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杂志社改制转企，负责人胡建勋选择提前退休。“我”幸运地顶替了他的位置，但他仍想和从前一样掌控杂志的话语权，“我”越是想摆脱他的控制，他的身影就越是无处不在……改革打破了编制的壁垒，让没编制的人享受到了“红利”，但如何在新形势下找准定位，创造价值，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人性的复杂，现实中暗流的汹涌，让这一进程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一

这些天，单位的气氛忽然有些神秘，那些有编制的总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关系好的聊得频繁火热，关系不好的也不计前嫌，似在酝酿什么大事。我想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中讲到的燕子低低飞、小鱼跳出水的场景，难道是要变天了？当然我不会胡乱打听的，有人来找我办公室的胡老师，我总是第一时间起身回避。既然他们神秘兮兮，我还是识相点儿，不听到为妙。

我们杂志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有事业编制，这部分人数量已经不多了，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属聘用制员工。编制是道分水岭，把一个单位的人分成了两个阶层，两拨人同工不同酬，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薪酬。但我们顶多背后议论一下，发发牢骚，大不了再骂上一句，他妈的，事是我们做，钱归他们拿。当着他们的面，却没有人提出质疑，日子长了，反而习以为常。心理不平衡的可以选择跳槽，另谋高就，但真正辞职的没几个，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种种迹象表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风声传到我们耳朵里，说是我们这种事业单位要改制成企业，事业编制要核销，所有员工都要纳入企业化管理。他们议论的显然就是这个事情。他们关起门来背着我们聊得昏天黑地，以为我们不知道，但几天后，我们中有人不知从哪个渠道看到了省里的文件，就拣紧要的转述给我们听了，说是改制一事千真万确，步骤写得很详细，还有落实的时间表，具体来说，就是到今年年底，改制工作一定要完成。

事业单位改制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才议论纷纷。我们这些没编制的也关起门来聊。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有人面露惊喜问，改制之后，编制没有了，我们岂不是要同工同酬，提高待遇了？有人接过话说，少做美梦了，别到时换汤不换药，让你空欢喜一场。两种观点分庭抗礼，呈胶着状态。

这个时候，胡建勋老师却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有人来我办公室串门，看我一个人坐着，就指着胡老师的办公桌笑他，说这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点事情就把他吓出毛病了。笑归笑，其实他住院跟这件事没一毛钱关系。他的左肾有多发性结石，那天最大的那颗掉进了尿道里，把那根细小的管道堵塞了。他痛得哭爹喊娘，在床上打滚，脸色苍白，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被送进医院后，先是体外激光碎石两天，谁知那粒结石坚硬如铁珠，居然没有震下来。只能改成无创手术。据说是把一个微小的仪器从尿道口伸进去，跟结石狭路相逢后，通过激光把它击碎成粉末，然后随尿液排出来。这种手术不伤筋不动骨，皮肉毫发无损，但还是要流血要受痛，害他又多住了两天院。

那天我去探视，他半卧在靠窗的病床上输液，腰背后塞两个大枕头。我询问了下他的身体情况，又汇报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他叮嘱我记得给那盆君子兰浇水，我连连答应请他放心。我知道他对那盆植物有特殊感情，也知道那是位姓马的美丽的小学女校长送给他的，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摆了五六年了。平时都是他亲自浇水的，怕我掌握不好规律，把植物浇坏了，所以不让我插手。他吩咐我，先摸摸盆里的土，如果湿润的话，就先不管它，如果土是干的，就多浇点水，一次浇透。我点着头听完，正要起身告辞，病房里又进来一个人。他一进来就高门大嗓嚷：“胡老板，我不打你电话，还不知道你住院了，你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胡老师欠起身子，乐呵呵地答：“一点儿小毛病，下水道堵了，医生技术高超，已帮我疏通，没事了。”

来人看到我也在病房，眼睛一亮，仍然声如洪钟：“哇，杨老师你也在？”说着朝我伸过手来。

我握住他厚实的手掌，说：“周主任，别叫我老师，还是叫我小杨吧。”

来人是某某区教研室主任周宏亮，一表人材，身材魁梧，声音如名字一样洪亮，外形像体育老师，实则是语文教研员出身。虽说当主任多年，但专业仍然没有放弃。在县区语文教研员里面，他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了，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跟胡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不夸张地说，凡是胡老师出席的活动，定会有周主任的身影出现，反之亦然。既然周主任来了，我只能收回欲走的脚步，再陪他一会儿。从他们的话语里，我听出来，周主任之所以知道胡老师在住院，是因为他给胡老师打电话，要敲定明天他们区里小学语文老师教学比武的评委，胡老师说自己不能参加了，他追着问原因，胡老师才不得不道出实情。也是的，这种小毛病，即使关系再好，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告知于人。周主任叹道，你病得真不是时候，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到哪里再去找评委？胡老师说，哎呀，你这个大能人，还怕找不到人。周主任说，一般的人倒是找得到，但谁能替得了你？没你们杂志社捧场，我们这活动要降低几个档次。说着，他把目光落到我身上，眼睛忽然又是一亮，说，要说合适的人，这里不是有现成的吗，杨老师可以代替你去啊！胡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会儿，才接了腔，老腔老调地说，怎么是他代替我，他也是我们杂志的编辑，他也可以代表杂志啊。周主任赶紧改口，连连说，是是是，我请他，我请他这个大编辑做我们的评委。

如果胡老师不犹豫，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既然他犹豫了，我也就不再犹豫。我当场谢绝了周主任，说我才疏学浅，业务不精，担当不了这个重任。我很清楚，他们有固定的圈子，我这个圈外人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在胡老师身边待了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识相的。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现象是看不惯的，多少还有些气愤，凭什么全省基础教育语文界的话语权就被这几个人霸占了？别的人就没有真才实学、业务能力比他们弱吗？谢绝之后，我又有点后悔，怕什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答应他？周主任坚持说，哎呀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虽然我们是在这里偶遇，但我是真心实意想邀请您的。当着胡老师的面，我仍然心虚，找了个借口继续推脱说，我明天有事，早就约好了的。

回到单位，我发现不少门是关着的，特别是那些有编制的人的门，门后隐隐约约传来说话的声音。他们又在议论改制的事？也许改制的消息壮了我的胆，我坐下来，边喝水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给周宏亮打电话，告诉他，明天约好的事改期了，我可以去做评委。

教学比武在育才小学进行，我混在“专家”堆里，认认真真听了一天课。其他评委见我坐在原本属于胡老师的评委席上，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第二天下午，“专家”们开始评课了，轮到我时，我一眼不看听课笔记，十二堂课的优点缺点，都刻在我脑海里，我一堂接着一堂进行分析，娓娓道来，言简意赅。我发现他们听得都很专注，有人还频频颔首。我很有信心，我这个新人第一次亮相，即使算不上惊艳，也完全能给人惊喜。作为杂志社的代表，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拿我跟胡老师作比较的，我不怕他们作比较，怕的是他们不作比较。不说别的，单是胡老师那一口乡音浓重的普通话，怎么能跟我训练有素的标准的普通话相比？我们这里把不标准的普通话叫做塑料普通话，简称“塑普”。胡老师的“塑普”我是能够听懂的，可我经受了十年的听力训练啊！刚开始来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话我何尝不是一半靠听一半靠猜。那些可怜的语文老师们，听着胡老师评价自己的教学时，那一嘴的“塑普”难道就没让他们云遮雾罩？我有时想，如果是别的科目还可以原谅，可胡老师作为语文教学界的“专家”，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权威性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事实上，说不好普通话，也不影响他当“专家”。今天我的亮相，会不会是向他发出了挑战？

晚餐敬酒的时候，周宏亮附在我耳边说：“你这个千里马，早该出来大显身手了。”

二

我不是千里马，胡建勋也不是伯乐，工作却让我们形成了这种关系。没错，当初我也是经过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被一双双挑剔的目光炙烤过，最后才来到这个单位的。他虽然没有职务，只是个“主事”的，但挑我进来是要配合他工作的，没有他的点头，我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我俩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我俩这种关系却一直没变。我刚来的时候，这本《新课程》杂志只是本月刊，关于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大到教育政策，小到课堂教学，什么都往里面装。那时他只是文科教学版面的牵头人，所有文科方面的文章，最后都到他那里汇总，由他审阅后再交给编辑部主任。三年后，杂志由一变三，改成了旬刊，每月出三本，其中一本是语文教学版，具体工作由他负责。随之而来的，是他正式有了身份，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对整个杂志来说，他是副主任，对语文教学版来说，他实际行使主任职权。也就是说，这一本刊物，他是“掌门人”。

编辑部主任也好，主编也好，社长也好，对我来说都远了点，胡老师才是我老板，工作中我只认他；他分配我任务，我对他负责。有他罩着，我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什么事都被他顶了，坏事都落不到我头上；要是犯点小错，顶多被他骂几句。被他骂几句算什么事呢？关起门来，谁也听不到。

当然，真正落到我头上的好事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件。除了每月按时交稿外，其他事情我都插不上手。他的名字，就等同于《新课程》语文教学版，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是他到场。他是省内语文教学的专家，大凡有语文教学相关的活动，如教学比武、教师招聘考试、职称评定……都是他代表杂志社露面。他跟省教科院基教所语文室主任、师大文学院教授、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主任等组成的专家团，控制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话语权，谁要想在本领域出人头地，干出一番成绩，得有机会先获得专家团的认可，自然也少不了要在我们刊物上频繁亮相，否则的话，纵有一番抱负，也难有出头之日。

他忙于抛头露面，编稿子的事基本不插手。他安排我做组版编辑，在我后面进来的小廖和欧阳编好的稿子，先汇总到我这里，我处理之后再交到他手上。但我们编好的稿子，总有一部分会被他压下来。并不是我们编的稿子达不到要求，而是他每次当专家回来后，总会带回来一些稿子，这些稿子都是他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跟人家承诺了的，如果不兑现，就无法交差。这些稿子良莠不齐，但按照他的交待，能用的肯定要用，不能用的，创造条件也要用。什么创造条件？还不是害我们改头换面，甚至推倒重来。单是这样的活计，每个月就让人累得够呛。

我们编的稿子，也不完全是自由来稿，也有部分关系稿，比如别的同事转过来的稿子。特别是发行部同事转来的，按我们的理解，是要重点考虑的，发一篇这样的稿子，有可能稳定杂志的发行量，甚至带动发行量的提升。每次交稿，他都要询问每篇稿子的来历，我都会一一告知于他。他通常会嗯的一声，照单全收，但并不及时发排，有的拖上几个月，有的音讯皆无。托付此事的同事问起，我只是如实告知，我已经编发了，最终能不能见刊，得问胡老师。把稿子托付于我的，大多跟我一样是招聘员工，有编制的就直接找胡老师了，除非跟他关系特别紧张的。能直接跟胡老师对上话的，就不会来找我了，所以让他们去找胡老师，基本上等同于一句废话；他们不去找，稿子基本上也就没有了下文。只有发行部年轻的同事托付的，如果久不见刊，我会提醒一下胡老师。胡老师有时说差点忘了，下期发排；有时也反应冷淡，抱怨说，就他们事多，也没见发行量有多大长进，涨了他们有提成，又不给我们涨工资。我无言以对，只能讪讪而退。

因为每次每篇稿子都要“交底”，我们编辑想发篇关系稿都很谨慎，不是非关照不可的就尽量推脱，小廖和欧阳私底下跟我嘀咕抱怨，这小编辑当的，上篇稿子的权力都没有，真没劲。

我何尝没有这种感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想得更深远一点，有他在前面挡着，我可能长时间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头几年我还习以为常，对他言听计从，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多少非分之想，时间长了，我也不想甘于平庸。教育是个大市场，我也想拥有一片天地，施展身手。现在国家正在提倡全民阅读，学校都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对学生的阅读十分重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加了不少老师的微信，在他们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一些学校邀请学者、作家进校园开课讲座的消息。通过了解和分析，我决定把演讲和阅读结合起来，进入校园，为广大的师生，特别是学生服务。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对演讲很感兴趣，加入了学校的演讲社团，并且在全校演讲比赛中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年评委对我的评价言犹在耳，他们说我的普通话标准，嗓音浑厚中略带沙哑，富有感染力。当编辑的这些年，我苦读了很多书，也经常练笔写文章，指导小学生阅读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以演讲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说不定能达到别样的效果。规划了这条出路后，我很兴奋，因为我明白这条路很适合我，算得上是另辟蹊径，关键是，这条路跟胡老师的路不重叠，没冲突，我俩是蛇龟两路，各行其道；完全可以做到各显其能，相安无事。趁着兴奋，我把想法给胡老师汇报了，我说，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阅读推广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也想朝这方面努力一下。胡老师注视我一阵，说，你先试试也可以。

我想得太天真了，胡老师怎么会让我不务正业，放开手脚抛头露面呢？我去了两所学校做了演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第一所学校讲完后，那位精干的女校长仰着妆容精致的脸蛋，激动地对我说，太精彩了，杨老师你早该来我们学校了！你不知道，上学期我请了一个著名的童话作家来讲课，他开出一个条件，要搞作品签售，我只能答应了，谁知他会写不会说，课讲得不怎么样，书倒是卖得不错，结果有家长无聊，打电话到教育局告了我一状，害我挨了顿批评，差点背了个记过的处分。知道我有此特长后，很多学校都来邀请我，一般都是校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小学校长不少是由语文老师升上来的，女老师居多，不少以前就是我的作者。我沉浸在初试成功的喜悦中，正需要他们的捧场，对邀请都是来者不拒，根据顺序一一排进了时间表。但再要去找胡老师请假，他就颇有微词了。我分辩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也知道我去了别的学校，总不能厚此薄彼吧？叫我以后怎么见人？胡老师正色道，你不能太分心了，不能本末倒置，编辑工作一环接一环，出了差错怎么办？这个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校长那里好办，你不好意思推脱，我来帮你说吧。说着就要当着我的面给人家打电话。我认识的校长，他基本上比我还熟。有一次他还开玩笑说，你认识这些校长的时候，她们已是徐娘了，而我认识她们时，她们还是少女。交情谁深谁浅，立见分晓。不等他打电话，我就回了自己座位，赌气表示不去了。

看出我心里有想法，他就隔着桌上两台电脑，跟我聊了会儿天。我心情不佳，聊了些什么也忘记了，唯有一句记得挺牢。他说：“你也不要有别的想法了，还是安安心心做好编辑工作，我退休了，这一摊子还不都是你的。”

要是以前我可能还会感激涕零，但现在他画再大的饼我也不为所动了。再说，谁知道以后是个什么情况？他离退休还有七八年呢。

三

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消息，文件正式下发到了单位，单位召集有编制的人员正式开了会。会上传达的精神很快传遍了全社，我们没开会的也都知道了，内容比我们先前了解到的更丰富，也许上面汇总了一些意见，考虑到编制内员工的感受，提供了更多的出路供他们选择。除了前面已经了解的，随单位转企改制变成企业员工外，又加了两条，一条是可以调往别的事业单位，但得自己去联系；另一条是工龄满了三十年的可以提前退休。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的工作几乎停摆了，满脑子都在考虑这些问题，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也用不着回避我们了，现在已无秘密可言。讨论来讨论去，初步想法惊人的一致，没有人愿意“降格”成企业员工，符合退休条件的萌生退意，不愿退休的另谋出路。当然，退休是迫不得已，有谁愿意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坐在家里养老？但事业单位的稳定和舒适，又是谁能舍得放弃的？即使退休了坐在家里，也是在事业单位拿退休金，比拿企业退休金强多了。能够另谋出路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具有高职称高学历等硬通条件，别的事业单位愿意接收。比如主持数学教学版工作的副主任洪老师，他是硕士毕业分配过来的，又读了个在职博士，职称也没落下，已经评了编审，年龄也只有四十多岁。凭借这样的条件，他很快谋到了出路，去省教科院当数学教研员。胡老师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学历没学历——他是师专毕业的，后来捞了个函授本科就没再深造了；职称也只是副编审，年龄也五十多了。他的情况显然跟洪老师没法比。总不能让他去中小学当语文老师吧？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在现在这个位子上，可以评判这个老师的课上得好，那个老师的课不行，真要让他自己上讲台，合不合格还得另说，不说别的，单是那一口“塑普”就肯定过不了关，不需家长出面，学生就会把他轰下台。

我俩一个办公室，免不了要扯到这些事。他烟抽得很凶，因为我不抽烟，他以前还比较注意，想抽了就去走廊上，走廊上有块窗子长年开着，是他固定的朝外面吹烟的地方；这些日子他也不顾忌这些了，仰在椅子上就开始吞云吐雾，跟随烟雾一起吐出来的，可能还有一肚子怨气。我知道胡老师打心眼里是不愿意退休的，越是这样，我越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巴不得退休了事，我还可以说，退休了多好啊，什么鸟事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给单位卖命了，以后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想干吗干吗，多好，真羡慕你。看着对面那一颗被烟雾笼罩的硕大的脑袋，我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偏偏他不是个洒脱的人，我只能把这些话捂在肚子里发酵，放出来的屁都带着酒味。有一天，他竟然征求我的意见，问道：“定安，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择？”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已经化成一个屁，夹带着酒味放掉了，只能选择别的说辞回答他。我想了想说：“胡老师，你该不会真想退休吧？你还年轻，还可以领着我们多干几年。”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停顿了一会儿，才叹息一声，开口骂道：“我是不甘心哪。如果我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的事业单位身份，说没就没了，这是什么鸡巴政策？说变就变了，变成企业了，待遇也没得保障，得看以后能不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工资都发不出；过几年再一退休，还要到社保领退休金，左算右算，横竖都划不来。”

我接着说：“政策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不公平，但上面定了的事情，又没有办法去推翻。不是还有一条路吗？听说洪老师已经联系好了调动单位。”

他声音提高了，不知是羡慕人家，还是懊恼自己：“那个鬼家伙，精得很，不声不响的，这些年文凭捞到了，职称也到手了，好像算到了会有今天。哪像我，这几十年只晓得傻里傻气埋头做事，什么都放弃了，以为一辈子就拴在这里了，文凭也好，职称也好，都可有可无，现在形势一变，拿不出硬家伙，就没有退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想去企业，也不想退休，又找不到可以调动的单位，那还有什么路行得通呢？文件上也只说了这三条路，我可没办法帮他指点迷津，再想出一条新路来。不过很显然，他找我说这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指望我能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道路。碰到这种事情，我起初还是蛮理解他的，人一辈子总要遇到几个关键时刻，要做几道难度很大的选择题，比如选择高考志愿、就业城市、结婚对象……哪一个都跟命运息息相关，让你不敢轻易落笔。他又凭空比别人多了一道，突如其来摆在面前，时间所剩无几，逼他下笔，苦恼在所难免。同情都是短暂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婆婆妈妈，反复权衡，计较太多，我心里对他的想法就变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可留恋的。是放不下手中的权力吗？如果这点小小的发稿权也算权力的话。由此我想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他们退休之前会是何等的痛苦！难怪他们不等那一天到来就早早谋划，要么眼睛瞟着协会学会基金会那边的位子，美其名曰发挥余热；要么把权力发挥到极致大捞特捞，上演最后的疯狂……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自责的，说实在的，他的经历够励志的。他从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那所农村中学教初中，条件简陋，前路茫茫，可他没有消沉，一心扑在教学上，自创课题进行教改，撰写了很多论文，不停地向省内外教学期刊投稿，从无人问津到被编辑主动约稿，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后来我们杂志社缺岗，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那个时候，从一所农村中学调入省城谈何容易，杂志社求贤若渴，认准了他，直接把报告递到了主管部门一把手手上，才把这事弄成了。据说在他之后，除了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杂志社再没从外单位调人进来过。

我不能冷场，就岔开话问他：“社长是怎么想的？他会选择哪条路？”

他说：“不晓得他，估计会选择留下来吧。”

我笑了笑，说：“那你也选择留下来啊，跟着领导走总没有错。”

他一撇嘴说：“我怎么能跟他比？他是领导，改制之后还是领导，说不定天地更宽广。再说，他工龄不够，想退也退不了。”

我们社长才四十多岁，是个少壮派。我们平日跟他接触不多，碰面了顶多笑一笑打个招呼。这些日子他在忙着安抚编制内员工，更没工夫管我们了，但路上碰了面，话明显增多了。他会驻足跟我聊上几句，双眼炯炯有神，拍拍肩膀，压低声音告诉我，这次转企改制，你们编制外员工是最大的受益者，以后所有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早就该这样了，好好干，你们就准备坐收改革的红利吧。我以为他只是对我这么说，背地里一交流，好些人都被他拍着肩膀鼓励过了。我们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激动得双颊泛红，两眼放光，仿佛听见了天边滚滚的雷声，但会不会真的下雨，雨点会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