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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张居正》

作为一位文学多面手，熊召政曾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最早以政治抒情诗写作成名的他，1979年一鼓作气写成了诗作《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作品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诗作有一个副标题——“致老苏区人民”，表露出作者要以诗歌为人民伸张正义、替他们“鼓与呼”的创作意图。在诗集《南歌》《魔瓶》《在深山》《为少女而歌》《瘠地上的樱桃》之外，熊召政还出版过散文集《禅游》《千古风流》《历史的乡愁》《溪边小牧童》《灯花带梦红》《醉里挑灯看剑》，报告文学集《太阳家族》《东方功夫王子》等。不过，在众多文体中，熊召政最为钟情的还是小说，他曾创作出版过长篇小说《蛊王》《梅花钥匙》《酒色财气》等。关注现实人生、探寻世道人心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然而，这些富有生活气息、贴近日常人生的作品却一直没能受到足够的关注，直到熊召政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在历经了商海沉浮，阅尽人世沧桑，走遍大江南北，游历名山巨川，精研百家典籍，揣摩三教九流之后，熊召政退回书斋，以“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创作出14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在先前的诗歌创作中，熊召政反复锤炼过的语言表现能力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有效继承。小说的叙述语言亦庄亦谐，清丽雅正与谐趣讽刺交相辉映，充满张力和韵味。历史小说能在符合当下读者阅读习惯的现代白话文叙述中自然地带出浓郁的古风是殊为不易的，这可视作熊召政成功的审美性创造。

由《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部构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描写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联合明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共同扳倒首辅高拱，柄国十年间主持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全面实施改革，扶朱明王朝将倾之大厦，挽神州大地既倒之狂澜，功业赫赫、圣眷优渥，隆葬归天不久后却落得“家产尽抄，爵封皆夺”，人亡政息、地覆天翻的历史全过程。小说结构明晰，四部作品分别对应着掌权、固权、使权、失权四个阶段，极权政治中的权谋文化成为了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一部“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何镇邦语）的具有恢弘史诗气象的历史小说。

《张居正》最突出的美学贡献是重新塑造了张居正具体而生动的“楚狂”形象。小说主人公张居正系明代荆州府江陵县人，因其家乡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心，故其人亦有“张江陵”之别名。作为张居正的“乡党”，熊召政在写作中自然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说过，“楚狂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无疑是个性鲜明、光芒四射的一位。”作为首辅的张居正的“狂”明显不同于楚国历史上“原生态”的“楚狂”，如“问天”的黄缭和屈原、“歌而过孔子”的接舆，又如以“凤歌笑孔丘”自命的大诗人李白等。张居正的“狂”在骨，是一种内敛的狂傲。熊召政认为，张居正“能够纳‘狂’于‘制’，‘狂’于内而‘谨’于外，‘洪水滔天’却并不决堤千里，这是他成功的理由之一”。此处无疑采取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与“原生形态”“单一向度”的“楚狂”相比较，张居正是发展了的、综合性的、多向度的“楚狂”。

小说在广西匪患猖獗、隆庆皇帝突生妄症的朝野双重危机中开篇。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二人曾经是联手推翻前朝内阁首辅严嵩的“盟友”，但曾经风雨同舟的“盟友”一旦进入内阁成为“同僚”，便会受到多方利益的牵制，其政见往往并不相同，因此种种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如高拱对其座下门生、两广总督李延有心偏袒，张居正却极力主张撤换这位剿匪不力的草包总督，于此表现出人物超出庸常的“知人之智”。张居正认为，“李延心存政府，遇事实报，这是优点。但此人实非军事人才”，既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不能胜残去杀，诛凶讨虏。因此，张居正极力推荐虽有贪鄙成性之名声，却“心狠手辣，大有方略”的殷正茂出任封疆大吏以平定广西庆远之匪患。小说中又写到，隆庆皇帝之所以患上不治之症，直接原因是掌印太监孟冲引诱皇上偷出紫禁城，在逛帘子胡同时得上了杨梅大疮，而孟冲就是由首辅高拱推荐任用的威权赫赫的“内相”。

可见，此时大明王朝国库空虚、吏治腐败，匪患不已、内外交困。张居正空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但首辅高拱已将这位比自己年轻13岁的次辅视作强劲对手，步步安排“灭顶”陷阱，处处暗藏刀光剑影。张居正于是只能将“狂傲”深深隐藏，韬光养晦待时而起。“善于等待”是英雄豪杰成长的必备“技能”。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深藏，善于忍耐和退让以避锋芒，其做事却又能曲折迂回、坚韧执著，而这正是白居易所称许的“大丈夫”。

小说生动细致描写了张居正与高拱在广西平匪、王真人逞凶、舍利珠辨真假、李延行贿等重要事件中机关算尽的争斗过程，再现了张居正“上位”后开启“万历新政”，为国为民不惧个人牺牲的博大情怀。在与户部尚书王国光、山东巡抚杨本庵讨论以山东为试点进行的“清田”改革时，张居正亦慷慨陈辞：“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虽陷阱满路，众箭攒体”也绝不后退。“楚狂”的性格特征于此得到充分彰显。张居正通过“京察”“考成”方式整顿吏治，以胡椒苏木折俸，借“子粒田”征税扩大财政收入。他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勇猛精进；他清查田亩，抑制豪强，实施“一条鞭法”，不惜得罪“巨室”、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为推动全面改革，“铁面宰相”常行霹雳雷霆手段，果敢无私。如其下令拆除荆州知府赵谦为他歌功颂德修建的牌坊，公开其父赵文明接受他人赠予的一千二百亩良田的事实，将管家游七的亲戚孟无忧连降两级发配云南等等。小说将这个始终处于政治争斗漩涡中的“楚狂”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明史·张居正传》中赞其“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其性格“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评价其为人“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指出其为政核心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小说详细地描写了张居正“楚狂”性格的生成、发展及演变过程，在张居正早期与首辅高拱争斗时，他处处采取“守”势，步步为营、韬光养晦，无论是与冯保交好，还是向李贵妃靠拢，用的都是“阴谋”。当上首辅后，张居正开始以“霹雳”手段实施全面改革，通过“京察”打压政敌，实行考成法，罢省“冗官”，通过减免田赋、改革税制等，战胜攻取，杀伐决断，手段铁腕、气势逼人，其行事转为“阳谋”，飓风过冈，百草尽伏。等到威权确立，在“夺情事件”和“回荆州奔丧”的过程中，张居正从容镇定，将清流名士和各路政敌“玩弄”于股掌之中，走上了专权的巅峰。正是在这种权力发展“三部曲”的书写中，小说完成了对张居正“楚狂”性格的塑造。

正所谓“成也楚狂，败也楚狂”，小说并没有隐讳张居正的性格缺点：他为了驱逐高拱不择手段；为了“上位”讨好李太后没有底线地一再妥协；结交内相冯保不惜纵容其贪鄙行径；南归葬父时乘坐三十二抬大轿，一路招摇；杀害学者名士何心隐，禁办书院、废除讲学、钳制清流之口并实行文化专制；他亦独断专行、党同伐异，曾经为其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循吏金学曾、李顺等人也先后弃他而去……《明史》本传中称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这直接导致了原先与其同一阵线一众干将的背离。张居正在接受名将戚继光赠送的两名妖艳胡姬后，耽于声色享受，精力衰退、沉疴不起，于壮年病逝，亲手葬送了其新政伟业。小说在“天香楼上书生意气”一章中借张居正的湖广同乡艾穆之口，对“楚狂人”之缺失和“不幸”作出了评价：“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许圉师的女婿，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敝乡的大不幸。但若具体说到当今首辅，楚狂人他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韩之学，法峻义薄，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这是对“楚狂人”的负面评价，从文化构成来看，可以说“楚狂”是儒家、道家与法家的综合体，与原生态的孔孟儒家有鲜明反差，带有浓郁的弥漫于故楚大地之上的千年悲情。

进取和狂放是“楚狂”性格的一体两面。敢作敢为是张居正锐意改革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可靠保障，而他的任性专权也为其身后的命运陡转埋下了伏笔。王先霈在《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观》一文中说：“熊召政写的《张居正》，敢于揭示主人公在激烈政治斗争中公德和私德的冲突，突出人物异乎常俗的抉择，把从大处着眼的历史观与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寓客观的褒贬于冷静的描绘之中，在历史小说人物塑造上开了新生面。”的确，一切成功的历史小说首先必然应取得人物艺术形象塑造上的成功。在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像长廊中，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形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