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日，作者为于蓝老师庆祝九十七周岁生日

作为一个演员，她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可亲可敬、可信可爱的革命母亲形象，让一代一代观众将她视为伟大的革命母亲化身。

作为一个母亲，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她创立的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已跨越国界，带着她那深厚而博大的母爱在世界各地延伸传承。

作为一个女性，她经历了战乱的年代、流亡的生活、疾病的折磨、亲人的逝去。但在花甲之年，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当我望着她那苍苍白发和岁月毫不留情在她脸上刻下的深深痕迹，我发现她是所有电影明星中最不喜欢掩饰自己面容的。当她晚年坐着轮椅每每出现在我们的剧本讨论会和影片首映式上，我内心总是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愧疚与不忍。当我们全家得到田壮壮同意最后一次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那永远坚强的眼神第一次变得那么虚弱无助……我不相信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影响我一生的于蓝老师会在这个世界上逝去，因为她的爱早已融入我的内心深处永远在沐浴着我。

延水河边的小姑娘——银幕上的革命母亲

于蓝老师在为我们拍摄的电影《黄克功案件》书集的序言中写道：“当我1938年17岁来到延安的时候，就听到了‘黄克功案件’这个故事。但我们这些奔赴延安来的青年却没有任何害怕和恐惧。因为在延安人人平等，毛泽东也常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时我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每天欢笑蹦跳。在延安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

于蓝老师在自传中也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她在延安时期，在抗大、在鲁艺的学习生活和艺术实践。她不是靠漂亮脸蛋而是在艺术前辈的指导下才对艺术逐渐领悟走上舞台的。她从小失去母亲，经历了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才会对革命大家庭充满珍爱。她来到延安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革命无限忠诚。”那一刻她毫不犹豫做出决定，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从此坚定了她一生的信念。

有人说，于蓝是那个红色摇篮中的宠儿。而我说，那是她的品格、意志、信念、追求，让她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于蓝老师的所有电影作品中只有她的处女作《白衣战士》我没有看过。但我看到有评论家说，她塑造的革命女战士形象是以后中国电影涌现出的“红色娘子军”系列形象的发端之一。

在于蓝老师以后的所有电影作品中，她塑造的形象都与“母亲”这个角色密不可分。

于蓝老师拍摄的第二部影片《翠岗红旗》，她饰演的向五儿是一个农村妇女，为了支持丈夫参加红军，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忍辱负重。于蓝将这位在影片中跨度15年坚韧不拔的母亲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

于蓝老师1952年拍摄的《龙须沟》和1959年拍摄的《林家铺子》都是她电影表演史上的重要影片。虽然在这两部影片里她饰演的都是配角，但程娘子和张寡妇饱受旧社会苦难的母亲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显示出于蓝老师的电影表演艺术日趋成熟。

1960年，于蓝拍摄的影片《革命家庭》是她电影表演艺术的代表作，也是她塑造的最成功的革命母亲形象。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我已经被她塑造的母亲深深吸引，终生难忘。至今，在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完美的母亲形象仍然是周莲。

1965年，影片《烈火中永生》震撼了全中国的观众，于蓝塑造的江姐既是革命战士也是革命母亲。这部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影片，曾经感染了几代观众。于蓝塑造出了江姐的柔情与刚烈、坚定与沉着、平凡与伟大。数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止一次目睹，观众见到于蓝时的热烈场面。孩子们称她于蓝奶奶，人民群众仍然称她“江姐”。在观众心里，于蓝就是他们永远爱戴的“江姐”。

于蓝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演员，她得到了一个又一个独具魅力的革命母亲的角色，并以她独特朴实的表演风格体现在银幕上。

于蓝是不幸的，正在她表演艺术日臻成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灾难，使她过早地终止了她无比执著热爱的表演艺术。

花甲之年接受挑战——中国儿童电影的一座丰碑

我结识于蓝老师是在1982年，我和王兴东编剧的电影《飞来的仙鹤》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那时的我们初出茅庐，到北京领奖时见到仰慕已久的于蓝老师。于蓝那么平易近人，见到我们就说，她喜爱《飞来的仙鹤》，她的童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这部电影不仅充满北国风情还充满儿童影片的寓言性。她还带着我们拜访了很多艺术家前辈。第一次与于蓝老师深入交谈是创作电影剧本《鸽子迷的奇遇》，导演于彦夫、张圆夫妇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于蓝老师刚刚看完了我和兴东创作的电影剧本《鸽子迷的奇遇》，她兴奋地请我们在餐厅里吃饭，让我坐在她身边，不断给我夹菜。至今我还记得她郑重说过的一句话：儿童电影制片厂太需要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的剧作家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从今天开始。那是1985年的秋天，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刚刚走过了第4个年头。

4年前，党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文化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建议成立一个为少年儿童服务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于蓝，任命于蓝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当时于蓝已经60周岁，刚刚做完癌症切除手术便接受了这项重任。许多朋友都劝她不要接受，于蓝也思索了很久。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晚年，这个世界留给她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她现在的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需要的是脚踏实地为党为人民做几件事情，儿童电影制片厂正是她完成自己最后夙愿的一块大有作为的天地。于蓝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命，中国终于有了一家为少年儿童生产电影的制片厂。没有资金，没有厂房，没有创作队伍，于蓝这个光杆司令面临着的将是多么困难的挑战啊！可她没有犹豫，日夜思索，各方咨询，快速决断。她就像一个年轻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年仅一岁半的时候，就拍出了《应声阿歌》《红象》等4部影片。当孩子们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标时，鼓掌欢跳。坐在孩子们中间，望着孩子们一张张笑脸，于蓝是欣慰的。可她却没有更多时间品尝这种欣慰，她要为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和发展筹措资金，建设厂房，她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培养和建立一支儿童电影创作队伍。

有人说，于蓝的成功主要在于她电影演员的知名度。而我说，于蓝老师的成功主要在于她有一颗赤热的心，那是一颗能将一切燃烧和溶化的心。

1986年的秋天，我们正在为儿童电影制片厂写作第2个剧本《我只流三次泪》。听说于蓝老师那几天要来长春，我们期待着与她会面并倾听她对剧本的意见。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全家还在酣睡着，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我急忙穿着睡衣爬起来打开门，万万没有想到，站在我家楼门口的竟然是于蓝老师和当时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锦俶。我万分窘迫地说：“于蓝老师，您应该事先来个电话，我们去接您。”于蓝笑着得意地说：“我就是想这样，把你们一家堵在被窝里。”

如今，我们已经创作了三十几部电影剧本了，还没有遇到哪一位厂长能像她那样爬上6楼98级台阶，到我们家里来交流剧本意见。那一天，我的心始终是热的，眼睛几次是湿的。谈起剧本来，于蓝老师可是一点情面都不留，每一个人物的设计、每一处情节的发展、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于蓝老师都谈得细致入微。回到北京，她又亲自把我们带到大导演水华家里，请水华导演亲自为剧本把脉。影片艺术顾问水华一槌定音给剧本定了基调：去掉剧本中的所有枝蔓，故事主线就是表现战争中的父子情。孩子一路去战场寻找爸爸的过程，就是孩子在苦难中成长的过程，最后孩子看到牺牲的烈士，知道不需要再找爸爸了。

于蓝老师在她《苦乐无边读人生》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她与我们的结识、信任与友谊，以及《鸽子迷的奇遇》《我只流三次泪》这两部电影的诞生过程。

于蓝的这一片赤心不仅打动了我们，也打动了一切投身儿童电影事业的人。于蓝为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过影片的四位外厂导演每人分一套住房，这个决定曾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于蓝坚持这样做了。为团结更多的儿童电影工作者繁荣儿童电影事业，她创建了“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设立了每两年评选一次的童牛奖，创建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儿童电影节。第五代电影代表人物张艺谋、冯小宁、田壮壮、侯咏、吕乐、尹力、张建亚、谢小晶等，他们的电影处女作都是在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至今，已经拍摄了百部电影，这不能不说是于蓝为中国儿童电影建起的一座丰碑。也许每一部影片的字幕中，包括我们为儿童电影制片厂前后创作的5部电影，都无法找到“于蓝”的名字，但却深深镌刻着于蓝所融入的那份爱。

要死在舞台上——古稀之年创造奇迹

我久久地思索着：于蓝的生命中，什么是她最强的动力？第一是喜欢挑战，第二是喜欢给予。这是我从她身上得到的最真实的感受。

于蓝第一次走上舞台的时候，她的启蒙老师熊塞声曾对她说：这是崇高的事业，要毕生为之奋斗，要死在舞台上！舞台不是战场，为什么要死在舞台上呢？她当时没有懂得这句话的含意，却一生记住了这句话。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她终于懂得了，人生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都要去战斗，直到生命结束，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格。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摄影棚里，于蓝都将自己的全部情感融化到角色中。她说过，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腐烂，一种是燃烧。于蓝外表娴静文雅，在她内心却蕴藏着灼热的火，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

在“文革”中，面对着不公正的待遇，她既不咆哮也不颓唐。每次挨批斗回来，躺在铺板上，悄悄地呑进一片安定，然后掏出一块手绢往脸上一盖，强制自己闭上眼睛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应付再次的斗争。

在干校劳动中，她抢着干重活，不慎从房梁上摔了下来，流着鲜血昏倒在泥土里。经过抢救和治疗，当人们再看到她的时候，她的模样变了，眼睛斜肿着，右边脸部的肌肉已经完全僵死。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啊！同志们难过地哭了，可于蓝却是那么平静，她含着微笑对大家说：“不要紧。”

文化大革命中，她先后失去了两位亲人，一位是她的哥哥，那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一位是她的丈夫田方，那是她相依几十年的战斗伙伴。她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但她没有被痛苦压垮，她在灾难中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文革”后期，她导演了影片《萨里玛珂》，那是表现甘肃裕固族马背小学的故事。她为影片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此后，她又做了3次大手术。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体的有些部位已经残缺了，可作为一个战士，她坚强的意志支撑她一天也没有停止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于蓝的努力下，1986年，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加入了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为了扩大中国儿童电影在世界的影响，1991年6月，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第35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于蓝成功地组织了这次会议，接待了来自17个国家37位从事儿童电影事业的组织者。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主席瑞娜塔和许多国家的会议代表都为北京会议组织得如此圆满成功而向于蓝表示感谢。于蓝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了新的国际执委。这次会议恰是在于蓝70寿辰时召开的，外国友人在这位古稀之年老人脸上，看到的永远是微笑。因此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是一个微笑的国家。

我更近距离与于蓝老师朝夕相处是在1995年，筹备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的“妇女与影视”论坛。这是中国在本次大会上承办的44个论坛中唯一与电影有关的论坛。中国影视界有影响的女导演、女编剧、女演员、女电影事业家20余人在于蓝老师的凝聚下，参与这个论坛。我是女编剧的唯一代表，编记录片撰写解说词的任务自然落在我的头上。我跟着于蓝老师在电影资料馆里找资料，在机房里剪辑，修改解说词。我从内心钦佩这位73岁老人那忘我而充沛的精力及永不消失的激情。论坛临近的日子也是我们筹备最紧张的日子，我们印制了很多传单，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参加我们的《妇女与影视》论坛”，下面是论坛时间和地点。我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样，每天背着重重的一包传单，在各个会场里到处张贴和散发。即使在那次有各国总统夫人隆重出席的希拉里演讲的会场上，我也丝毫不惧地站在门口散发传单，生怕于蓝老师带领我们筹备半年之久的论坛被冷落。在怀柔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那些日子，于蓝老师更是为论坛每一个细节的落实工作至深夜。

我们的“妇女与影视”论坛终于如期召开了，那个能容纳数百人并配有5种语言同声传译的会场里，竟然座无虚席。许多迟到者只好站在过道里。论坛开始，于蓝老师便做主旨演讲。演讲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黑暗中为求生存而斗争的妇女；第二部分，在战争岁月中求解放的妇女；第三部分，在建设中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妇女。这三部分内容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在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剪辑出来的。于蓝老师怀着真挚情感的演讲，亲切、自然、简洁、生动。那是我一生中看到于蓝老师无数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讲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我们参加论坛的中国女电影工作者，眼睛也都湿润着，感到无比骄傲与满足。

于蓝老师是幸福的。她将毕生精力给予了千百万观众，给予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妇女与儿童，给予了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而她得到的，是她一生也享用不完的深厚的爱。

写到此，已经是凌晨了。我在台灯下再次翻开于蓝老师的自传《苦乐无边读人生》，抚摸着扉页上于蓝老师的亲笔签字：“王兴东、王浙滨两位作家：为纪念我们的友谊特以此书赠送！于蓝2002年10月于北京”。

我的眼泪此刻止不住喷涌而出。亲爱的于蓝老师，仿佛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仿佛没有走远，仿佛就坐在我身边，真挚而亲切地讲述着她心中的甘苦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