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国：《西游记》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周 第一天
中国 吴承恩 《西游记》
从印度东行至中国，我们以一部从中国西游到印度的小说开场。吴承恩的《西游记》源自七世纪的僧人玄奘的真实游历，他在中亚和印度游学了十七年。
645年，玄奘终于携佛经六百余部回到中国，并以余生时光，与同行高僧一道从事梵文经书的翻译和注疏。奉唐王之命，玄奘法师著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记下他的旷世之旅。约千年之后，此书被改编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这部出版于1592年的鸿篇巨制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明代一位叫吴承恩的下层官吏。在吴氏笔下，玄奘法师（一般称为“三藏”，意指他所带回的佛经的三种类别）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他安排的四位古怪同伴一起完成了这趟旅程：包括一位改过自新的河妖、一只人形猪、一匹龙变的马，以及最重要的，一只贫嘴而顽劣的猴子，孙悟空。
这些人一道，组成了某种求经兄弟团（Fellowship of the Sutras，译者按：名称模仿《指环王》第一部标题Fellowship of the Ring，《魔戒兄弟团》）。在长达百回的故事中，从飞禽走兽到悍匪流寇到妖魔鬼怪，他们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印度，从如来本人处获赐真经。
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位云游僧人，他无视出国禁令，冒险前往印度，而吴承恩则为之添上了儒学要旨。他把唐三藏塑造成了一位忠君之士，正是唐王派他去求取真经。此著开头和结尾的章节将这个故事置入了十六世纪关于帝国统治和官僚制之发展的政治关怀之中。此外，作为全书主要内容的八十一难里，也加上了炼丹、修仙等民间道教中的常见内容。
如果说玄奘投身于文本分析和精微的哲学论辩，那么吴承恩的叙事则反映了一种对世界的道家的理解：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造物，其意义应当以超越言语的冥想和精神训练的方式来把握。在故事中，唐三藏和孙悟空曾就《心经》这部重要梵文文本的正确阐释发生过一次争论：“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孙悟空坚持自己能解，却又不发一言。而当八戒和沙僧嘲笑他的无言以对时，唐三藏却斥责他们。“休要乱说，”他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
小说写道，如来本人曾见中国地界上，“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因此，他启示中国的皇帝派一位云游僧人去取他的“三藏”真经。“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
对《西游记》的读者而言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去认知这一宗教宇宙论与人类世界的社会政治地理之间的关系。本书的两位主要的英文译者——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和余国藩 （Anthony Yu）——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余国藩的四卷本是全译本，包含了七百四十五首叙评诗。在他长达百页的导言中，余国藩细述宗教和哲学背景，以将此著理解为一部宗教自修的寓言。准此，孙悟空代表了“心猿”这一佛教概念，它的躁动不安必须被平复与启悟。
相比之下，阿瑟·韦利在他1943年的译本中对原著做了改编（就像他早先对《源氏物语》所做的那样，我们下周将会谈到）。他删掉了几乎所有的诗歌，并大大缩减了原文，只聚焦在活蹦乱跳无法无天的孙悟空身上，甚至给他的译本取名为《猴》（The Monkey）。
在韦利的译本里，小说前七章详述了孙悟空的神奇起源（他出生在石头里），并描绘了他如何在炼丹术的神力、以及他自己的毫毛分身术（可化成千百猴军一同进攻）的加持下，几乎要成功攻占乃至统治天界。玉皇大帝试图许以小官收买孙悟空，但他并不满意。在天庭试图收服他时，他的话听上去像是一位强大的叛军首领，正在测试人间的皇权的底线。“你犯了十恶之罪。”玉帝帐下一位愤怒的官吏斥责孙悟空，“你罪上加罪，岂不知之？”“实有！实有！”孙悟空淡定地回答道，“但如今你怎么？”
遵循同样的思路，最近的一部中国改编电影将孙悟空塑造成了将要成王的猴子：
官僚制甚至支配着地府。在孙悟空被人领去幽冥界时，他要求冥王属下官吏在生死簿上找到他的名字，却发现他不属于任何一类：“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里，捧出五六簿文书并十类簿子，逐一查看。裸虫、毛虫、羽虫、昆虫、鳞介之属，俱无他名。又看到猴属之类，原来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最终孙悟空在另一个簿子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天产石猴”，并注寿命为三百四十二岁。但孙悟空认定自己已与天同寿，便放手划去了自己及其麾下猴群的名字。冥府官员吓得不敢违抗。
神秘主义与政治现实双线并行贯穿全书。在故事高潮处，唐三藏一行终于到达寻觅已久的印度灵山。在那里，如来佛祖亲命二位侍从将他们引至藏经阁挑选佛经，“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大功告成之际，唐僧却忽视了向侍从们行贿，而后者为了报复，便给唐僧打包了重重的一捆假经书。在回东土的路上，唐僧惊讶地发现经书全都是无字空本。他哭着叹道：“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么敢见唐王！”他们匆匆返回灵山，却见如来笑着答道，他早知发生何事，并表示侍者做得对，因为“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不过他也退一步说道：“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译者按：即有字真经）传之耳。”语言和知觉抵达了自身的边界，就像在阿塔尔的《百鸟朝凤》里那样，对启蒙的追寻穿越了迷惘与空无的疆界，鸟群终于见到了一切视界的边界。
不论是阿瑟·韦利以猴子为中心的简本还是余国藩芜杂的百回本，《西游记》都是一部杰作，一部世界文学和世外文学的伟大作品。如果要在欧洲文学里达到类似的效果，我们可能要把但丁的《神曲》百篇和《堂·吉诃德》合并在一起，后者也是关于可笑的历险的长篇故事，并同样包含了一位理想主义的主人和他的粗俗侍从之间的各种段子。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一卷，这只比吴承恩的大作出现的1592年晚了没几年。尽管这两位伟大的作家不可能听说过对方，但他们笔下的英雄，堂·吉诃德和唐三藏，以及二者身边的桑丘·潘沙和孙悟空，却可能会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我们人生的中途”，并肩走上一段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