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丛书十年回顾：从经典作家进入历史
部分“文学纪念碑”丛书
“文学纪念碑”是我策划于2007年的一套丛书（以下以“丛书”代称），首先确立的选题是两卷本《纳博科夫传》。首卷《俄罗斯时期》2009年7月出版，一鸣惊人，丛书就此正式亮相，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到2019年7月，《纳博科夫传》精装重版。历经10年，实际推出30余种，这套以经典作家传记为主要特色的口碑丛书已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之一。
丛书名缘于俄罗斯一套同名丛书，该书系侧重介绍世界文学经典，亮点在于完备的学术性题解和注释，这是俄罗斯学者的强项。文学纪念碑，字面意思即文学的丰碑。借用过来之后，我从两方面作了压缩和强化。
文学，此处特指文学传记（亦囊括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传记性体裁），尤其经典作家的传记。源于其作品的深厚度及相应阐释空间，经典作家在文学史序列里属于第一梯队，文学史往往会给予很大篇幅；就传记而言，他们的传记的经典性毋庸置疑，随时代不断翻新，甚至多有重复；就读者接受而言，经典作家受众最广，读者寄予的情感相当深厚，且随着时光荏苒而层累。
纪念碑，无论是实体（体量）还是抽象意义（历史感、影响力），本身就具有传记性。巫鸿先生的美术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提出了“纪念碑性”。因此，当“文学”和“纪念碑”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特别有力量。诚如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的评价：“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就这样，丛书的范围大致框定。
20世纪是“传记”复兴的世纪。伍尔夫在世纪之初提出“新传记”概念，强调传记的文学特质。文学传记（或谓作家传记）在20世纪中叶即结出硕果，诸如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沃尔特·贝特的《约翰·济慈传》、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的《萧伯纳传》等经典传记。这些作品既有学院标准，兼具上乘文笔，而且多被欧美知名传记类奖项遴选出，本身即有品质保证。譬如美国国家图书奖关注作品题材，普利策传记奖则重文本修辞。
丛书一开始选择的两卷本《纳博科夫传》和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即是传记典范，在知人论世和文学批评上做到极致，尤其作品解读可谓超卓，承续甚至再造了作家传记的伟大传统。两套传记在各自研究领域都有“终结者”美誉，两位译者也完美传达了原作的调性。
两套传记对于丛书思路的启发，更多的在于经典作家如何与历史关联。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约瑟夫·弗兰克在各卷前言再三阐述其“文学传记”观：“我所选择的方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文学传记作者不一定非得重点描写其传主个人生活中那些纯属表象和逸闻的细节，这些东西可以通过作家的作品来表现，而且应当严格地从属于对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学背景——它们与创作有直接得多的关系——更为全面的描述”，“文学传记的目的在于，根据作家的个人生活，同时根据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文学以及哲学环境和氛围，为读者提供一个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的背景”。弗兰克将这种写法视为“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实验”。这个模式相当完美，弗兰克旁征博引，伏笔千里，描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而壮阔的一生：1840年代中期以处女作《穷人》一举成名又迅速遭别林斯基冷落，反叛的种子萌芽，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受审；1850年代西伯利亚受难10年，信仰产生“神秘的突变”，重返彼得堡，重建文学声誉，前后创立两份文学杂志，卷入186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社会思潮，创作出转折性作品《地下室手记》，预示着未来那个伟大作家的诞生；1860年代下半期陀氏创造力非凡，短短五六年，三部长篇、两篇中篇；最后10年间，陀氏以《作家日记》的成功、《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演讲达到个人社会声誉的巅峰（第五卷明年陀氏诞辰200周年之前推出）。贯穿五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思潮的艰辛互动。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续会扩展至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经典作家，全面探究时代思潮的底里。
丛书正是借由经典作家进入对历史的观察，予读者以教益。就此而言，丛书事实上还是落脚在了文学史，由一部部经典文学传记书写并合力建构的文学史。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制作了一款主题帆布袋，袋面上印有“从经典作家进入历史”字样，这一理念正是丛书要义所在。很幸运，丛书一开始就得以确立高标准，虽然也有影响的焦虑。好在前列经典传记大多已纳入丛书序列。丛书目前还计划开辟子系列，系统引进英美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传记。
丛书另一支线是文学回忆录。个人兴趣所在，丛书前期确实偏向俄罗斯文学，后面当然会向其他语种扩展。俄罗斯文学向有“文学中心主义”的说法，指的是文学相对于史学和哲学在俄罗斯的重要性。回忆录正是俄罗斯文学的强项之一，整体而言，较之其他语种的文学回忆录，俄罗斯文学回忆录“文学性”外延内涵似乎更为丰富，更有力度。丛书先后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茨维塔耶娃女儿阿里阿德娜·艾伏隆和幽默作家苔菲的回忆录或日记。它们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更是伦理的。后续尼娜·别尔别罗娃等人的回忆录也值得期待。此外，还出了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回忆录，这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小传统，对于经典作家的回忆录的整理相当完备，这一类也要延续出版下去。
丛书内多为体量巨大的传记，对于编辑来说，无论心力还是体力，都是个考验。我把目光朝向诗学批评。这个面向对于经典作家来说本是题中之义，能够深度开掘其文学观念。因为体量小很多，我称之为“诗学小册子”。新增这条线包括《诗的见证》《捍卫想象》，以及新近重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文学传记（回忆录）与诗学批评两翼齐飞，倒也张弛有度。
丛书出版这10年来，刷新了不少人对于经典作家的认知，在人文阅读领域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俄苏文学界口碑不错。我想，读者认可的是原作的高品质以及译文的高完成度。对于以引进版为主的丛书来说，传主、传者、译者，三重契合，方能臻于完美。丛书聚合了不少资深译者，每年都有优秀作品登上各类人文图书榜单。
近年来，传记类出版持续热门，新的品牌不断涌现，诸如南大社“守望者”、上海文艺社“艺文志”，都推出过高质量的文学传记。压力，也是动力。“文学纪念碑”更应保持一贯品质，提高辨识度，提升规模效应。5年前，我曾期望丛书更为恒久开放，力争向“纽约书评丛书”“现代文库”“美国文库”看齐，如今，有了新的实绩，这一愿景更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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