才不得不回来。他站在母亲面前，五官被错乱的表情挤得很别扭。半年未见的妻子躺在床上，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继续沉睡。

母亲的语言系统错乱。她时哭时笑，以一种唱腔的方式高叫着：好黑啊！太黑了！真黑啊！

父亲凑过去拉她的手，好像要把她从一段暗无天光的路上领出来。

一个月后，父亲将母亲带回老家。她半个身体已经在慢慢苏醒，可她太害怕跌倒，不敢站起来。住院之前，她就是因为忽然跌倒才得了脑出血。

父亲拿着斧头，四处寻摸，最后他忽然想起什么，跑到矮房子里，找到那截榆木——好像它在这里等待这几年，就是为了完成给母亲当拐杖的使命。父亲将它的散枝砍掉，只留一小段粗针当作手柄。又反复打磨，刨光，最后，将一把崭新的拐杖递给母亲。

母亲用左手一把将它扔到了远处，对父亲大声喊道，不要，我不要！我这半边身子肯定能缓过来，就像这半边一样！说着，她用左手去捏右边的脸，用左手抚摸右边的胳膊，用左腿勾右腿。最后，她用左胳膊紧紧搂着右半边的身子，哭了起来。

母亲对拐杖充满了恐惧，好像这截木头要在她命运里长出一棵让她无法撼动的树一般。可是她尝试站起来，就必须依靠什么。父亲自然代替那拐杖成了她依靠的力量。可父亲不能一直守在家里，他要去侍弄庄稼，还想打零工，挣点买菜钱，这样就可以免于向远方的儿女们开口。父亲还养着一头牛，牛用一张巨大的胃消解着父亲每天的劳动成果——那一大捆一大捆的青草以及父亲割草的时光。然而更多的东西留在野草根部的伤口上。

我不知道母亲是在怎样一个清晨，一点点靠近榆木拐杖，并将它紧紧握到手里的。她接受它，也是在接受那半边身体可能再也无法醒来的事实。她抚摸它，与它磨合。她清楚日后，她的路不仅是自己的，也是这截拐杖的。在院子里，一场小雨刚刚淋湿地面。她拄着拐杖从屋里走向厕所。洋灰地上响彻的清脆的声音渐渐消失。到了湿润的土地上，这张狂的拐杖自动变成了哑巴。它失语了。也可能是与泥土的亲近，让它顿时寻回了往昔的什么记忆，它在泥土里偷懒，流露出成为一棵大树的野心，每一次与土地亲近都企图扎下根去。在这一段泥泞的路上，母亲也像拐杖一样，想起曾经如风似火的样子，种种与奔跑有关的记忆在这一刻复活，她似乎感觉到，只要她不停下来，她的右半边身子就会苏醒。她努力向前的愿望被一根想在泥土里札根的拐杖阻拦着。她摔了一下子，幸亏旁边那几口黑得发亮的瓦罐支撑住了她。

那一排黑瓦罐曾经是她的法器。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她曾用它们变出各种咸菜，用它们储存鸡蛋，用它们漤柿子。多少生活的细节都装在这瓦罐里。在她生病之后，父亲将它们转移到路边靠栅栏的地方，又摞成两层。龙须草很快被吸引，好奇地围过来，牵牛花也伸过触角，将它们搂在怀里。旁边不知道何时长出一棵嫩绿的枸杞树，用不了两年，也能垂下红色的果实了。它们像母亲的往昔一样，用丰富的色彩和不同的形态，在记忆深处形成一根会变形的彩色拐杖，努力冲击着她的感官。

父亲冲过去的时候，母亲已经站起来。他原本做好了迎接她哭泣的思想准备。但母亲没哭，她看着瓦罐上边挂着的透明雨滴。她本来要溢出的泪水，瓦罐替她流了。她只对父亲说，你看，我还担心把它们放在这里，会落满灰尘呢。瓦罐黑得可以发亮，它们两个人和一把拐杖的影子被这一块块光亮拼凑出来。但母亲更多的东西，如纳了一半的千层底，绣了荷花，鸟却只飞来一边翅膀的十字绣……都只能丢到一边。有些针长久不用已经开始生绣了。她把那一包上好的丝线和大小不一的针送给我。母亲一定想不到，它们随我翻山越岭，到了千里之外，依然是躺在抽屉里继续生锈。或许她是知道的，但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送给女儿总比直接扔掉的好。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要驯服那拐杖。她先驯服它的声音，它落在水泥地的声音太响了，一声一声，仿佛在叩响土地之门。夜晚，母亲走过水泥地板去上厕所，它连缀起来的声音，形成清脆却乏味的节拍。母亲开始恐慌、不安。她从衣柜里找出一块小花布，吃力地剪出一小块儿，将它绑在拐杖上。小花布像是拐杖的口罩，又像是个靴子，声音果真就小了。

母亲拄着它在院子里来回转悠，要让这拐杖与自己融为一体。似乎也是在吓唬右腿：你再不醒来，就有替代品了。每一次，母亲都感觉到体内有股力量就要滋长起来，但每一次都是徒劳。报纸上、电视上各种神奇的药物不断涌出来，都是专治她这种病的，母亲心里升腾起希望，但这希望又与昂贵的药费搅在一起，形成堵在舌头上的一扇门，让她不好意思说出口。最后，她还是说了，我们按照屏幕上的联系电话，买了药，但广告上那些老年男女治愈之后的灿烂的笑容没能移植到她脸上。她曾在服药期间感觉到的那股力量，最终还是熄灭了。她坐在门前的小土堆上，双手扶住那把榆木拐杖，把脸贴在拐杖上方的树杈上，满面愁容，仿佛一棵树上结出的最苦涩的果子。

母亲开始喜欢早睡，她以这样的方式回归。在梦里，她东奔西走，去看住在山那边的大姐与小妹，去河对岸的山沟里给大哥和二哥上坟，她在路上采了一大捧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真好看！两个哥哥是不喝酒的，她在井边给他们打了一瓦罐的水，她先尝一口，是甜的，再分别撒到坟前，她跑下山去看在三哥家里住着的父母。干完这些，似乎还要去坐火车，女儿就要临盆，她要赶着去照看，在女儿因为分娩而喊疼的时候，必须得紧紧握住她的手。她坐了那么久，火车却一直不开。等天黑了，有人驱赶她下去，才知道，她误坐在一截没有火车头的车厢里，永远也不可能离开。

醒来后，她才想起，她的母亲已经在几年前走了。葬礼那天，下着大雨，她穿着白衣白裤，在雨里哭，在泥里哭。那天的大雨远不及她的泪水滂沱。后来，她的泪水干了，喉咙里再也发不出声音，只大张着嘴。

姥爷那段时间就住在山下的三姨家。大家集体帮她隐瞒着，说她去给女儿看孩子了，一走就是许多年。姥爷每次都点头，说，知道了。

母亲是在许多个叠加的梦之后，才终于同意下山去见姥爷的。八十多岁的姥爷站在弓形的门口，拄着一根竹制拐杖。母亲从机动三轮车上的大椅子上站起，喊了一声“爸”便开始笑。姥爷也开始笑。这两个表情错乱的人，用笑容遮盖了所有由多年的思念、猜测酿制的复杂情绪。母亲被父亲和姨父从车上背了下来。姥爷和她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竹子拐杖和榆木拐杖支撑着这场重逢。母亲已经开始哭泣。姥爷的手抚过她花白的头顶，不断重复着几个字：傻妮子啊，傻妮子！

母亲和姥爷说着话，他们的拐杖放在沙发的侧边，像两匹拴在那里等待主人相会的马。

多年看不到女儿的姥爷，在心里不住猜想。他甚至想过，我母亲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哪怕母亲身患残疾，他也觉得，这个结果是好的。姥爷一直笑，一直笑，他每过一阵就会说：傻妮子啊，傻妮子。几年里的期盼、猜疑、失落、祈祷……种种复杂的滋味都深陷在这三个字里。

一年多之后的那个春节，母亲早早开始准备看望姥爷。她念叨的时候，父亲总是不应声。到了说好的日子，父亲却还是推托。母亲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她追问着，终于知道，早在三个月前的初冬，姥爷便已去世。母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用力敲击着榆木拐杖，好像要把那短暂的几次相聚从拐杖里抖落出来。可是，那拐杖早已经被它训练成了哑巴，又脏又旧的小花布，包裹着一根拐杖有可能发出的所有声音。

母亲没有哭，但她却在第二天的清晨给我打电话，说，她梦见自己一个人站在土炕上，四周都是悬崖。我明白那是她内心的无助与恐惧在发出警告，便劝她，你要难受，就哭几声吧。但她却重重叹了一口气，姥爷当年说的话移植到了她嘴里，她说：傻妮子，呵，傻妮子！

母亲再也离不开那拐杖，她有时坐在门前的土堆上发呆。双手握紧它，怕它忽然跑掉似的。

把拐杖驯服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能变成拐杖的代替品，比如笤帚，她手握笤帚，从一间屋子穿过另一间屋子，扫了屋里又扫院子。比如搓衣板，比如那一段段塞进炉口的柴禾……有它们支撑着，她就觉得生活四平八稳。

总有“好消息”从亲戚朋友们的舌尖上奔过来，今天是坐一坐就能包治百病的椅子，明天是各种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和传说。所有东西都在伸出触角，撩得她心痒。她在电话里一次次向我验证， 这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我竟不知道如何作答，我怕自己把她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给熄灭。但后来，她在医院大夫那里得知真相。再有人向她推销什么的时候，她便直接拒绝。我才发现，与是否还有治疗的希望相比，她更怕被骗，她怕自己会犯电视里那些老年人通常会犯的错误。母亲用半个身体抵抗着一个老年人可能会遇到的各种蜜枣与暗箭。

母亲一旦到了自家的地盘上，顿时变了样子。没有拐杖，她也能自如地干一些简单的活。后来，我追问多次，她才说，是不想给忙着上班的弟弟添麻烦才回来的。另一方面，她也是怕再去跟那些新事物、新环境进行磨合。我可怜的母亲要驯服一件生活中的器具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把那些失败的、沮丧的过程都藏起来，只让我们看到好的结果。她总说，哪怕只有一只手能动也要将日子过好。每当听到这话，我就想到冬天里被放置的半颗白菜，它努力冒出新芽，努力从半颗心里开出完整的、灿烂的花。

许多个夜晚，我都会梦见母亲和她的拐杖。有时，我就是那拐杖，我陪她走在泥泞的土地，走过雪地，到处都是我们的足迹——两个脚印和一个圆圈。母亲回过头看这落在大地上的孤单的印迹的时候，我躲在那木质拐杖里哭。醒来之后，我觉得梦真是相反的。在这些年里，我太把自己当成一棵树，树枝一直伸向远方。母亲在我幼年时，只告诉我要往高处飞，要往远处走，她把要成为拐杖这样的事情留给自己。可她偷偷在心里锻造的那根拐杖还没有成形，便病倒了。那年，她才48岁。

有段时间，我在本子上想描画一个拿着魔法杖的仙女，可画来画去，总会将魔法杖画成拐杖。于是，我将那拐杖画得枝繁叶茂，像棵行走的树，它将主人揽在自己的影子里，像把伞一样，为她遮挡风雨。有时想想，手持拐杖努力生活的母亲，何偿不是那个拿着魔法杖的仙女。

刘云芳，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开平区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天涯》《诗刊》《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儿童文学》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等奖项。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长篇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